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方到來的那個七月初的下午，北京城正被一種黏膩的悶熱包裹著。
空氣像吸飽了水的海綿，沉甸甸地壓在胸口。我從單位早早回家——說是身體不適，其實是想避開那些公式化的寒暄和若有若無的窺探。自從知道李狀元的事，我覺得每個同事的眼神都意味深長。
書房窗戶大開著，卻沒有一絲風。窗外槐樹的葉子紋絲不動，知了在聲嘶力竭地叫著，那聲音鑽進耳朵，攪得人心煩意亂。
門鈴就是在這時響起的。
我透過貓眼看見老方的臉時，愣了一下。他穿著淺灰色的POLO衫，深色西褲，手裏拎著個不起眼的黑色公文包，額頭上沁著細密的汗珠。
“路過北京，想著來看看你。”他笑著說，笑容裡卻帶著掩飾不住的疲憊。
我連忙把他讓進來。泡茶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黑眼圈很重，眼白上爬著血絲，右手食指和中指間有淡淡的煙熏痕跡——那是長期抽煙的人才會有的印記。
“縣裏都還好吧？”我遞過茶杯，故作隨意地問。
老方接過茶杯，沒急著喝。他環顧了一下我的書房——整牆的書架，堆滿檔案的辦公桌，窗台上幾盆半死不活的綠蘿。他的目光在書架前停留了片刻，那裏有幾張我和李狀元的合影。
“還好。”他喝了口茶，放下杯子，“就是最近……有點忙。”
“巡察組的事？”
老方抬眼看了看我，眼神複雜。他掏出一包軟中華，遞給我一支，自己也點上。煙霧在悶熱的空氣中緩慢升騰。
“你都知道了？”
“聽說了一些。”我含糊地說，“動靜好像挺大。”
“何止是大。”老方深吸一口煙，眼神飄向窗外北京的樓群，“簡直是……黑雲壓城。”
這四個字從他嘴裏說出來，分量格外重。老方在縣督察院幹了二十多年，從普通科員做到副院長，見過的風浪不少。能讓他用這樣的詞形容，事情絕不像表麵上那麼簡單。
“這次巡察的重點，是各縣看守所。”老方彈了彈煙灰，聲音壓得很低，像是在說什麼機密，“而且，是往死裡查。”
我心頭一緊：“看守所能有什麼大事？”
“你沒聽說？”老方看著我，苦笑了一下，“外麵都傳瘋了。說咱們縣那個看守所，早就不是看守所了。”
“那是什麼？”
“是黑賭毒老巢，是名利的生意場。”老方吐出的每個字都像釘子，釘進我心裏。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老方給我描繪了一幅我完全無法想像的畫麵。
在蘭陽縣看守所，所有的一切都被標上了價格。
新人進號房，要先“孝敬”管教和號頭。所謂的“孝敬”，從幾百到幾千不等。交了錢，就能分到靠窗、通風的好鋪位；沒錢，就去睡靠近廁所的角落，或者乾脆打地鋪。
日常用品是暴利。一包在外麵賣十塊錢的煙，在裏麵賣五十；一瓶三塊錢的礦泉水，賣十五；連一卷衛生紙都能翻三倍價。這些錢，一部分進了管教的口袋，一部分要上交給“上麵”。
更離譜的是“假期”。
“有些嫌疑人，交了足夠的錢，能在辦案期間‘請假回家’。”老方說這話時，臉上是毫不掩飾的厭惡，“晚上回看守所睡覺，白天回家該幹嘛幹嘛。有的甚至能回家待個兩三天，陪老婆孩子。”
我震驚得說不出話。
“你是縣督察院的領導，對此還不知道實情嗎嗎？”
“隔行如隔山，我們督察係統很難掌握公安係統的情況。”老方冷笑一聲，“在他們眼裏，這不叫犯法，叫‘人性化管理’。當然，這種‘管理’隻針對少數人——要麼是家裏有錢的，要麼是背後有人打招呼的。”
他頓了頓，補充了一個細節：“去年有個醉駕撞死人的，家裏是開礦的。他在看守所待了三個月，回家過了兩次夜，一次是他媽生日，一次是他兒子周歲。這事兒後來不知怎麼漏了風聲，但最後也沒人追究。”
“為什麼？”
“因為有人替他頂了。”老方把煙按滅在煙灰缸裡，動作很重，“一個剛轉正的小管教，說是他私自放的。小管教背了個處分，調去偏遠派出所了。而那個礦老闆的兒子，最後判了個緩刑。”
老方看著我，眼神裡有種悲哀，“你以為這些錢，是幾個管教就能吞下的？看守所的賬目每個月都要上報，那些多出來的收入，總得有個去處。”
他說出了幾個數字——看守所每年的“非正常收入”，保守估計在七位數以上。這些錢通過各種方式洗白，有的變成了所裡的“小金庫”，有的進了某些人的私人賬戶。
“他們在省城中州、大梁都買了房子。”老方的聲音低得像耳語，“有的還不止一套。我聽說，有個所領導在中州的別墅，光裝修就花了兩百萬。他老婆開的是寶馬X5，女兒在英國留學，家裏還有保姆伺候——這些，靠他那點工資？”
書房裏靜得可怕。窗外的知了聲顯得格外刺耳。
“所以這次巡察組是動真格的？”我問。
老方點點頭：“市督察院新來的督察長趙誌高，你聽說過吧？”
我搖頭。
“省裡下來的，據說背景很深。”老方說，“他在內部會議上拍了桌子，說蘭陽縣看守所是‘全省監管係統的毒瘤’，‘必須連根拔起，刮骨療毒’。他還說，這次巡察不是走過場，是要見血的。”
“見血？”
“意思就是，要有人為此付出代價。”老方緩緩地說，“可能還不止一兩個人。”
我忽然想起李狀元。他在看守所當過兩年指導員，雖然已經調走，但如果真要深挖舊賬……
“老方，”我試探著問，“像狀元這樣，已經調離的幹部，一般會查嗎？”
老方沉默了。他重新點了一支煙，深吸一口，煙霧模糊了他的表情。
“按常理說，”他斟酌著用詞，“巡察主要是針對現任領導班子和關鍵崗位人員。已經調走的，除非有明確線索指向當年的重大問題，否則一般不翻舊賬。畢竟時過境遷，很多事說不清，政策環境也不同了。”
這話聽起來是在安慰我，但我聽出了弦外之音——如果不按“常理”呢？
“不過，”老方話鋒一轉，“這次的情況……不太一樣。”
“怎麼不一樣？”
“這次來蘭陽縣的巡察組，有點……”他似乎在尋找合適的詞，“有點‘潔癖’。”
“潔癖？”
“就是太較真。”老方苦笑，“我們在巡查其他縣看守所的時候，講究的是抓大放小，找普遍問題、突出問題，及時整改。畢竟看守所那個地方很特殊，什麼人都有，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如果事事較真，那就寸步難行了。”
他頓了頓，看著我：“但去蘭陽的那個組，好像不懂這個道理。他們什麼都查，什麼都要問個明白。從賬目上的幾塊錢出入，到某個嫌疑人多吃了一頓肉，他們都要追根究底。下麵的人都私下說，這哪是巡察，這是抄家。”
我心裏咯噔一下。
“這麼查……會查出什麼？”
“會查出很多人不想被查出來的東西。”老方意味深長地說，“也會讓很多人睡不著覺。”
老方走後，我獨自在書房坐到深夜。
窗外的北京城燈火通明，車流像發光的河流，在高架橋上流淌。這座城市太大，太繁華，以至於可以輕易淹沒一個人的焦慮和恐懼。
但我淹沒不了。
老方帶來的訊息，像一把鑰匙，開啟了潘多拉的盒子。我開始瘋狂地蒐集一切關於蘭陽縣看守所、關於巡察組的資訊。
我給還在蘭陽的親戚朋友打電話，用各種藉口旁敲側擊。我給在省城工作的同學發微信，詢問他們是否聽到什麼風聲。我甚至翻牆上了外網，在那些地方論壇、貼吧裡尋找蛛絲馬跡。
得到的資訊混亂而矛盾。
有人說，看守所所長張民武已經被“控製”了，正在交代問題。有人說，看到張民武昨天還在單位上班，一切正常。有人神秘的說，“巡察組手裏有一份長達五十頁的舉報材料，涉及縣裏好幾個領導。”也有人說，那都是謠言，巡察組就是例行檢查，什麼事都不會有。
最驚悚的一個版本是：看守所裡死過人。
不是正常死亡，是“非正常死亡”。據說去年有個嫌疑人突發心臟病，送醫不及時，死了。家屬鬧過，但被壓下來了。巡察組這次就是要翻這箇舊案。
還有一個版本說：看守所裡關過一個特殊人物——某個落馬高官的親戚。這人在裏麵受到了“特殊照顧”，後來案子不了了之。巡察組要查的就是這個“特殊照顧”背後的交易。
每個版本都說得有鼻子有眼，每個版本都有人信誓旦旦地說“千真萬確”。
我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也許都是真的，也許都是假的。也許真假已經不重要了——當謠言達到一定數量級，它本身就成了一種力量，一種能夠左右局勢、影響人心的力量。
在所有謠言中，我最關心的是關於李狀元的。
有人說，巡察組調取了他當指導員期間的所有記錄，正在一筆筆核對。
有人說，已經有人“檢舉”李狀元，說他當年收過嫌疑人家屬的錢。
還有人說，李狀元之所以被調離看守所，不是因為工作調整，而是因為他“知道得太多”，有人故意把他弄走。
最後一個說法，讓我渾身發冷。
如果李狀元真的“知道得太多”，那他現在在哪裏？在做什麼？巡察組找到他了嗎？他會不會……有危險？
我想起老方臨走前說的那句話：“這次的情況不太一樣。”
怎麼不一樣？是因為巡察組格外嚴厲？還是因為……有人不想讓巡察組查出什麼？
我腦子裏閃過一個可怕的念頭：會不會巡察組本身就是某些人手中的刀？他們故意把事情鬧大，故意放出各種謠言，就是為了混淆視聽，掩蓋真正的目的？
而這個真正的目的，會不會就是……滅口？
我被自己的想法嚇到了。我用力搖了搖頭，試圖驅散這些陰暗的念頭。現在是法治社會，是2023年，不是舊社會。怎麼可能有這種事？
但另一個聲音在我心裏說：那個應急管理局局長田雷波是怎麼死的，不就是在大白天上下班的路上，連人帶車被撞，官方說是疲勞駕駛，可四年過去了，還有人相信嗎？
淩晨一點，手機突然響了。
是一個陌生的座機號碼，區號是蘭陽的。
我的心跳瞬間加速。這麼晚，誰會從蘭陽給我打電話？
我猶豫了幾秒鐘，接了起來。
“喂？”
電話那頭沒有人說話，隻有輕微的電流聲。
“喂？哪位？”
還是沉默。
就在我準備結束通話時，一個低沉的聲音響了起來，聲音很小，像是在捂著話筒說話：
“嶽老師嗎？”
“我是。你是？”
“我是狀元的朋友。”對方語速很快，聲音壓得很低，“狀元讓我告訴你，什麼都別打聽，什麼都別詢問。近期不要開車回蘭陽，也不要聯絡任何蘭陽的人。記住，是任何人。”
“狀元在哪裏？他怎麼樣了？”
“他很好。但他讓你一定要聽話。”對方停頓了一下，“還有，小心你身邊的人。有些人……不是你看到的樣子。”
“什麼意思？你說清楚！”
“我隻能說這麼多。保重。”
電話結束通話了。
窗外的北京城，依舊燈火輝煌。
但那些光，此刻照不進我心裏。
我心裏隻有一片來自故鄉的黑暗——那片黑暗裏，謠言在滋生，真相在隱藏，而我和我的家人，正被一步步拖向一個看不見的深淵。
風暴就要來了，而我，還沒有找到避風的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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