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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如約去了南區。
老人叫馬塞爾，六十七歲，在礦上乾了四十三年，五年前因為肺病被辭退。他的肺裡有一半是煤塵，走幾步路就喘，像一隻破了風箱。他的妻子十年前死於同樣的病，兩個兒子一個去了外地謀生，一個還在礦上——“活一天算一天”，馬塞爾這樣形容小兒子的處境。
馬塞爾帶他穿過南區的主街，拐進一條更窄的巷子。巷子兩旁的牆壁上長滿了黑色的黴斑，像麵板上的瘀傷。頭頂上晾著衣服，水滴下來，打在煤渣路上，發出細碎的聲響。
“到了，”馬塞爾在一扇門前停下，“這是雅克·勒格朗的老房子。他老婆還住在這裡。”
門是木頭的，漆皮剝落，露出下麪灰白的木茬。馬塞爾敲了三下，冇有人應。他又敲了三下，這次重了一些。
門開了一條縫，露出一張女人的臉。那張臉比他想象的要老，皺紋像樹根一樣盤踞在額頭和眼角，眼睛深陷在眼窩裡，像兩顆被煤灰濛住的玻璃珠。她穿著黑色的喪服，頭髮用一塊褪色的布巾包著。
“馬塞爾，”她的聲音沙啞而平靜，“你又帶什麼人來了？”
“一個想聽故事的人，”馬塞爾說，“維萊家的兒子。”
女人的目光移到他臉上。那目光冇有憤怒，冇有敵意，甚至冇有任何情緒。那種空洞讓他想起多年前在礦井裡看到的那個礦工的眼神——鹿頭標本的眼神。曾經活過，現在隻是一件物品。
“進來吧，”女人說，把門開大了一些。
屋子很小，隻有一間。一張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個灶台。牆上掛著一幅褪色的照片，照片裡是一個年輕男人，穿著工裝，對著鏡頭僵硬地笑著。照片下麵掛著一條黑色的布，像一個小小的祭壇。
“雅克，”女人順著他的目光說，“二十年前照的。照完這張相，他就去組織了罷工。”
她在椅子上坐下，示意他也坐。他坐在另一把椅子上，椅子腿有些鬆動，他坐下去的時候晃了一下。
“你想知道什麼？”她問。
“一切，”他說，“如果您願意說的話。”
女人沉默了一會兒。馬塞爾靠在門框上，把空菸鬥叼在嘴裡，冇有出聲。
“雅克是南區長大的，”女人開始說，聲音像一條平緩的河流，冇有波瀾，“他爹也是礦工，死在礦上，和他爺爺一樣。雅克小時候聰明，會寫字，會算數，礦上的工頭有時候找他幫忙記賬。他本來有機會去城裡當學徒，但他爹死得早，家裡揭不開鍋，他十二歲就下了井。”
她停頓了一下，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麵上畫著圈。
“他下井那天，他娘哭了一整天。不是心疼，是知道。知道這雙手一旦握住了鎬把，這輩子就再也鬆不開了。就像礦井吃住了你，嚼碎了你，最後還要把你的骨頭吐出來。”
她的手指停下來。
“雅克在井下了二十年。二十年間，他見過多少次塌方、透水、瓦斯爆炸，他自己都記不清了。他隻記得一件事：每死一個人，賠償金就少一點。他剛下井那會兒，死一個人賠兩千法郎。過了十年，變成一千五。到了罷工那一年，隻剩一千二。錢越賠越少，礦越挖越深，安全越來越差。但煤價在漲，維萊家的分紅在漲，金絲雀俱樂部的會員越來越多，莊園越蓋越大。”
“所以他組織了罷工。”他說。
“不是他一個人。是整個南區。兩萬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走上了街頭。他們不要彆的，隻要三條：安全改造，工資漲百分之十，賠償金恢複到兩千法郎。三條，不過分吧？”
她看著他，好像真的在等一個答案。他點了點頭。
“不過分，”他說。
“維萊家不這麼看，”女人繼續說，“你爺爺——奧古斯特·維萊——他說這是‘煽動暴亂’，說工人們被‘境外勢力蠱惑’，說這是‘對自由市場的攻擊’。他調來了憲兵，一百二十個人，帶著步槍和刺刀。”
她又停下來。這一次，她的手指開始發抖。
“憲兵開槍的時候，雅克站在隊伍最前麵。他是領頭的，他覺得自己應該第一個挨槍子兒。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肩膀，他倒下去，後麵的人踩著他跑。他趴在地上，聽到槍聲、慘叫聲、腳步聲，還有血從肩膀裡流出來、滲進煤渣路的‘滋滋’聲。”
“他後來告訴我，那一輩子他聽過最恐怖的聲音，不是槍聲，不是慘叫，而是自己的血滲進煤渣的聲音。因為那個聲音在告訴他：你的命就值這麼多，就值滲進煤渣裡的這一小攤。再多一滴，都不值。”
屋子裡安靜下來。壁鐘的秒針走了一下，又一下。
“憲兵抓了兩百多人，”女人說，“雅克被判了二十年苦役。他走的那天，我抱著最小的兒子站在門口看他。他的手被鐵鏈鎖著，腳上拖著鐵球，一步一步地走。走到巷口的時候，他回頭看了我一眼。”
她的聲音終於碎了。像一塊玻璃被錘子敲了一下，裂紋從中心向四麵八方蔓延。
“那一眼看了二十年。”
他坐在那裡，覺得自己的心臟被人攥住了。不是因為同情——同情太輕了，配不上這個故事。而是一種更深的、讓他喘不過氣來的東西。那種東西叫共謀。他姓維萊。那個調來憲兵、開槍打死十七個人、抓走兩百多人的奧古斯特·維萊，是他的曾祖父。那顆子彈，那個肩膀上的洞，那二十年苦役，那個從門口回頭看的男人——所有這些，都和他的姓氏綁在一起，像一塊燒紅的鐵烙在他身上。
“雅剋死在牢裡，”女人擦了擦眼睛，聲音又恢複了那種平緩的、像河水一樣的調子，“我去領遺體的時候，監獄的人說，他最後幾個月已經吃不下東西了，每天就喝點水，瘦成了一把骨頭。我問他們為什麼不早通知我，他們說不必了，反正也救不活。”
“我把他的遺體帶回來，埋在南區後麵的墓地裡。棺材是我借錢買的，最便宜的那種，木頭薄得像紙。我總覺得，埋下去冇多久，棺材就會爛掉，泥土就會壓在他身上，把他壓成煤。煤也是從樹變來的，對吧？壓久了就變成煤。他在地下待了一輩子，最後變成煤，也算是回家了。”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嘴角竟然微微翹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種比哭更深的東西。那種東西叫荒誕。一種意識到自己的人生荒謬到了極點、反而覺得有點好笑的荒誕。
“您的大兒子，”他問，聲音有些啞，“是怎麼……”
“肺病，”她說，像在回答一個關於天氣的問題，“在礦上乾了五年，天天吸煤塵，肺裡長滿了石頭。死的時候二十五歲，還冇結婚。我問他，有冇有什麼想說的？他說，媽，我不想埋在南區。我說，那你想埋在哪裡？他說，隨便，隻要看不到煙囪就行。”
“我把他埋在城北的公墓裡，那邊冇有煙囪。但也冇有人去看他。太遠了，我走不動。”
“您的小兒子呢？還在礦上？”
“在。他爹和他哥都死了，他還能怎麼辦？不下去，就冇飯吃。冇飯吃，就餓死。餓死和壓死，選一個吧。”
她忽然抬起頭，直直地看著他。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恨你嗎？”
他搖頭。
“因為恨你冇有用，”她說，“恨你，雅克也不會回來。恨你，我兒子的肺也不會變乾淨。恨你，我小兒子明天照樣要下井。恨是一口氣，吐出來就散了。但礦井是實的，鐵打的，一百多年了，一直在那裡。你一個人的恨，鑿不穿它。”
“但如果有很多人的恨呢？”他問。
女人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馬塞爾。
“馬塞爾說你和你爹不一樣，”她說，“我不知道。我隻知道，我這輩子見過太多人了。政客、記者、律師、慈善家，都來過南區，都說過‘我來幫你們’。然後他們走了，升官了，發財了，出書了，出名了。南區還是那個南區，煤塵還是那個煤塵，死人還是那個死人。”
她站起來，走到灶台邊，拿起一隻鐵壺，往一隻缺了口的杯子裡倒了點水，遞給他。
“你喝不喝這杯水？”她問。
他接過來，喝了一口。水是涼的，有一股鐵鏽味。
“你喝了，”她說，“你喝了我南區的水。從今天起，你要是騙我，這水會變成毒藥，爛在你的肚子裡。”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平淡得像在陳述一個物理定律。但他知道她是認真的。因為她眼睛裡終於有了一點東西——不是憤怒，不是敵意，而是一種古老的、像礦井一樣深不見底的東西。
那種東西叫審判。
從勒格朗家出來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馬塞爾陪他走了一段路，兩個人在沉默中走著，隻有腳步聲和遠處礦井的汽笛聲。
“你覺得怎麼樣？”馬塞爾終於問。
“我覺得，”他說，“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活著’是什麼意思。”
“那你現在知道了？”
“現在知道了一點點。就是能喝下一杯有鐵鏽味的水，然後第二天還能再喝一杯。”
馬塞爾停下腳步，看了他一眼。那個眼神和昨天不一樣了——不信任還在，像煤塵一樣滲在骨子裡，但上麵多了一層薄薄的東西，像冬天的霜，一碰就碎。
“明天還來嗎？”馬塞爾問。
“來。”
“後天呢？”
“來。”
“大後天呢？”
“每天。隻要我還在呼吸，我就會來。”
馬塞爾把那根空菸鬥從嘴裡拿出來，在掌心轉了兩圈，又塞回嘴裡。
“那你後天來的時候，”馬塞爾說，“幫我帶一包菸絲。最便宜的那種就行。”
他愣了一下，然後笑了。這是他從離開莊園之後第一次笑。
“好，”他說，“最便宜的。”
他回到臨時住處——一間在南區邊緣租來的小房間，月租十五法郎，冇有自來水，冇有馬桶，隻有一張鐵床、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牆角有一個洗臉盆，盆底有一層灰。窗戶朝北，正對著礦井的方向。
他坐在床上，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筆記本，開始寫字。
“四月十七日。見到了雅克·勒格朗的遺孀。她給我喝了一杯水。水是涼的，有鐵鏽味。她說如果我是騙子，這杯水會變成毒藥，爛在我肚子裡。”
他停下來，看著這幾行字。
然後他翻到筆記本的第一頁，在扉頁上寫了一行字：
“如果我忘了，就讓我喝下去的水變成毒藥。”
他把筆記本放在枕頭下麵，躺下來。天花板上有裂縫，像一張冇有嘴巴的臉，沉默地俯瞰著他。
他閉上眼睛。
黑暗中，他聽到遠處礦井的汽笛聲，一聲長，一聲短，像一個人在哭。
（第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