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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那塊蜂花牌的檀香皂終於還是用完了。
那塊深褐色的、刻著兩朵模糊蘭花圖案的皂塊，從我記事起，就一直躺在衛生間那個白色的搪瓷皂盒裡。
它陪著我們度過了很多年，從一塊棱角分明的新皂，被歲月和媽媽那雙勤快的手慢慢地磨成了一片薄薄的、半透明的、像琥珀一樣的月牙。
到了最後，它薄得幾乎拿不住了，媽媽便會把它小心翼翼地，貼在一塊新開封的檀香皂上，讓它們融為一體，繼續為我們這個家，散發著那股熟悉的、乾淨的、帶著一絲清苦藥味的安穩氣息。
可這一次，當那片最後的、薄如蟬翼的老皂在媽媽手裡徹底化為一捧泡沫之後，被請進那個白色搪瓷皂盒裡的卻不再是它的同類。
那是一塊我從未見過的、粉紅色的、形狀像一顆鵝卵石一樣圓潤的香皂。
它冇有被任何紙張包裹，隻是靜靜地躺在一個透明的塑料殼裡。
透過那層塑料殼，我甚至能看到香皂的內部，還嵌著幾片細小的、乾枯的玫瑰花瓣。
它一來，我們家那股熟悉的、清苦的味道就徹底地被驅逐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高級、更濃鬱、也更具侵略性的、屬於女人的玫瑰香味。
那香味，不像檀香皂那樣，隻是安靜地守在衛生間的一角。
它像一個不請自來的、穿著漂亮連衣裙的客人，會霸道地占據我們家每一個角落——它會附著在媽媽剛洗過的毛巾上，會鑽進我剛換上的乾淨衣服裡，甚至會混進廚房裡飯菜的熱氣中。
我有些不習慣。我甚至覺得連媽媽自己都有些不習慣。
她不再像以前那樣，洗完手後會下意識地把濕漉漉的手湊到鼻子前聞一下。
她隻是用那塊新的、滑膩的、散發著濃鬱香氣的玫瑰皂，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地搓洗著她的手。
那架勢不像在清潔，更像是在用一種新的、更強烈的氣味，去覆蓋掉另一種沾染在她手上，隻有她自己才能聞得到的、舊的氣味。
而我們縣城裡所有的電視機，在那年春天也好像都換上了一種新的味道。
那部叫《還珠格格》的電視劇，像一場持久不散的、甜膩的龍捲風席捲了我們這個小縣城。
不管我走到哪兒，都能聽到那幾個熟悉的聲音。
理髮店裡那個穿著跨欄背心的胖師傅，會一邊給客人颳著臉，一邊跟著電視裡那個叫小燕子的、咋咋呼呼的女人一起傻笑。
南貨店裡，老闆娘會一邊嗑著瓜子，一邊為電視裡那個總是哭哭啼啼的、叫紫薇的女人，唉聲歎氣。
那件事之後，我們家的日子過得異常的平靜。
媽媽不再去單位加班了，她下班的時間越來越早。
她也不再研究那些複雜的菜譜，我們家的飯桌，又恢複了往日的清湯寡水。
她隻是開始陪著我一起看電視。
她會搬一張小板凳，坐在我的旁邊。
她不像我，看得那麼投入，會跟著裡麵的情節，一會兒緊張，一會兒又大笑。
她大部分時間，都隻是安安靜靜地坐著，手裡拿著一件永遠也織不完的、深灰色的毛衣。
兩根竹製的毛衣針，在她手裡，上下翻飛，發出“嗒、嗒、嗒”的、極有規律的輕響。
她的眼睛是看著電視的。但我覺得，她的目光又好像穿透了那層閃著雪花點的、小小的螢幕，落在了某個更遙遠、更讓她費神的地方。
那天晚上，電視裡正好演到，那個叫紫薇的格格，被一個凶惡的皇後孃娘，關進了小黑屋裡，用很長的針紮她的手指。
紫薇哭得撕心裂肺，一旁的容嬤嬤卻露出了猙獰的、得意的笑容。
我看得又害怕又生氣，忍不住攥著拳頭，罵了那個容嬤嬤一句：“這個老巫婆，真壞！”
媽媽那雙正在飛快舞動的、織著毛衣的手，在那一瞬間，停頓了一下。
她冇有看我，也冇有看電視。
她隻是低著頭，看著自己手裡那根細細的、在燈光下閃著寒光的毛衣針。
過了一會兒，她才緩緩地，用一種很輕、很飄忽、像在說夢話一樣的聲音，對我，又像是對她自己說：
她用那根毛衣針的針尖，輕輕地，敲了敲桌子的邊緣，“篤，篤”，發出了兩聲輕響。
“傻孩子，”她說，聲音很輕，也很平，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毫無關係的事情，“電視裡那些壞人，都是假的。”
她頓了頓，嘴角，勾起了一抹極其微弱的、幾乎看不見的、自嘲的弧度。
“……真要是恨一個人，哪會讓她知道。”
她說這話的時候，聲音裡不帶任何感情。
我當時冇聽懂她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隻是覺得，媽媽那天晚上，有些奇怪。
她身上那股新的、好聞的玫瑰香味，好像也變得和那根冰冷的毛衣針一樣帶著一絲絲的涼意。
我們家那台十四寸的彩電，螢幕上開始頻繁地出現一些新的、我看不懂的廣告。
有一個廣告，我印象很深，是賣一種叫背背佳的東西的。
電視裡，一個和我差不多年紀的、駝著背的小男孩，在穿上那個像鎧甲一樣的背心後，腰板瞬間就挺得筆直。
廣告的最後，總會有一個很有磁性的男聲，用一種不容置疑的語氣說：“身姿挺拔，才能擁有未來。”
媽媽似乎對這個廣告很感興趣。
有一天，她從單位下班回來，冇有像往常一樣先走進廚房，而是從她那個半舊的布兜裡，拿出了一套嶄新的東西。
那不是背背佳，而是一套包裝得很精美的文房四寶。
裡麵有一方小巧的端硯，一錠帶著鬆煙味的徽墨，還有幾支大小不一的、嶄新的毛筆。
“晨晨，”她一邊把那些東西，一樣一樣地擺在桌上，一邊用一種看似不經意的語氣對我說，“媽媽看你，最近寫作業，老是趴在桌子上，背都快駝了。這樣不好。”
她頓了頓，拿起一支嶄新的、筆桿上還刻著字的毛筆，在手裡掂了掂，又放回盒子裡。
“以前，外公總說，”字如其人“。他說，一個人的字要是寫得歪歪扭扭，那他的心，也是浮的，將來，沉不住氣，辦不了大事。”
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並冇有看著我，而是看著窗外那片灰濛濛的天。那語氣像是在回憶一件很遙遠的往事，又像是在說服她自己。
從那天起，每個週末的下午，我們家的那張方桌，就不再是飯桌了，它成了一張臨時的書案。
媽媽會先把幾張舊報紙，仔仔細細地鋪在桌麵上。
報紙上，還印著一些早已過時的新聞，比如“我國第三艘無人試驗飛船發射成功”，或者“某某明星被爆偷稅漏稅”。
然後，她會把那方小小的硯台放在報紙的正中央。
她研墨的姿態很好看。
她會先用一個小小的、白色的瓷勺，往硯台裡滴上幾滴清水。
然後，她會拿起那錠黑得發亮的徽墨，用一種很平穩的、不緊不慢的力道，在硯台裡，一圈一圈地慢慢地打著轉。
屋子裡很安靜。
隻有那錠徽墨和粗糙的硯台之間，發出的一種“沙沙”的、極其細微的、催眠般的聲響。
一股清苦的、混雜了鬆煙和藥草味的、好聞的墨香味，就隨著那聲響，一點一點地瀰漫開來，蓋過了家裡那股日漸濃鬱的玫瑰香氣。
我喜歡這股味道。
它讓我覺得，我們家又變回了以前那個雖然清貧，但很乾淨、很安穩的家。
我甚至天真地以為，隻要我把字練好了，媽媽臉上的那種陰雲，就會慢慢地散開。
那天下午，我正在練字，門被敲響了。
來的人是工會的汪主席。
她提著一網兜我從未見過的、金黃色的進口香蕉，敲開了我們家的門。她一進門，就親熱地拉著我媽媽的手，像對待自己的親姐妹一樣。
“程蕾啊，”她把香蕉放在桌上，臉上堆滿了那種恰到好處的、既不顯得諂媚、又充滿了組織關懷的笑容，“我今天可是來給你報喜的！”
她從她那個看起來就很貴的、鱷魚皮的手提包裡，拿出了一張紅色的報名錶。
她說，縣裡文化館和教育局要聯合舉辦一場迎春杯書法大賽，她第一個就想到了我們家晨晨。
“這你可得感謝你們呂局長！”汪主席剝開一根香蕉，遞給我，那雙塗著鮮紅色指甲油的手，顯得又白又胖，“呂局長前幾天，還特意把我叫到辦公室，問晨晨的字練得怎麼樣了。我說，那還用說？程蕾親自教出來的，肯定差不了！呂局長聽了，高興得不得了。他說，這次比賽的評委，文化館的李館長，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了。他已經親自打過招呼了，說我們稅務局，今年就要出一個小書法家，給咱們係統，也給你這個當媽的，爭光！”
她把“打過招呼了”這幾個字，說得又響亮又隨意，像在說一件“今天天氣不錯”一樣，再尋常不過的小事。
我看到媽媽，在聽到那句話時，那張原本還算平靜的臉，瞬間就白了。她端著水杯的手，不易察覺地，抖了一下。
“汪主席，”她低著頭，看著自己手裡的那杯水，聲音很輕，“孩子還小，就是瞎練著玩的，上不了檯麵。我看，還是……”
“哎，你這叫什麼話！”汪主席立刻打斷了她，那語氣瞬間就從剛纔的親切變得帶上了一絲過來人特有的、不容置疑的點撥意味，“程蕾啊，你這個人，就是這點不好，太死心眼了！什麼叫上不了檯麵？領導說你上得了，你就上得了！”
她看了一眼正在假裝認真看書的我，然後湊到我媽媽耳邊，用一種隻有她們倆才能聽見的、極其神秘的語氣，接著說。
我雖然聽不清她具體說了什麼，但我看到了。
我看到汪主席在說話時，她的眼睛，一直瞟著我，嘴角，還帶著一絲高深莫測的笑容。
而我媽媽的臉，則由白轉為了紅，又由紅變回了更深的、毫無血色的慘白。
汪主席直起身，又恢複了那種笑嗬嗬的表情，像一個剛剛辦完了一件天大好事的功臣，拍了拍媽媽的肩膀。
她把那張寫著我的名字的、單薄的報名錶，像一道不容置疑的聖旨，重重地拍在了我們家那張鋪滿了廢報紙的、散發著墨香味的桌子上。
我看著那張報名錶，心裡五味雜陳。
我辛辛苦苦、一筆一劃寫出來的、那些黑色的、沉默的字，從一開始就和我自己冇什麼關係了。
它隻是為了給我這件普通的貨物，貼上一張閃閃發光的價簽，好讓那個看不見的、名叫市一中的、昂貴的櫃檯，能名正言順地接收我。
汪主席走後，我們家那張鋪滿了廢報紙的方桌，就成了一張冇有硝煙的戰場。
媽媽冇有再問過我一句“想不想參加”的話。
她隻是默默地，把那張紅色的報名錶，用一塊小小的磁鐵，吸在了我們家那台雪花牌冰箱的門上。
那張刺眼的紅色，和冰箱那身斑駁的、泛黃的白色油漆，形成了一種很不協調、卻又無法忽視的對照。
她對我練字的要求變得比以前嚴格了無數倍。
她不再隻是握著我的手，教我筆順和章法。
她會搬一張小板凳，坐在我的對麵，像一個最嚴苛的監工。
我的手腕稍微抖了一下，她會立刻說：“重寫”；我的一個撇捺，稍微頓挫得不夠有力，她也會立刻說：“重寫”。
我們家那疊原本可以用上一個月的毛邊紙，開始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消耗著。
每天，我寫完字後，廚房的垃圾桶裡都會堆滿一團團被我揉得皺巴巴的、沾滿了黑色墨跡的廢紙。
那些廢紙，像一具具小小的、在戰場上犧牲了的、沉默的屍體。
有時候，我會寫到很晚。
窗外天已經完全黑了，家屬院裡，彆家的窗戶裡都傳來了電視機裡《新聞聯播》開始時，那段熟悉的、激昂的音樂。
而我們家，隻有那盞十五瓦的、昏黃的檯燈，和媽媽那一聲聲不帶任何感情的、“重寫”。
我能感覺到，她不是在教我寫字。
她是在用一種近乎於自虐的方式，訓練我，也是在訓練她自己。
她好像覺得，隻要我們足夠努力，足夠聽話，就能把那個已經被“打好招呼”的、內定好的結果，變得……更像那麼回事一點，更能讓她自己，在麵對那個結果時，感到一絲絲的心安理得。
而我們家那台金雀彩電，就在那段時間開始出一些奇怪的毛病。
它的顏色變得很不穩定。
有時候，新聞聯播裡，那個穿著藍色西裝的男主持人的臉會突然變成綠色，像一個剛從水裡撈出來的水鬼。
有時候，天氣預報裡，代表著晴天的、紅色的太陽又會變成紫色，像一個熟透了的、巨大的茄子。
媽媽找了家屬院裡那個據說很懂電器的李叔叔來看過一次。
李叔叔拆開後蓋鼓搗了半天，最後搖著頭宣佈，是裡麵的顯像管老化了，冇得修了，除非換個新的。
“就先這麼看著吧，”媽媽對李叔叔說，語氣很平淡，“反正，是紅是綠，也礙不著看字幕。”
那之後，我們就開始看起了那個充滿了奇怪顏色的、荒誕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綠色的臉，紫色的太陽，都成了一種見怪不怪的日常。
比賽的結果，毫無懸念。
頒獎典禮那天，是在縣文化館那個小小的、鋪著紅色地毯的禮堂裡舉行的。
我穿著媽媽特意給我買的一身嶄新的、有些紮人的藍色運動服，坐在第一排。
我甚至連自己的作品都冇有在展覽牆上找到。
當那個我不認識的文化館領導用一種抑揚頓挫的腔調，唸到“小學組金獎，何晨”時，我感覺整個禮堂裡所有人的目光，都像一撮撮帶著火星的、看不見的灰塵，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走上那個鋪著紅地毯的、高高的舞台，從那個領導手裡接過了一個巨大的、紅色的獲獎證書，和一個裝著二百塊錢獎金的、同樣是紅色的信封。
我站在台上，看著台下為我鼓掌的老師和同學。
我看到了曾文靜，她也在鼓掌，隻是臉上，帶著一種我熟悉的、充滿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
我又看到了坐在第一排正中央的、臉上帶著得體微笑的媽媽。
我冇有感到一絲一毫的喜悅，隻有一種巨大的、不真實的、甚至是可恥的負罪感。
我當時並不完全明白這份負罪感從何而來。
我隻是覺得，自己像一個在廟會上，被大人用幾顆糖哄著，去偷拿了彆人攤位上一個漂亮風車的孩子。
風車在我手裡，轉得越是鮮豔，越是好看，我心裡就越是發慌。content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