陳建國的家在城東一個老舊的小區裏，樓房是九十年代建的，外牆的塗料已經剝落了大半，露出下麵灰黑色的水泥。樓道裏的燈壞了兩層，陸沉摸黑爬上五樓，在502門前停下來。門上的春聯還貼著，紅色已經褪成了粉色，邊角翹起來，被風吹得嘩嘩響。他敲了三下，等了很久，久到以為屋裏沒人。門開了一條縫，防盜鏈還掛著。一隻眼睛從門縫裏看著他，眼白發黃，眼袋很重，像很久沒睡過覺。
“你找誰？”女人的聲音沙啞，帶著一種警惕的、不太友好的語氣。
“張秀蘭阿姨嗎？我是醫療事故調查處的，姓陸。關於您丈夫陳建國的事，想跟您聊幾句。”
門後的眼睛打量了他幾秒鍾。然後門關上了，防盜鏈滑動的聲音，門又開了。張秀蘭站在門口，穿著一件深藍色的毛衣，頭發花白，亂糟糟地紮在腦後，臉上的皺紋很深，像刀刻的一樣。她比陸沉想象的要老，五十八歲的人看起來像六十八。她的眼睛很紅，不是哭過的那種紅，是一種長期失眠的、身體在慢慢崩潰的那種紅。
“進來吧。”她轉身走進屋裏，沒有回頭。
屋子不大，兩室一廳，但東西很少。客廳裏隻有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台老式電視機。電視櫃上擺著幾個藥瓶和一個相框，相框裏是一張合影——一個中年男人和一個女人，站在一個湖邊，男人摟著女人的肩膀，兩個人都在笑。男人的臉很瘦，顴骨凸出來，但眼睛很亮，笑容很真。那就是陳建國。五十八歲，肺癌晚期，接受“免疫啟用療法”後三個月死亡。
“坐。”張秀蘭指了指椅子，自己在對麵坐下。桌上放著一本病曆，封麵磨損了，邊角捲起來。還有一遝繳費單，用夾子夾著，厚厚的一摞。
“張阿姨，”陸沉從包裏拿出一個資料夾，開啟，放在桌上，“我在調查瑞慈醫院的免疫啟用療法。您丈夫陳建國是接受這個療法的患者之一。我想瞭解一下他的治療過程。”
張秀蘭看著桌上的資料夾，看了幾秒鍾，然後抬起頭，看著陸沉。她的眼睛很紅，但目光很直，像一個已經沒有什麽可失去的人。
“你查這個幹什麽？”她問。
“我想知道真相。”陸沉說，“您丈夫是怎麽治療的，花了多少錢，效果怎麽樣，怎麽走的。您跟我說實話就行。”
張秀蘭沉默了很久。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很瘦，骨節很粗，指甲剪得很短。手指上戴著一枚金戒指，已經磨損得發白了。
“他去年查出來的，肺癌晚期。”她的聲音很低，像一個人在跟自己說話。“醫生說最多半年。我們不想放棄，到處打聽，後來聽說瑞慈醫院有個新療法，不用化療，不用放療，沒有副作用。我們去看了，劉院長親自接診的，人很好，說話很溫和，跟我們說‘這個療法很有希望，很多患者都好了’。”
她停了一下，手指在桌上輕輕敲了敲。
“一個療程二十八萬。我們拿不出來。把積蓄全取出來，又問親戚借了十幾萬，湊了四十多萬，做了兩個療程。”
“他治療之後怎麽樣？”陸沉問。
張秀蘭的表情變了一下。不是變差，是那種想起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同時又知道那件事是假的的那種複雜。
“好多了。”她說，聲音突然有了一點力氣。“第一個療程做完，他就不疼了。以前疼得整晚睡不著，我看著他難受，心裏跟刀割一樣。做完第一個療程，他能睡了，能吃東西了，還能下床走兩步。他跟我說‘老婆，這個藥有用，我感覺好多了’。第二個療程做完，他精神更好了，臉上有血色了，還跟鄰居下棋。鄰居說他不像病人，像正常人。”
她的聲音在發抖，不是悲傷，是那種記憶被翻出來、美好的畫麵和殘酷的現實交織在一起的那種抖。
“他走的時候很安詳。”她的聲音突然低了下去，低到幾乎聽不見。“那天晚上他吃了一碗麵，看了會兒電視，跟我說‘謝謝你照顧我’。我說‘謝什麽，你是我老公’。他笑了笑，閉上眼睛，就沒再醒過來。”
張秀蘭的眼淚流了下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種無聲的、從眼眶裏溢位來的、像泉水一樣止不住的眼淚。她沒有擦，讓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流，滴在深藍色的毛衣上，看不見了。
“我以為他是安詳地走了。”她說，“沒有痛苦，沒有折磨，在睡夢中走的。我們還在網上發帖感謝劉院長，說‘謝謝您讓老陳走得有尊嚴’。我們給他送了錦旗，‘醫者仁心’。現在那麵錦旗還掛在劉院長的辦公室裏。”
陸沉沒有說話。他從資料夾裏抽出幾頁紙，放在桌上，推到張秀蘭麵前。第一頁是藥物成分分析報告，地塞米鬆、嗎啡類鎮痛劑、FK-778。第二頁是地府死亡資料對比，瑞慈醫院公佈的資料和真實資料的對比。第三頁是陳建國的地府死亡記錄，死因那一欄寫著“藥物加速癌細胞擴散”。
“張阿姨，”他說，“您丈夫吃的那個藥，成分是大劑量激素、強效鎮痛劑，還有一種未經批準的實驗性免疫抑製劑。激素讓他‘精神變好’，鎮痛劑讓他‘不疼了’，免疫抑製劑讓他的免疫係統關閉，癌細胞不受控製地擴散。他不是死於癌症，是死於這個藥。這個藥讓他死得比預期快了三到五倍。”
張秀蘭看著那些紙，看了很久。她的手在抖，不是冷，是那種一個人一直在告訴自己“他是安詳地走的”“他是安詳地走的”“他是安詳地走的”，然後突然有人告訴她“不是的，他是被藥殺死的”——那種支撐了她很久的東西在一瞬間碎掉了之後，身體不知道該怎麽反應的那種抖。她拿起那頁藥物成分分析報告，湊近看了看，又放下。拿起死亡資料對比，看了看，又放下。拿起陳建國的地府死亡記錄，看了很久。她的嘴唇在動，想說什麽，但什麽都沒說出來。
“我們以為他是安詳地走了。”她說。聲音很小，像一個在問自己問題的人。“我們還在網上發帖感謝劉院長。我們還給他送了錦旗。”
她哭了出來。不是無聲的流淚，是那種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像野獸被夾住腿時發出的那種哭聲。她彎下腰，把臉埋進手掌裏，肩膀劇烈地抖動著。哭聲在安靜的客廳裏回蕩，撞在牆上，彈回來，又彈回去，像一顆彈珠在玻璃瓶裏亂撞。陸沉坐在椅子上，沒有動。他沒有安慰她，因為他知道安慰沒有用。安慰不能讓陳建國活過來，不能讓那四十多萬回來，不能讓那麵錦旗從劉誌遠的牆上摘下來。他能做的，隻是坐在這裏，等她哭完。
張秀蘭哭了大概兩分鍾。然後她直起身，用袖子擦了擦臉，深吸了一口氣，又深吸了一口氣。她的眼睛更紅了，但目光比剛才更直了。
“我能做什麽？”她問。
陸沉看著她。
“您丈夫治療期間的所有病曆、繳費單、檢查報告，能給我嗎？”
張秀蘭站起來，走進臥室，過了一會兒拿出一個塑料袋，裏麵裝著厚厚一遝紙。她把塑料袋放在桌上，推到陸沉麵前。
“都在這裏了。病曆、繳費單、住院記錄、出院小結。還有他寫的日記。”她的聲音恢複了平靜，那種平靜不是真正的平靜，是一個人已經哭夠了、哭不動了、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的平靜。“他住院的時候寫日記，說‘等好了之後，要帶老婆去旅遊，要去三亞看海’。他沒去過三亞。他沒看過海。”
陸沉開啟塑料袋，翻了翻。病曆、繳費單、檢查報告、出院小結，還有一個小本子，封麵上寫著“治療日記”。他翻開第一頁，字跡工整，一筆一劃——“今天開始第一次治療。護士說這個藥很好，很多人用了都好了。我相信我會好的。”他翻到中間，字跡開始潦草，有些字寫錯了又劃掉，在旁邊重寫——“今天感覺不錯，不疼了，吃了兩碗飯。老婆辛苦了。等我好了，我帶她去三亞。”他翻到最後一頁，字跡很輕，像是沒力氣寫字了——“老婆，謝謝你。”隻有這幾個字。
陸沉合上日記本，放回塑料袋裏。他抬起頭，看著張秀蘭。
“張阿姨，您願意作證嗎？把這些東西交上去，在法庭上說出來，告訴法官您丈夫是怎麽治療的，花了多少錢，怎麽走的。”
張秀蘭看著他，看了幾秒鍾。
“我願意。”她說。聲音不大，但很穩，像一個人站在懸崖邊上，知道下麵是什麽，但還是決定跳下去。“不是為了錢。人已經死了，錢有什麽用。是為了讓他不白死。他活著的時候，沒享過什麽福。死了，不能再讓他白死。”
陸沉站起來，把塑料袋裝進包裏。
“張阿姨，謝謝您。”
“謝我什麽？”
“謝您願意說。”
張秀蘭低下頭，看著桌上那個空了的相框——她剛才把照片拿出來了，握在手裏，握了很久。照片上的陳建國還在笑，瘦瘦的，顴骨凸出來，但眼睛很亮。他不知道自己在笑什麽。也許是覺得有救了，也許是覺得老婆辛苦了，想讓她高興一點，也許是看到了三亞的海，藍藍的，一望無際。他沒去過三亞。他沒看過海。但他笑過，在死之前，在那些藥讓他“感覺良好”的時候。他笑過，然後死了。
陸沉走到門口，停下來，沒有回頭。
“張阿姨，您保重。”
身後沒有聲音。他拉開門，走出去。樓道裏的燈還是壞的，他摸黑下樓，腳步聲在空蕩蕩的樓道裏回蕩，嗒嗒嗒，像心跳。他走到樓下，站在單元門口，點了一根煙。秋天的風吹在臉上，涼颼颼的，煙被吹散了。他看著煙在風中散開，灰白色的，像地府天空的顏色。陳建國的笑臉在他的腦子裏轉，瘦瘦的，顴骨凸出來，眼睛很亮。“老婆，謝謝你。”這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不是“救救我”，不是“我害怕”，是“謝謝你”。他在感謝那個讓他死得更快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在感謝什麽，他以為那個人在救他。他不知道，他什麽都不知道。他隻知道他不疼了，精神好了，能吃能睡了。他以為他快好了。他不知道他快死了。
陸沉把煙抽完，煙頭掐滅在垃圾桶上。他騎上共享單車，往出租屋的方向騎。風在耳邊吹，涼颼颼的。他騎得不快，腦子裏在轉——張秀蘭的哭聲，陳建國的日記，那麵寫著“醫者仁心”的錦旗。劉誌遠的牆上掛滿了錦旗，每一麵都是一個死者的家屬送的。他們不知道自己在感謝什麽。他們感謝的是一個殺了他們親人的人。他們不知道，他們什麽都不知道。他們隻知道親人走得很安詳，沒有痛苦。他們以為那是福氣。那不是福氣，那是謀殺。
他騎得更快了。風在耳邊呼嘯，像一個人的呼吸。很急，很重，像一個人在跑，在追，在趕一個來不及的約定。他不能遲到，因為有人在等他。陳建國在等他，張秀蘭在等他，蘇婉在等他，那些還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的人在等他。
他不能讓她們等太久。
他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