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雖然沒有公開表態支援文字改革，但這位文壇領袖的一舉一動，都在士林中被放大解讀。所以當他連續幾天在國子監講學時，有意無意地提起“文以致用”四個字時，整個開封城的文人圈都嗅到了風向的變化。
那天講的是《論語·學而》，歐陽修講到“學而時習之”一句時，忽然停下，看著滿堂的太學生，慢悠悠地說了一句：“聖人講學，是為了用。文章寫得再漂亮，百姓看不懂，有什麼用？”
太學生們麵麵相覷。這話聽著像是在講經，但誰都知道，這是在暗指沈墨的文字改革。
一個膽大的太學生站起來問：“歐陽公，那簡化字呢？您怎麼看？”
歐陽修看了他一眼，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老夫年輕時寫字，也嫌繁體字麻煩。有時候寫一封書信，光磨墨就要半天。要是能寫得快一點、簡單一點，老夫倒是願意試試。”
這句話一說出來，滿堂嘩然。
歐陽修雖然沒有說“我支援簡化字”，但“願意試試”這四個字，比直接支援更有分量。他是文壇領袖，他說願意試試，就等於給了所有觀望的人一個訊號——這件事，可以試。
訊息傳出去之後，士林中的風向開始悄然逆轉。
那些原本搖擺不定的文人，紛紛轉向支援。有的在《大宋日報》上發表文章，有的在私塾裡開始教簡化字，有的甚至主動聯絡沈墨，想參與文字改革的工作。
曾鞏、程顥、張載抓住這個機會，聯名在《大宋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為《文字改革乃時代所需》。文章寫得有理有據，從歷史演變講到現實需求，從百姓識字講到國家治理，邏輯嚴密，文采斐然。
曾鞏負責歷史部分，引經據典，證明文字一直在演變；程顥負責理論部分，從“文以載道”的角度闡述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張載負責實踐部分，用西北屯田的例項說明白話文告示的實際效果。
三個人三種風格，合在一起卻渾然一體。文章發表後，反響熱烈，連仁宗都特意讓張茂則傳話，說“寫得好，有道理”。
沈墨看完文章，忍不住對曾鞏說：“曾兄，你這篇文章寫得比我的好多了。我的文章太直白，你的文章既有深度又有文采。”
曾鞏謙虛地說：“沈兄過獎。我隻是覺得，這件事值得好好說清楚。”
程顥在旁邊補了一句：“沈兄，你那個白話文雖然通俗，但要讓士林信服，還得用文言文跟他們講道理。”
沈墨點點頭：“程兄說得對。我負責讓百姓聽懂，你們負責讓文人信服。分工明確，相得益彰。”
張載一如既往地話少，隻說了一句：“接下來怎麼辦？”
沈墨想了想：“接下來，等。”
“等什麼？”
“等陛下定調。”
與此同時，胡宿和王疇那邊卻是一片死寂。
自從歐陽修在國子監講了那番話之後，保守派內部就開始出現分歧。有些人覺得大勢已去，悄悄轉向；有些人雖然還在堅持，但已經不敢再公開反對；隻有少數死硬分子還在咬牙硬撐，但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小。
胡宿坐在書房裡，麵前攤著最新一期的《大宋日報》，上麵是曾鞏、程顥、張載的聯名文章。他看完之後，沉默了很久，然後把報紙放在桌上，嘆了口氣。
王疇坐在對麵，臉色鐵青：“胡學士，歐陽修這是明擺著支援沈墨！他雖然沒有直說，但誰聽不出來？他這是要把我們往絕路上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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