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犯罪側寫師，入行七年，破過十七起連環殺人案。同事說我天賦異稟，總能鑽進凶手的腦子裡，看到他們看到的畫麵，聽到他們聽到的聲音。局長說我是市局最年輕的專家級側寫員，前途無量。
冇人知道我辦公桌最底層的抽屜裡鎖著一份泛黃的卷宗。那是1998年的舊案，檔案編號“河川-9807”，檔案名：雨夜屠夫連環殺人案。六名女性被害，年齡從十九歲到三十四歲不等，全部在雨夜失蹤，三到五天後在城郊河道被髮現。死因統一：機械性窒息，頸部有勒痕。屍體被清洗過，指甲被修剪過，衣物被整齊疊放在身側。媒體叫她“雨夜屠夫”。警方追了三年，抓了七個嫌疑人，排除了七個，最終成了懸案。
那一年我十二歲，是差點成為第七個、卻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高燒而逃過一劫的女孩。他們不知道。這個秘密，我藏了二十三年。
三天前，新的案子來了。
死者叫林念，二十四歲，舞蹈老師。週五雨夜失蹤，週一早上在城北一條乾涸的灌溉渠裡被髮現。死因機械性窒息，頸部勒痕寬度、深度與“雨夜屠夫”舊案高度吻合。屍體被清洗過，指甲被修剪過，衣物被整齊疊放在身側。卷宗上的每一個字，都像從1998年影印過來的。
局裡炸了鍋。老隊長陳國良被叫回來，頭髮全白了，盯著現場照片看了很久，點了一根菸，手在抖。“二十三年了，”他說，聲音沙啞，“我以為他死了。”
所有人都以為他死了。隻有我知道，他可能一直活著。而我，是活著的唯一一個見過他、卻冇有被放進卷宗的人。
我被分到專案組，負責心理側寫。專案組一共七個人，組長是刑偵支隊副支隊長韓青，四十出頭，破過不少大案，但冇見過這種。第一次案情分析會，會議室白板上貼滿了照片。林唸的生活照、現場照片、舊案卷宗掃描件。六張舊照片一字排開，每一張都是一個年輕女人最後的笑容。1995年的春天，一個剛訂婚的護士。1996年的秋天，一個去河邊寫生的美院學生。1997年的夏天，一個加完夜班失蹤的超市收銀員。她們長得很像——都是鵝蛋臉，長髮，眉心有一顆小小的痣。
不是天生的痣，是後天點的。我後來查過，九十年代流行一種“眉心美人痣”的文法，很多年輕女孩去紋。凶手有明確的型別偏好，不是隨機的，是在找某個人。或者，在找某種感覺。
“側寫呢？”韓青敲著桌子，“顧聲，你來說。”
我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釘在白板上。凶手側寫：男性，現年約四十五至五十五歲。1995年第一起作案時約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中等體型，有一定體力。從事需要耐心和精細操作的工作，可能與醫療、美容、手工藝相關。智商中上，有反偵察意識。對屍體有儀式性處理行為，非單純泄憤。有固定住所，有穩定工作，社會功能良好，極可能有家室。
“他在清洗屍體，”我說，“不是在銷燬證據，是在讓她們‘乾淨’。他修剪指甲，疊放衣物，像在安頓一個人入睡。這不是仇恨，是占有。他認為這些女人屬於他，但在生活中，他冇有任何人能真正屬於他。”
“精神分裂？”有人問。
“不，”我說，“偏執型人格障礙，可能有自戀傾向。他能控製自己，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對’，所以低調、謹慎，從未被捕。二十三年冇有作案，說明他有極強的自製力。現在再次動手，一定有什麼觸發了他的開關。”
“什麼開關？”
我看著白板上林唸的照片，目光落在她眉心那顆小小的痣上。“某種相似性，”我說，“讓他覺得‘她回來了’。不是同一個人，是同一張臉。他在找一張臉。”
會議室安靜了幾秒。韓青把煙掐滅在易拉罐裡：“能找到這個‘臉’的原型嗎？”“如果能找到它第一次出現的時間，”我說，“就能找到觸發他的人。”
會後，我冇有回專案組辦公室。我去了檔案室，鎖上門，把“河川-9807”卷宗從密封袋裡抽出來。六張屍檢照片並排擺在桌上，我一一看過去。
第一具，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