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四年正月,青苗法在開封、應天兩府試點三個月後,正式推廣全國。
和免役法推廣時的鑼鼓喧天不同,青苗法的推廣顯得格外低調。沒有頭版頭條的新聞報道,沒有蘇軾寫的順口溜,甚至連沈墨在《大宋日報》上也隻是發了一篇簡短的文章,標題是《青苗法十問十答》,用最樸素的語言把青苗法的核心內容解釋了一遍。
這不是沈墨不想宣傳,是他不敢。
免役法動了豪強的乳酪,豪強雖然有錢有勢,但人數少,組織鬆散,成不了大氣候。青苗法動的卻是地主和放貸富戶的蛋糕——這兩個群體,人數多,分佈廣,和地方官府的關係盤根錯節,牽一髮而動全身。更重要的是,青苗法直接關係到農民的切身利益——搞好了,農民受益;搞砸了,農民遭殃。遭了殃的農民不會罵地主,隻會罵朝廷。
所以沈墨給青苗法定了一條鐵律:寧慢勿快,寧少勿濫。不搞攤派,不設指標,農民自願申請,官府審核放貸,利息三分,比地主的高利貸低一半。每一個環節都要公開透明,每一筆貸款都要張榜公示,誰敢在青苗錢上伸手,發現一個辦一個,絕不姑息。
王安石對此頗有微詞。
“沈墨老弟,”王安石坐在沈墨家的院子裡,手裡拿著一個麥餅,眉頭皺得能夾死蒼蠅,“青苗法利國利民,為什麼要這麼小心翼翼的?那些地主放高利貸,利息五分六分,農民借了他們的錢,秋收還不上,田就沒了。朝廷的青苗錢利息三分,是他們的救命錢。這麼好的事,咱們應該大張旗鼓地宣傳,讓天下農民都知道,都來借。你這麼藏著掖著,知道的人少,受益的人就少。這不是因噎廢食嗎?”
沈墨放下手裡的茶碗,認真地看著王安石:“介甫兄,你說的都對。青苗法是好事,利國利民。但好事辦不好,就會變成壞事。你在鄞縣搞青苗法,親自盯著,當然可以做得漂漂亮亮。但全國一千多個縣,你能親自盯幾個?”
王安石昂然道:“下官可以去巡查!一個縣一個縣地查,發現問題,當場糾正!”
沈墨搖頭:“介甫兄,全國一千多個縣,你一天查一個,也要三年才能查完。三年,足夠那些胥吏把青苗法念成歪經了。”
王安石沉默了。
沈墨繼續說:“免役法推廣的時候,應天府出了趙仲那檔子事。趙仲隻是聯名上書,沒有造成什麼實質性的危害。但青苗法不一樣——萬一哪個縣的胥吏強行攤派,逼著不需要貸款的農民也借錢,然後收利息中飽私囊,農民被逼急了,是會出大事的。到那時候,反對新政的人就會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說青苗法是‘擾民之政’。一盆髒水潑過來,咱們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王安石的手微微發抖。他知道沈墨說的是對的,但他的性格不允許他“慢慢來”。在他的認知裡,對的事情就應該立刻去做,做得越快越好,越徹底越好。瞻前顧後、畏首畏尾,那不是改革,是修修補補。
“沈墨老弟,”王安石放下麥餅,聲音低沉,“下官在鄞縣當知縣的時候,親眼見過農民被高利貸逼得賣田賣房、賣兒賣女。有一個老農,借了地主五貫錢,三年滾成了五十貫,還不起,地主帶著家丁把他家僅有的三畝薄田收走了。老農跪在地主門口磕頭,磕得額頭全是血,地主連門都沒開。第二天,老農跳了河。”
沈墨的心猛地一沉。
王安石的聲音有些沙啞:“下官把老農的屍體從河裡撈上來的時候,他的手還緊緊攥著,像是要抓住什麼。下官掰開他的手,裡麵是一把麥粒——他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還想著今年麥子收了能還一點債。可麥子還沒熟,他就......”
他說不下去了。
院子裡的空氣彷彿凝固了。
沈墨沉默了很久,然後站起來,走到王安石麵前,深深鞠了一躬。
“介甫兄,對不起。我剛才隻說了青苗法的風險,忘了說它的好處。你是對的,青苗法是救命的事,不能等。那些被高利貸逼得走投無路的農民,每一天都在等。我們多等一天,可能就多一個老農跳河。”
王安石抬起頭,眼眶有些發紅:“沈墨老弟,下官不是怪你。下官知道你是為了青苗法好,怕它出亂子,怕它被舊黨抓住把柄。但下官隻要一閉眼,就能看到那個老農攥著麥粒的手。下官......下官真的等不了。”
沈墨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等了。咱們加快。但不能亂加快。這樣——你負責巡查,帶上展護衛和幾個禦前密探,從青苗法推廣的第一批州縣開始,一個縣一個縣地查。發現問題,就地解決,該抓的抓,該撤的撤。我在開封坐鎮,你查到哪裡,哪裡的《大宋日報》就配合宣傳,把做得好的縣當典型,把做得壞的縣當反麵教材,登在報紙上,讓天下人都看到。”
王安石猛地站起來:“好!下官明天就出發!”
沈墨拉住他:“急什麼?明天是正月十五,元宵節。你陪王老實吃了元宵再走。他昨天就唸叨了,說介甫大人太瘦了,要多吃點。”
王安石愣了一下,然後難得地露出了一絲笑容:“好。吃了元宵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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