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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字大章）
在一次由王建國主持的、有部裡相關司局領導列席的技術工作座談會上，沈星雨的發言將氣氛推向了一個高點。
他先是係統地談了幾個在建和規劃專案中，他認為存在的技術路線選擇問題，批評有些決策“過於迷信毛熊的既有模式，缺乏對國內實際資源條件和未來市場需求的深入分析，是懶政思維”。
接著，話鋒一轉，直指領導作風：
“有些領導同誌，長期脫離技術一線，對最新的科技動態缺乏瞭解，卻習慣於憑經驗、甚至憑感覺拍板。下麵技術乾部反覆論證、提出的更優方案，往往因為不符合某些領導固有的認知，或者觸動了一些現有的利益格局，就被束之高閣。
這不僅僅是浪費國家資財的問題，更是扼殺創新活力、阻礙技術進步的大問題！這算不算官僚主義？算不算主觀主義？”
他的話引起了會場一陣輕微的騷動。有人點頭，有人交換眼色，也有人低頭記錄。
列席的部裡某位處長臉色不太好看。
沈星雨越說越激動，音量也提高了：“還有，我們有些部門，山頭主義、門戶之見依然存在。搞個專案，不是看技術需要，不是看誰能乾，而是先看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跟哪個領導關係近，是不是‘自己人’。這種宗派主義的影子不除，怎麼能團結一心搞建設？怎麼能做到人儘其才？”
他雖然冇有點名，但話語中的指向性，在場不少人都能心領神會。
他最後甚至提到了部裡一位以保守和強硬著稱、在技術路線上堅定傾向毛熊傳統模式的鄭副部長，說他“在一些重大技術方向決策上，聽不進不同意見，搞一言堂，壓製了下麵同誌很多有價值的探索思路”。
會場一片寂靜。
王建國的心沉了下去。
沈星雨說的某些現象，他何嘗冇有感受？但如此直接、如此尖銳地在正式會議上，特彆是在有部裡領導在場的情況下，公開批評高階領導，這已經遠遠超出了“就事論事”、“注意方式方法”的範疇。
這更像是一種公然挑戰，帶著理想主義者的無畏，也帶著某種危險的天真。
王建國看到負責記錄的同誌筆走如飛，也看到那位部裡處長的臉色已經黑了下來。
他知道，沈星雨的這些話，每一個字都會被記錄下來，會形成簡報，會上報。
在眼下“鳴放”的背景下，或許暫時不會被追究，但……這就像在懸崖邊行走，下麵就是萬丈深淵。
王建國作為會議主持人，不得不表態。
他首先肯定了沈星雨積極發言、關心工作的態度，然後話鋒一轉，語氣嚴肅了幾分：“星雨同誌提的意見，有些涉及到具體工作方法和作風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和改進。但有些說法，可能過於尖銳，也帶有個人主觀色彩。我們提意見，還是要本著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與人為善，注意政治影響。對於領導同誌的工作，我們應當尊重，有不同的技術見解，可以通過正常組織渠道，充分論證，理性探討。”
他的發言試圖降溫，試圖將話題拉回到相對“安全”的技術討論範疇。
但氣氛一旦被點燃，想要輕易平息，談何容易。
沈星雨的發言像一塊投入潭水的巨石，激起的漣漪迅速擴散。此後幾次座談會，年輕人發言明顯大膽了許多，批評的矛頭也開始涉及更多具體的人和事，雖然不如沈星雨那樣直接點名高階領導，但火藥味已然濃烈起來。
王建國主持著會議，聽著各種或中肯、或偏激、或帶著個人怨氣的言論，內心那根弦越繃越緊。
他隱隱感到，一場風暴正在醞釀，而沈星雨，很可能就在風暴眼附近。
然而，王建國冇有料到，風暴的第一個浪頭，並非直接拍向沈星雨，而是以更隱蔽、更陰毒的方式，衝向了他自己。
那是一個週五的下午，王建國正在審閱一份關於明膠生產中試出現質量波動的分析報告，辦公桌上的保密電話急促地響了起來。
是部裡一位與他相熟、分管乾部工作的李副部長的秘書打來的，語氣是前所未有的嚴肅和公式化：“王建國同誌嗎？請你明天上午九點，到部裡來一趟，李副部長要找你談話。是關於群眾反映你的一些問題，需要向你瞭解覈實情況。”
“群眾反映？什麼問題？”王建國心頭一凜，儘量讓聲音保持平穩。
“電話裡不方便說，你來了就知道了。準時到。”秘書說完就掛了電話。
王建國拿著話筒，裡麵傳來忙音。
他慢慢放下，坐回椅子，剛纔報告上的資料忽然變得模糊起來。群眾反映？什麼群眾？反映什麼問題？是沈星雨在會上那些尖銳批評，被人引申、曲解，牽連到了自己這個主持會議的領導？還是……另有緣由？
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了他。
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點菸的手卻有些微不可察的顫抖。
他想到了“肅反”時的那份匿名調查，想到了戴立春，想到了自己這些年來在技術決策、人事安排上不可避免得罪過的人，也想到了沈星雨那毫無顧忌的言論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
但直覺告訴他，這次恐怕冇那麼簡單。李副部長親自出麵談話，而且如此急迫，說明“反映”的問題，可能相當嚴重。
一夜無眠。
第二天，王建國按時來到部裡。
李副部長的辦公室在二樓，他敲門進去時，看到裡麵除了李副部長，還有紀檢部門的一位處長，姓趙，臉色嚴肅地坐在一旁。
氣氛凝重。
李副部長示意他坐下，冇有寒暄，直接切入正題，語氣是公事公辦的嚴肅：“建國同誌，今天找你來，是因為部d組和紀檢部門，最近陸續收到一些關於你的舉報材料。主要是匿名信，但反映的問題比較集中，也比較嚴重。組織上很重視，需要向你本人覈實情況。”
王建國的心猛地一沉，但臉上儘力保持著鎮定：“李部長，趙處長，我接受組織的調查。是什麼問題，請組織明示，我一定如實向組織說明。”
李副部長看了一眼趙處長。
趙處長開啟一個檔案夾，抽出一份顯然是抄錄件的材料，冇有透露筆跡。
他清了清嗓子，開始念，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像冰碴一樣砸進王建國的耳朵：
“舉報信主要反映你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技術權威主義思想嚴重。在主持技術司和重點專案建設中，獨斷專行，壓製不同技術意見，搞‘獨立王國’，把國家專案當成個人領地，聽不得反對聲音。”
王建國立刻迴應：“這不符合事實。重大的技術決策，尤其是骨膠、蛋白腖生產線建設，明膠專案攻關，我們都經過技術論證會，有詳細的會議記錄可查。我尊重專家的意見，也鼓勵技術討論。當然，作為負責人，在一些有爭議的技術路線上，我需要綜合各方意見做出決斷並承擔責任，這不能等同於壓製不同意見。如果決策後來被證明有問題，我願意承擔領導責任。”
趙處長看了他一眼，繼續念：“第二，個人名利思想嚴重。將國家專案的成果，過多地與個人榮譽掛鉤，在宣傳和彙報中突出個人作用，有將集體功勞據為己有的傾向。”
王建國感到一陣荒謬和憤怒，但他剋製著：
“李部長，趙處長，骨膠、蛋白腖等專案能成功，是部裡正確領導，是全體技術人員和工人奮戰的結果，我從未在任何場合貪功。所有的彙報、總結、宣傳材料，都強調是集體智慧和勞動的結晶。這一點，司裡和指揮部的同誌都可以證明。”
趙處長不置可否，翻到下一頁，語氣更沉：
“第三，政治立場模糊，階級界限不清。突出表現在，對某些曆史複雜、出身不好或有海外關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留美歸國的陳經緯等人，過分信任，委以重任，甚至在之前的政治運動中，有過為其開脫、保護的傾向。這與d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精神不符，是嚴重的政治原則問題。”
王建國的心跳加速了。
來了，果然還是扯到了這裡。
他深吸一口氣，字句清晰地回答：
“關於陳經緯等同誌的使用，我是從工作出發，從他們對國家建設的技術貢獻出發。陳經緯同誌海外學成歸來，投身建設，其專業能力在蛋白腖等專案攻關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對於他的曆史情況，組織上已有結論，是在使用中繼續考察。我在工作中，既發揮其專長，也注意對其加強思想教育。我認為這符合d對愛國知識分子‘政治上關心，工作上信任，生活上照顧’的政策，不存在‘界限不清’的問題。至於‘肅反’期間，我堅持重現實表現，是出於穩定技術隊伍、保證重點專案推進的考慮，並且當時向組織做過詳細彙報，也得到了‘在工作中繼續考察’的指示。我認為我的做法是負責任的。”
李副部長和趙處長交換了一個眼神。
李副部長開口了，聲音低沉：
“建國同誌，你不要激動。組織上是在向你覈實情況，你有解釋的權利。但你要正確對待群眾的監督。”
王建國點點頭：“我明白。請組織繼續問。”
趙處長拿起最後一份材料，頓了頓，似乎這個問題最為沉重：“第四，也是最嚴重的一點。舉報信反映，你在一些非正式場合，私下對d的某些重大方針政策，發表過懷疑和消極的議論。例如，對‘全麵學習毛熊先進經驗’這一方針，你有過‘有些具體技術路線是否完全適合我國國情，可以討論’之類的言論。信中還說，你對當前一些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提法，流露出同情和不理解的情緒。建國同誌，這些都是涉及重大政治原則和政治立場的問題，你必須向組織坦白交代清楚！”
如同一聲驚雷在王建國頭頂炸響。
他的臉色瞬間白了，後背滲出冷汗。
前麵幾條，雖然險惡，但畢竟是工作作風和用人問題，他尚可依據事實辯駁。
可這最後一條，直接扣上了“對d的方針政策有懷疑”、“同情右傾言論”的政治帽子！
在1957年春夏的這種政治氣候下，這頂帽子足以壓垮任何人，無論他過去有多少功勞。
巨大的震驚和憤怒過後，是極度的冰冷和清醒。
王建國立刻意識到，這絕不是一般的“群眾意見”或“過激批評”，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瞄準他政治生命的構陷！
風格與當初戴立春那種利用工作矛盾正麵施壓截然不同，更加陰險，更加致命。
寫信的人，不僅瞭解部裡和專案上的情況，而且深諳政治運動的要害，知道在“鳴放”背景下，將工作問題與“對d的政策有懷疑”這樣的政治立場問題掛鉤，會產生多麼可怕的殺傷力。
是誰？
戴立春倒台後殘餘的勢力？
自己因為堅持某些技術路線，或者因為保護陳經緯等人，擋了誰的路？
或者是……
沈星雨那些尖銳批評，觸怒了某些高高在上的人物，而自己作為沈星雨的直接領導，成了被遷怒、甚至被用來“殺雞儆猴”的靶子？
電光石火間，他腦子裡閃過部裡那位以保守著稱、曾被沈星雨不點名批評的鄭副部長。
最近在討論那個全國性生物產業發展規劃草案時，自己確實提出過“在堅持自力更生、學習毛熊的同時，也應適當關注西方相關領域的最新進展，作為參考和借鑒”，這與鄭副部長堅持的“全麵、徹底學習毛熊”的基調略有不同。
當時鄭副部長隻是淡淡說了句“要注意政治影響”，並未深究。
難道……是鄭副部長？還是他身邊的人？
不，現在不是猜測的時候。
現在最關鍵的是，麵對這致命的指控，他必須立刻、堅決、清晰地予以駁斥，不能有任何含糊。
王建國挺直了脊背，目光坦然地看向李副部長和趙處長，聲音因為極力控製情緒而有些沙啞，但每個字都斬釘截鐵：
“李部長，趙處長。對於這最後一條指控，我堅決否認！這是徹頭徹尾的誣衊，是彆有用心的人斷章取義、捏造構陷！”
他稍微停頓，吸了口氣，繼續說道：“我王建國參加革命工作多年，受d教育培養，對d的忠誠從未動搖。對於‘全麵學習毛熊先進經驗’這一d中央的英明決策，我曆來是堅決擁護、認真執行的。我們在骨膠、蛋白腖等技術上取得突破，正是學習毛熊相關基礎理論，結合我國實際進行創新的結果。這一點，有大量的技術檔案和工作總結可以證明。”
“在工作中，我和同誌們討論技術問題，包括學習外國經驗時，確實強調過要‘結合實際’、‘因地製宜’。我們是在具體的技術路徑選擇層麵上進行探討，目的是為了使學習更有效，使引進的技術能更好地服務於我國建設。這完全是在d的方針政策框架內進行的正常業務討論，絕冇有絲毫懷疑d的方針政策本身的意思！將這種正常的技術探討，歪曲成對d的政策的‘懷疑’和‘消極議論’，是極其惡毒的！”
“至於同情‘右傾言論’，更是無稽之談！我從未發表過，也絕不認同任何違背d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言論。我的言行，司裡指揮部的許多同誌可以作證。我請求組織上對此進行嚴肅調查，查明這封匿名信的來源，揭露誣告者的真麵目！”
他的語氣激烈，但內容清晰，立場堅定。
李副部長一直仔細聽著，手指輕輕敲著桌麵。
趙處長則低頭記錄著。
等王建國說完，李副部長緩緩開口，語氣比剛纔緩和了一些，但依舊嚴肅：“建國同誌，你的態度，組織上看到了。
舉報信的事情，組織上會按照程式處理。你說的，和你否認的，我們都會記錄在案。
現在運動期間，各種意見都有，你要正確對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尤其是作為領導乾部，更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政治上不能有絲毫含糊。”
“你的工作成績，組織上是肯定的。但成績不能掩蓋問題，更不能成為拒絕批評的擋箭牌。關於技術決策和用人方麵的問題，你要認真反思。關於那些政治言論的指控，既然你堅決否認，組織上也會進一步瞭解。但在冇有查清之前，你自己要謹言慎行，積極配合組織的調查。”
談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除了那幾條指控，李副部長和趙處長又問了一些工作上的細節，特彆是關於陳經緯的使用和“肅反”時的處理過程。
王建國一一做了說明，並再次強調了當時的技術緊迫性和現實表現原則。
離開李副部長辦公室時，王建國感覺腳步有些虛浮，但頭腦卻異常清醒，甚至有些冰冷。
他知道，最危險的時刻暫時過去了，但危機遠未解除。
那封匿名信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已經亮了出來，雖然冇有立刻刺中要害，但毒液已經滲入空氣。
組織上“進一步瞭解”的說法，意味著調查不會停止，而“謹言慎行”的告誡，則是一種無形的壓力和約束。
回到臨時住處，王建國關上門，感到一陣深深的疲憊和後怕。
匿名信的內容如此具體，如此惡毒，顯然不是空穴來風。是誰要置他於死地？他必須弄清楚，至少要有防備。
他首先排除了沈星雨。
雖然沈的言論給他帶來了麻煩，但匿名信的風格與沈星雨那種公開、尖銳、理想化的抨擊完全不同，更加陰損，更擅長羅織罪名。
而且沈星雨的目標似乎是更上層的官僚習氣，冇必要用這種下作手段對付自己這個還算支援他工作的直接領導。
戴立春的餘黨？
有可能，但戴倒台後樹倒猢猻散，還有誰有這麼大能量和膽子，在“鳴放”這個敏感時期，精準地製造政治指控？
思路漸漸聚焦到鄭副部長身上。
匿名信中關於“對學習毛熊有疑慮”的指控，與自己在規劃討論會上與鄭副部長那細微的分歧，隱隱吻合。
如果是鄭副部長，或者是他身邊的人，因為沈星雨的批評而遷怒，進而想用更狠辣的方式除掉自己這個“不聽話”的下屬，同時敲打其他可能“不安分”的技術乾部，這完全說得通。
而且，鄭副部長的地位和影響力，也完全能做到讓匿名信“引起高層震動”。
王建國感到一股寒意從腳底升起。
如果對手真的是這個級彆，那事情就極為棘手了。
就在此時，部裡傳來了一個更加重磅的訊息——
關於中毛兩國的關係！
王建國心中一驚，看了看時間，馬上就是兩國決裂的時間了！
1957年的最後幾個月，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和不確定性，這種感受在這次的北京之行後，變得無比清晰和具體。
他這次緊急進京，名義上是彙報那個新抗生素原料藥中試專案的進展和遇到的困難，實際上，是去尋求幫助，或者至少是去確認一些傳聞。
專案籌備了大半年，基礎設計參照了蘇方早期提供的一些框架性資料，關鍵的發酵工藝放大引數和後處理工段的特種裝置（尤其是幾個耐腐蝕、耐高壓的特種鋼材反應釜）的詳細設計，卻遲遲冇有下文。
蘇方聯絡人員的回覆從最初的“正在準備”，到後來的“需要國內專家稽覈”，再到最近這次的“國內生產任務繁重，相關專家暫時無法派出，具體圖紙提供時間待定”，拖延的意味已經不加掩飾。
派到專案上指導了前期的兩位毛熊專家，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最初的熱心細緻，變得客氣而疏離，對於技術細節的追問，常常以“這是我國成熟工藝，具體引數需要根據你們實際情況調整”或者“這個問題我需要請示國內”來搪塞，涉及核心工藝控製點時，更是語焉不詳。
專案遇到了實實在在的技術瓶頸，發酵單位提不上去，雜質含量波動大，反應釜的材質選擇和結構設計也因缺乏關鍵資料而難以最終定案。
整個團隊憋著一股勁，卻像拳頭打在棉花上，進展緩慢，人心也開始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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