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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斷線的那一刻，我的大腦一片空白。
那種空白隻持續了大概兩秒鐘，然後所有的血一下子湧回了腦子裡。計程車正在友誼大橋上行駛，兩邊的海麵黑得像墨汁，遠處的澳門半島燈火通明，像一座浮在海上的金山。我來不及想任何後果，身體比意識先動了起來，一巴掌拍在司機的座椅靠背上。
“調頭！返氹仔！快！”
“大佬，橋上唔可以調頭——”
“我話調頭！”
司機從後視鏡裡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被我臉上的表情嚇到了，嘴裡嘟囔了一句廣東話，猛打方向盤，車子在橋中央的掉頭位緊急轉了方向，輪胎髮出一聲尖銳的嘶叫。
車子往回開的那段時間裡，我的大腦在處理幾種不同的可能。貴利王的人堵在樓下。他們要的是錢還是人？如果是錢——六十幾萬，我有嗎？冇有。我手頭所有積蓄加在一起，算上阿龍剛轉給我的四萬二，總共不到十萬塊。如果是人——他們要把陳海生帶到哪裡去？斷第二根手指？還是更糟？
我不敢往下想。
手機螢幕還亮著，陳海生的通話記錄顯示通話時長四十七秒。四十七秒，足夠三個人把一個人從六樓拖到一樓。我重新撥過去，不接。再撥，關機。
我的心沉到了胃裡。
計程車在唐樓門口停下，我甩了兩張五百塊的鈔票給司機，拉開車門就衝了出去。樓道裡的燈還是壞的，但今晚樓下停著的那輛白色麪包車是燈亮的——車頭的兩個大燈像兩隻眼睛直直地瞪著樓道口，車上冇有人，引擎還開著。空氣中有一種很奇怪的味道，不是血腥味，而是一種更複雜的、混合了煙味、汗味和某種工業清潔劑的味道。
我用手機手電筒照亮樓梯往上跑。二樓冇人。三樓冇人。四樓走廊裡有個阿婆探出頭來看了一眼，看到我的表情之後又縮了回去，木門關上時發出砰的一聲悶響。五樓拐角處——
我停住了。
地上有一隻鞋。陳海生的運動鞋。三年前我帶他去深圳東門老街買的，灰白色，鞋底已經磨得快要透明瞭。鞋孤零零地躺在樓梯拐角的水泥地上，鞋帶散開，像一朵被人踩扁了的花。
我撿起鞋繼續往上跑。六樓的鐵門開著，門框上有新撞過的痕跡，綠漆掉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生鏽的鐵皮。房間裡燈還亮著，我衝進去的時候看到的是一個被翻了個底朝天的現場——床墊被掀翻，衣櫃門大開，裡麵的衣服全部被扯出來扔在地上。摺疊桌翻倒了，泡麪碗碎了一地，湯汁和麪條糊在地板上。枕頭被撕開，裡麵的棉花翻出來散了一地。看起來像被一群野豬翻過。
那七萬多塊錢也不見了。
我在房間裡轉了一圈，發現陳海生的手機被扔在牆角，螢幕碎成了蜘蛛網。他的通行證也在，被丟在馬桶裡泡著。這兩樣東西都被扔了——這意味著對方不需要他出示身份證明或者聯絡任何人。這不是簡單的追債，這是要讓他徹底從澳門消失。
我在那間被翻得一片狼藉的出租屋裡站了大概三十秒。然後我聽到了聲音。
是從隔壁房間傳來的，603的隔壁，604號房。一陣很輕很細的聲響，像是什麼東西在地麵上被拖行。
我走出603，站在604門口。那扇門跟603一樣是綠色鐵門，但是新一些，門上的漆還冇掉光。我抬起腳一腳踹上去。鐵門撞在裡麵的什麼東西上彈回來，我又踹了一腳，門開了。
裡麵的場景讓我整個人都僵在了原處。
604的房間格局跟603一模一樣，但空蕩蕩的冇有任何傢俱，隻有正中央放了一把木椅子。椅子上坐著一個人，頭上套著一個黑色的布袋，雙手被綁在椅子背後。他的左手——缺了小拇指的左手——垂在那裡，手腕上綁著的繩子勒得太緊，整隻手已經變成了紫色。
“表哥！”
我衝過去扯掉他頭上的布袋。
陳海生的臉腫得幾乎認不出來了。左眼已經完全睜不開，隻剩一條縫，眼角裂開了一個口子，血沿著顴骨流下來在下巴凝成了黑色的痂。嘴唇翻開了一角露出裡麵破了的牙齦。他看到我先是下意識地縮了一下，然後眼神裡忽然湧出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恐懼——不是對疼痛的恐懼，而是另一種更深層的東西。
“走……”他說，嘴唇腫得幾乎合不上，聲音含混不清，像是嗓子眼裡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你走……唔好喺度……”
我給綁他的繩子解釦扣死得太緊，指甲都快斷了也解不開。我掏出鑰匙扣上的指甲刀開始割繩子，一邊割一邊說：“我帶你走。今晚就去關閘。過咗關就冇事——”
我的話冇說完。
因為陳海生忽然哭了。
不是那種默默地流淚，而是整個身體都在痙攣的、無聲的狂哭。他腫著一張臉拚命搖頭，嘴一張一合，像是想說什麼但說不出來。最後他終於擠出了一句話，聲音嘶啞得幾乎聽不清。
“我唔係欠貴利……我欠嘅係榮哥。”
我割繩子的手停住了。
房間裡安靜了幾秒。隔壁603傳來水滴的聲音，一聲一聲的，敲在水磨石地麵上。
“你講咩？”
“那條數……六十萬……唔係貴利，”他的聲音斷斷續續，每吐一個字眼都像刀割喉嚨，“係我老婆救命嘅醫藥費……榮哥借俾我嘅。但係我簽嘅唔係借據，係碼。佢哋將條數轉成碼嘅形式——我唔還，就當我偷碼處理。”
他的指甲掐進我手背，疼得我倒吸了一口氣。但他已經不知道自已在掐我了。他整個人陷在一種極度恐懼帶來的亢奮裡，瞳孔放得很大，像是在對著空氣說夢話。
“偷碼。偷碼嘅下場唔係斷手指。係斷手。”
我終於割斷了繩子。繩結鬆開的那個瞬間，陳海生整個人從椅子上滑下來跪在地上。他用殘缺的左手不停地拍打地麵，發出啪啪的悶響。每拍一下斷指上的結痂就滲出一道新的血痕。他反反覆覆重複一句話，像是卡了帶的錄音機，聲音在喉嚨深處混沌打轉，像一頭被陷阱夾住腿的牲畜在深夜的山裡低嚎。
“我冇偷。我真係冇偷。”
我一把扯住他的衣領把他拉起來。他的臉離我隻有幾寸，那股血腥氣直沖鼻腔。“你點解要簽碼？借錢就借錢，點解要簽碼？”我對著他吼，聲音大得連自已都嚇了一跳。
陳海生的瞳孔終於聚了焦。他在我手裡晃了晃，像是風裡一株要斷的蘆葦，然後他說出了最後一個我想聽的真相。
“因為簽碼先有錢借。借錢就冇。榮哥隻需要碼——佢唔需要我條命。佢淨係要一個永遠還不清欠款、永遠留喺賭枱邊嘅人。”
我鬆開他，站起來。倒退了兩步，後背撞在牆壁上。
外麵傳來威尼斯人鐘樓的報時聲，淩晨三點。鐘聲在夜空中迴盪，沉重悠長，鐘響三下停了一會兒又響一下，像是有人在數著什麼。我忽然想起那個下午——我褲兜裡揣著八萬塊人民幣，滿腔熱血地對阿龍報出疊碼仔那三個字，目露精光，以為自已看到了救人的捷徑，以為自已手裡攥著一張入場券。
我他媽不知道那張入場券翻開背麵寫的是一行小字：買一送一。你進來了，你也彆想走。
我閉了一下眼，又睜開。
陳海生還跪在地上，用那雙腫成縫的眼睛望著我。他的嘴唇哆嗦著吐出一句話：“子吟……佢哋今晚還會來。榮哥有耀輝。耀輝唔係人。”
我把陳海生的一條胳膊架過自已肩膀，扛著他往外走。在樓梯口最後回頭看了一眼604房間——空蕩蕩的，隻有地上散落著半截斷掉的繩子，還有那張曾經套在黑布裡的木椅子。那椅子孤零零地立在灰塵與暗影中間，看起來像是某種審判台上釘死的被告席。
我把陳海生送到了關閘。
三年前我在這裡接他，他從閘口走出來，穿阿瑪尼、戴金錶，對我張開雙臂說“細佬，歡迎嚟到澳門”。三年後我把他送回同一個閘口，他穿著一件從出租屋地上撿起來的臟T恤、一隻腳光著，臉腫得連過關的攝像頭都差點冇認出來。
過關之前他在閘機前麵站了很久。身後是珠海的夜色，麵前的閘機像一張閉不上的嘴，反覆吞吐著人群。他轉過身看著我，嘴唇動了動，想說點什麼。最後他隻說了一句：“錢我會還。”
“還俾邊個？”
他冇有回答。
閘機吞掉他的通行證，門開了。他拖著那隻冇穿鞋的腳走進通道，背影在白色日光燈下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那個背影讓我想起三年前他走進貴賓廳的樣子——那時候他的肩膀是開啟的，步子是大步的，整個人像一把出了鞘的刀。現在那把刀被人折斷了丟進了垃圾桶，隻剩下刀柄還握在一個名叫陳海生的男人手裡，而他已經冇力氣再把刀拔出來。
從關閘回來我冇有回家。出租屋已經不安全了——貴利王的人隨時可能再來，榮哥的人也隨時可能查到我今晚做了什麼。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青旅，在澳門半島的老城區，樓下是一家通宵營業的茶餐廳，樓上是一間三十平方尺的隔間，一張床一個床頭櫃，窗戶對著隔壁樓的牆，連陽光都照不進來。
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上那盞昏黃的燈泡發了很長時間的呆。腦子裡反覆播放著同一個畫麵——陳海生跪在604房間地板上的樣子，他用殘缺的左手拍打地麵的聲音，他嘴裡重複的那句“我冇偷”。和三個月前在出租屋裡看到他的第一晚重疊在了一起。那時候他也跪在地上，也是這張臉，也是這截斷指。
我開始問自已一個問題：如果三個月前我冇有打那個電話給阿龍，現在會是什麼樣子？
答案是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一件事——如果我冇有打那通電話，陳海生的左手不會隻剩四根手指。是榮哥借給他的那筆醫藥費把他死死綁在賭桌上。是那筆被做成碼的借款讓他永遠無法上岸。而我，我用三個月的時間幫榮哥拉了六個客人，每個客人都在這間貴賓廳裡輸到見底。我以為我幫陳海生還的錢，其實每一分都回到了榮哥兜裡——減去我抽走的那幾萬傭金。區別隻在於，榮哥進賬更多，而我為自已買了一條名為“疊碼仔”的囚服。
我在黑暗裡睜開眼。心臟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攥著。
手機響了。
阿龍的電話。我看著螢幕上那個名字閃爍了很久，最後還是按下了接聽。電話那頭傳來阿龍的聲音，比平時低了很多，語氣裡帶著一種不常見的凝重。
“你喺邊？”
“青旅。”
“海生走咗？”
“走咗。”
他沉默了一陣，然後說：“榮哥知咗。”
我冇說話。
“今晚嗰單嘢，你唔應該送佢過關。你應該將佢交俾耀輝。”阿龍的聲音壓得很低，像是旁邊有人在聽，“榮哥本來淨係想嚇嚇佢，斷第二隻手指，逼佢繼續洗碼。而家你送走佢，條數落喺你度。”
“咩意思？”
“意思係，陳海生欠榮哥嘅六十幾萬，而家由你負責。”他的每一個字都像一塊冰掉進我胃裡，“榮哥話你心好。心好嘅人要承擔心好嘅代價。”
電話結束通話。
那個青旅的隔間好像忽然縮了一圈。天花板壓下來的速度比我想象中快得多。床頭櫃上擺著一瓶礦泉水，我一口氣喝掉半瓶，水順著下巴流下來滴在床單上。那些水漬在昏黃的燈光下洇開，形狀像一張賭桌。
我坐了很久，然後拿起手機，開啟那個標題叫“債”的備忘錄。我把之前劃掉的數字全部刪掉，重新寫了一行。
六十五萬。
加上陳海生欠榮哥的六十幾萬。
加起來，一百二十多萬。
這個數字在手機螢幕上發著白光。它靜靜地亮著，不催不逼，隻是安靜地告訴我——你救了人，現在你要替他還。
窗外下起了雨。澳門的雨來得又急又猛，雨點砸在青旅的鐵皮屋頂上發出密集的鼓點聲。遠處的港珠澳大橋被雨幕遮得隻剩一排模糊的燈光，僑港的鐘聲在水幕裡變得悶而鈍。
我從床上坐起來開啟阿龍的微信對話方塊。手指在螢幕上打了刪，刪了打，最後隻發了四個字：“我要還錢。”
過了很久他纔回兩個字：“點還？”
我盯著那個問題看了半天。
想了又想，想不出答案。五十七萬變成一百二十萬不是加倍這麼簡單，是翻倍速度都慢於利滾利。我剛剛親手把一個最親的人送出苦海，然後替他把他的整個深海全部背到自已身上。現在海水冇到了我的脖子。
我關掉螢幕，閉上眼。耳朵裡全是雨聲、鐘聲、碼聲，還有陳海生在電梯間抓住我手腕時那句細弱蚊蚋的餘音——救我。
八個月前我走上這座半島時以為自已可以救人。後來才發現我誰都救不了。這裡不需要救人的人。這裡隻需要兩種角色：被收割的，和收割彆人的人。
而現在我同時是這兩種人。
手機又亮了起來。不是阿龍的微信，而是一個陌生號碼。我接起來，對麵傳來一個淡淡的女人聲音，很年輕，帶一點內地北方口音。
“你好，我係周老闆嘅私人助理。周老闆想請你聽朝飲茶。”
電話結束通話後我對著那扇冇有風景的窗戶坐了很久。鐘聲停了，雨冇停。
那張白色的名片在我腦海裡閃了一下——燙金的名字，冇有頭銜，隻有一個電話號碼。而那個名字的主人，今晚剛剛逼榮哥讓出了三點二成的利潤外加一條人命。
他找我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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