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接下來的一個月，他每天都去南區。
早晨五點半起床，用冷水洗臉，穿上前一天洗好晾乾的衣服，出門。在路上買一塊麪包和一小瓶牛奶，邊走邊吃。七點之前到達南區，然後和馬塞爾一起，從一個巷子走到另一個巷子，從一個門走進另一個門。
他見了很多人。
他見了瑪麗，一個三十歲的寡婦，丈夫去年死於瓦斯爆炸，留下三個孩子和一個正在還債的小雜貨鋪。她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從淩晨四點起床烤麪包，到晚上八點關門，掙的錢剛夠買麪粉和土豆。她對他說：“我不是寡婦，我是活的墓碑。我活著就是為了記住他死了。”
他見了皮埃爾，一個十九歲的礦工，下井三年，肺裡已經開始出問題。他每天晚上咳嗽，咳出來的痰是黑色的，像稀釋了的煤油。他最大的願望是活到二十五歲——“那時候我弟弟就長大了，能替我了。”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像一個老人在安排後事。
他見了艾琳娜，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在礦上的洗煤廠做工，每天把手指伸進冰冷的水裡，從煤塊中揀出石頭。她的手指關節腫得像核桃，指甲全部脫落了，露出下麪粉紅色的嫩肉。她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是醫生嗎？能治我的手嗎？”他說他不是醫生。她就轉過去了，不再看他。
他見了維克多，一個退休的老礦工，七十三歲，肺病晚期，躺在床上等死。他的房間隻有四平方米，一張床占了一大半，床頭放著一隻痰盂，裡麵全是黑色的痰。他說話的時候，喉嚨裡像有一颱風箱在響，呼嚕呼嚕的。他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告訴外麵的人，我不是病死的，我是被煤噎死的。我吃了一輩子煤，終於噎住了。”
他還見了孩子們。很多孩子。他們光著腳在煤渣路上跑，肚子鼓鼓的——不是因為吃得太飽，而是因為營養不良導致的浮腫。他們不笑，或者笑得很少。他們看他的眼神，像看一個從另一個星球降落的不明物體。不是好奇，是一種本能的警惕，像野生動物嗅到了捕食者的氣息。
每一天，他都帶著更多的筆記回到那間十五法郎的小房間。筆記本越寫越厚，他的字跡越來越潦草，因為他要記的東西太多了——每一個名字，每一個年齡，每一個數字，每一個故事。他必須記住。如果他不記住，這些故事就會像煤塵一樣，被風吹散，消失在這個世界的某個角落，好像從來冇有發生過。
但記住是不夠的。他知道。
第二十八天的晚上，他坐在桌前，翻看這一個月的筆記。三百七十二個人。三百七十二個名字，三百七十二張麵孔，三百七十二段被碾碎的人生。他從第一頁開始翻，一個一個地看，一個一個地念出聲來。那些名字在空蕩蕩的房間裡迴盪，像一群冇有身體的聲音。
唸完之後，他拿起筆，在筆記本的最後一頁寫了一句話：
“我一個人記不住他們。我需要讓整個國家都記住。”
第二天，他去找馬塞爾。
“我需要一個地方，”他說，“一個可以讓大家聚在一起說話的地方。”
馬塞爾靠在牆邊，叼著那根已經叼了一個月的空菸鬥——他給他買了菸絲，但馬塞爾說“先留著，等過年再抽”，所以菸鬥裡還是冇有煙。
“說什麼？”馬塞爾問。
“說他們想說的。任何話。關於礦井，關於工資，關於安全，關於他們的孩子，關於他們的病，關於他們的恐懼，關於他們的希望。任何話。”
“然後呢？”
“然後我把這些話帶出去。帶到市區，帶到議會，帶到那些從來不聽、從來不看、從來不知道南區除了煤還有什麼的人麵前。”
馬塞爾沉默了一會兒，拿下菸鬥，在牆上磕了磕。
“你知道這會惹麻煩嗎？”
“知道。”
“你知道維萊家會怎麼做嗎？”
“知道。”
“你知道他們不隻是你父親。他們是整個北區的礦主、工廠主、鐵路主。你動了他們一個人的蛋糕，就是動了一百個人的蛋糕。他們會像碾一隻螞蟻一樣碾你。”
“那隻螞蟻，”他說，“如果有一萬隻螞蟻呢？十萬隻？一百萬隻？”
馬塞爾看著他，眼睛裡的那層薄霜似乎厚了一些。
“你真是瘋了，”馬塞爾說，但語氣不像是在罵他。
“也許是吧。”
“南區的教堂後麵有一間空房子，”馬塞爾說，“以前是教會的慈善食堂，後來關門了。地方不大，能坐四五十個人。你去問問神父，看他願不願意借給你。那個老神父叫貝納爾，和維萊家不對付，也許能說動他。”
當天下午，他去找了貝納爾神父。
教堂在南區的主街上，是南區唯一一棟比周圍建築乾淨一些的房子。牆壁是灰色的，不是黑色的，窗戶上有玻璃，門前的台階是磨光石的，雖然已經磨損得凹凸不平，但至少能看出原本的顏色。
貝納爾神父六十多歲，瘦得像一根竹竿，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黑色長袍。他的臉像一塊風乾的木頭，皺紋縱橫，但眼睛很亮，是一種被歲月打磨過的、像石頭一樣堅硬的光。
“你就是那個維萊家的兒子？”神父看了他一眼，冇有請他進去的意思，就站在門口，像一道門閂。
“是。”
“我聽馬塞爾說起過你。”
“他說了什麼？”
“他說你瘋了。”神父嘴角動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我覺得他不是在誇你。”
“我覺得也不是。”
神父側過身，讓他進去。教堂裡麵很暗，隻有幾支蠟燭在聖像前燃燒，橘黃色的光在牆壁上投下搖曳的影子。空氣裡有一股香和黴混在一起的氣味，像是某種古老的、正在慢慢腐爛的東西。
“你想要那間空房子？”神父問。
“是的。”
“做什麼？”
“開會。讓南區的人說話。”
神父在長椅上坐下，拍了拍旁邊的位置。他坐下去。長椅的木頭髮出一聲呻吟。
“你知道南區的人為什麼不說話嗎？”神父問。
“因為他們不相信說話有用。”
“對，”神父說，“也不全對。他們不說話，不是因為不相信，而是因為不敢。上一次說話的人——雅克·勒格朗——在苦役牢裡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後他出來了，但不是走出來的，是裝在盒子裡出來的。這個教訓，南區每一個人都記住了。刻在骨頭裡。”
神父轉過頭看著他，蠟燭的光在他眼睛裡跳動。
“你現在要讓他們重新開口。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意味著你要讓他們忘記那個教訓。忘記雅克·勒格朗。忘記二十年苦役。忘記那個薄得像紙的棺材。你要讓他們相信，這一次不一樣。這一次，說話不會死人。”
“會的，”他說，“我保證。”
神父看了他很久。那種目光和馬塞爾的、勒格朗太太的都不一樣。神父的目光裡冇有不信任，也冇有審判，而是一種更複雜的東西——像一個經曆過太多失望的人，在看到又一個滿懷希望的年輕人時，既想伸手拉他一把，又怕拉得太用力把他拉倒了。
“我年輕時也想過改變世界，”神父說，“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來到南區，覺得我可以拯救這些人的靈魂。你知道我後來發現什麼了嗎？”
“什麼？”
“發現他們不需要拯救靈魂。他們的靈魂比我的乾淨多了。他們需要的是麪包、安全、醫療和尊嚴。這些東西，我給不了。上帝也給不了。上帝隻負責天堂的事，地上的事，上帝不管。”
神父站起來，走到聖像前，拿起一支快要熄滅的蠟燭，用另一支蠟燭的火點燃了它。
“那間房子我可以借給你，”神父背對著他說，“但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不許在這裡談上帝。不談天堂，不談地獄，不談救贖，不談來世。隻談這一世。隻談地上的事。隻談南區的麪包、安全、醫療和尊嚴。”
“我不信上帝，”他說，“所以這個條件對我來說很容易。”
神父轉過身，看了他一眼。那個眼神裡有一絲意外，一絲好奇，還有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也許是欣賞，也許是憐憫，也許兩者都是。
“你不信上帝，那你信什麼？”
他想了一會兒。
“我信一個人的命不應該由他的姓來決定。”
神父把那支重新點燃的蠟燭插回燭台上，拍了拍手上的蠟油。
“那間房子明天歸你了，”神父說，“祝你成功。”
“謝謝。”
“不用謝。我不覺得你會成功。我隻是覺得，南區需要有人再說一次話。哪怕失敗了，也好過永遠沉默。”
神父說完這句話，轉過身去，麵對著聖像，開始祈禱。他站起來，安靜地離開了教堂。
第二天晚上七點，教堂後麵的那間空房子裡，坐滿了人。
四十七個人。礦工，礦工的妻子，礦工的寡婦，礦工的孩子。他們擠在簡陋的長條凳上，有些人站著，有些人蹲在牆角。屋子裡冇有電燈，隻有幾盞煤油燈，昏暗的光線把每一張臉都照得像一幅版畫，線條粗糲，陰影深重。
他站在屋子前麵的一張桌子後麵，看著這些麵孔。這些麵孔他大多見過，這一個月的每一天，他都在某條巷子、某扇門、某張床上見過它們。但今晚，它們和之前不一樣了。之前的那些麵孔是散的，各自帶著各自的疲憊、各自的疼痛、各自的麻木。但今晚，它們聚在一起，像一堆散落的煤塊被倒進了同一個筐裡。
他的心跳很快。手心全是汗。
“各位，”他開口了，聲音比他預想的要穩一些，“我叫亨利·維萊。”
屋子裡安靜得像一座墳墓。他知道“維萊”這個姓氏在這裡意味著什麼。他感覺到了那些目光——那種他一個月前第一次走進南區時感受到的目光，像碎玻璃一樣紮人。
“我知道你們不信任我。你們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我。我的曾祖父調來憲兵，開槍打死了十七個人。我的祖父削減了賠償金。我的父親剛剛又砍了百分之五的工資。我姓維萊，我的肚子和他們的肚子一樣大，我的臉和他們的臉一樣像。”
他停下來，深吸一口氣。
“我冇辦法改變我的姓氏。我也冇辦法一夜之間瘦掉這個肚子。但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件事：三十三天前，我拒絕了維萊家的股權，放棄了我的繼承權。我現在身上冇有一分維萊家的錢。我住在這條街儘頭的出租屋裡，月租十五法郎。我每天早上吃一塊麪包和一小瓶牛奶。我的鞋底磨穿了，我冇有錢買新的。”
他頓了頓。
“我說這些，不是為了讓你們同情我。我不需要同情，你們也不需要。我說這些，是為了告訴你們一件事：我不會走。我不是來做一個演講就走的政客，不是來拍幾張照片就走的記者，不是來寫一篇報道就走的作家。我住在這裡。我喝這裡的水。我呼吸這裡的空氣。如果你們願意，我會一直住下去。”
沉默。
那種沉默不是認同，不是反對，而是觀望。像一群站在懸崖邊上的羊，看著一頭自稱不吃羊的狼，不知道該不該相信。
一個聲音從角落裡傳出來。
“你說你住在這裡，那你明天還住不住？”
那是皮埃爾，那個十九歲的礦工，每天咳出黑色痰液、最大願望是活到二十五歲的皮埃爾。
“住。”他說。
“後天呢？”
“住。”
“你娶了老婆也住這裡？”
有人笑了。笑聲很短，像一聲咳嗽，但確實有人在笑。這是今晚第一個不是嘲諷的笑。
“如果我能娶到老婆，”他說，“她願不願意住這裡，得問她。但我住這裡。”
又一個人開口了。是個女人，坐在第二排，抱著一個孩子。他認出她來——瑪麗，那個三十歲的寡婦，活的墓碑。
“你說你要競選議員，”瑪麗說，“競選要錢。你冇有錢，怎麼競選？”
“靠嘴，”他說，“靠你們。”
“靠我們什麼？”
“靠你們告訴我你們要什麼。然後我用我的嘴，把你們要的說給那些能聽到的人聽。”
“那些人憑什麼聽你的？”瑪麗追問，“你爹是維萊，你爺爺是維萊，你曾祖父也是維萊。你以為你換了一身衣服、住了一間破房子，那些人就認不出你了？他們看你，還是看你的姓。”
“我知道，”他說，“所以他們不會聽我的。但他們可能會聽你們的。”
“聽我們的？”瑪麗的聲音提高了一些，“我們是誰？我們有什麼資格讓彆人聽？”
“你們有資格，因為你們是這裡的主人。你們在地下挖煤，讓這座城市的爐膛裡有火、工廠裡有電、火車能跑。你們創造了這一切，你們就是這裡的主人。隻是你們自己不知道，或者說，有人讓你們不知道。”
瑪麗不說話了。她低下頭，看著懷裡的孩子。孩子睡著了，嘴角掛著一點口水，在煤油燈的光線下亮晶晶的。
又一個聲音。是艾琳娜，那個十四歲的洗煤工，手指冇有指甲的女孩。
“你說你能讓議會聽到我們，那你什麼時候去？”
“等我準備好了就去。”
“你怎麼纔算準備好了？”
“當我知道你們每一個人的名字、每一個人的故事，當我能把你們的故事講得連那些最不願意聽的人都不得不聽的時候。”
艾琳娜看了他一會兒，然後說了一句讓整個屋子安靜下來的話。
“我的名字叫艾琳娜·杜瓦爾。我十四歲。我冇有指甲。我的手每天放在冰水裡，疼得像被火燒。我最大的願望是有一雙能握住東西的手。因為我想有一天，能握住我自己的孩子的——如果我能活到有孩子的那一天。”
屋子裡冇有人說話。
煤油燈的火苗跳了一下，發出細微的“劈啪”聲。
他站在那裡，覺得有什麼東西堵在喉嚨裡，像一塊燒紅的炭。他張了張嘴，想說點什麼，但什麼也說不出來。
他拿起筆，在筆記本上寫下：艾琳娜·杜瓦爾，十四歲，洗煤工，冇有指甲。
然後他抬起頭。
“謝謝，艾琳娜。”
女孩點了一下頭，把兩隻冇有指甲的手縮排袖子裡，縮得像一隻受傷的鳥把翅膀收起來。
那天晚上，會議結束後，他一個人走回出租屋。月亮很大，把南區歪歪斜斜的屋頂照得像一片灰色的海。遠處礦井的煙囪還在冒煙，在月光下變成一條條白色的帶子，緩緩飄向天空。
他走到出租屋門口，掏出鑰匙。鑰匙插進鎖孔的時候，他聽到身後有腳步聲。
他轉過身。
一個小男孩站在三步遠的地方，光著腳，穿著一件臟兮兮的襯衫，手裡攥著一樣東西。
“你是亨利·維萊？”男孩問。
“我是。”
男孩走上前，把手裡的東西遞給他。那是一顆土豆，小小的，有些發蔫，皮上還有泥。
“我媽讓我給你的，”男孩說，“她說你瘦了。瘦了不好看。吃點土豆，胖回來。”
男孩把土豆塞進他手裡，轉身跑了。光著的腳踩在煤渣路上，發出急促的“沙沙”聲，很快就消失在巷子的儘頭。
他站在門口，手裡握著那顆土豆，泥蹭在他的手心上，涼涼的。
他低下頭，看著那顆小小的、發蔫的、沾著泥的土豆。
然後他笑了。
他笑了，但眼眶是濕的。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