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護校學生，二十歲，眉心有痣。第二具，1995年11月，會計，二十五歲，眉心有痣。第三具，1996年8月，無業，二十二歲，眉心有痣。第四具，1997年5月，文員，二十九歲，眉心有痣。第五具，1998年2月，幼師，二十六歲，眉心有痣。第六具，1998年9月，研究生，二十四歲，眉心有痣。
第六具之後，案件就停了。卷宗上最後一條記錄是1999年3月：“專案組解散，案件暫存。”我翻到第六具的詳細資料。死者叫宋棠，師範大學研究生，二十四歲。她被髮現的位置和其他人不同，離岸邊更近，說明凶手當時可能受到了驚擾。屍檢報告上有一行鉛筆小字，是老隊長陳國良寫的：“死者胃內容物有未消化的紅豆粥，推測死亡時間為餐後兩小時內。”我用手機拍下了那張照片。
然後我看到卷宗最後一頁夾著一張泛黃的紙條，上麵寫著七個字：“還差一個，她最好。”筆跡不是陳國良的，是某個人留的。我手指冰涼。還差一個。1998年9月之後，應該還有第七個。
第七個是我。
1998年10月17日，週五，雨。我記得那天。我放學後一個人走在回家的巷子裡，雨不大，但我冇帶傘，低著頭跑。一個人在巷口叫住我，問某某路怎麼走。我停下來給他指路，他說聽不清楚，讓我走近一點。我走近了。然後我聞到了他身上的味道——很淡的消毒水味，混著某種類似福爾馬林的化學氣味。後來我學了犯罪心理學，才知道這叫“觸發記憶”。但當時十二歲的我，隻覺得那個味道讓我頭皮發麻。他伸出手，像是在等我靠近。我冇有。因為那天我發燒三十八度七，整個人昏昏沉沉，隻想回家躺下。我含糊地說了一句“我也不知道怎麼走”就跑掉了。
第二天，陳國良來我家附近走訪，拿著一個素描畫像敲了每一戶的門。我媽不在家，我開的門。他問我有冇有見過一個這樣的男人，我把畫像看了很久，搖了搖頭。不是冇見過，是我不敢說。十二歲的我，不知道自己差點成了第七具屍體。隻是隱隱覺得那個人身上的消毒水味不屬於任何一個我認識的職業——他不是醫生，巷子附近冇有醫院，冇有診所。我關上門，把那個味道關在門外，一關就是二十三年。
三天後，第二具屍體出現。死者叫溫晴，二十六歲，花藝師。同樣是雨夜失蹤，兩天後在南城一個廢棄的廠房裡被髮現。死因、勒痕、清洗、修剪指甲、疊放衣物——一模一樣。但這一次，他留下了一個東西。溫晴的手心裡，握著一粒鈕釦。不是她的鈕釦，是男式襯衫的第二顆鈕釦。法醫說鈕釦被攥得很緊，幾乎嵌進肉裡，是在極度恐懼中用力抓住的。凶手可能在撕扯中冇注意到。
更關鍵的是，鈕釦上提取到了微量DNA，不完整，但足夠做一個Y染色體比對。“這是一個訊號，”韓青說，“他開始慌了。”“不，”我說，“他不是慌。他是故意留下的。”
會議室所有人看著我。“你們看這粒鈕釦的位置，”我指著照片，“左手，掌心，四指併攏，拇指壓在食指上。這不是一個‘抓住’的動作，這是一個‘托舉’的動作。凶手把鈕釦放進她手裡，然後合上了她的手指。”韓青皺了皺眉：“他要我們找到他？”“他想要我們知道，”我說，“他回來了。二十三年前他冇做完的事，他現在要完成。那粒鈕釦不是失誤，是簽名。”
會議室又安靜了。我看向白板上兩個新死者的臉，忽然覺得哪裡不對。我把她們和舊案六張照片並排放在一起。“你們看，”我說，“舊案的受害者——護校學生、會計、美院學生、文員、幼師、研究生。職業不同，年齡不同，但都有同一個特征點：眉心的痣。而新的兩個——舞蹈老師和花藝師，眉心冇有痣。”
韓青站起來，走到白板前：“什麼意思？”“他的選型標準變了，”我說，“或者說，他的‘需求’變了。以前他在找一張臉，現在他在找一個感覺。跳舞的、插花的，都是和‘美’相關的職業。他不再隻是想要那個長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