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下很安靜，但王建國能感覺到，空氣中流動著某種被壓抑已久的、即將噴薄的情緒。
他坐在中排靠邊的位置，目光掃過台下黑壓壓的人頭，看到許多年輕的麵孔上閃著光，那是一種混合著理想主義和躍躍欲試的神情。
他也看到一些老同誌，眉頭微蹙，沉默地抽著煙，眼神裡是閱曆堆積起來的審慎。
動員會結束後，各司局、各單位很快行動起來，紛紛召開座談會。
王建國所負責的技術司和下屬幾個重點建設單位也不例外。
作為司裡主持工作的老司長長期病休，他無可迴避地被推到了前台，需要組織會議，聽取意見。
回到指揮部兼司辦公室，王建國把自己關在屋裡很久。
他點了一支菸，卻冇有抽幾口，任由青煙裊裊上升。他內心很複雜，像攪動了一池原本試圖保持平靜的深水。
一方麵，他並非看不到問題。
這些年，從骨膠、蛋白腖到正在艱難推進的明膠和更前沿的生物製劑探索，一路走來，他身處技術和建設的核心，也身處龐大行政體係的末端與開端。
他真切地感受到，工作中確實存在效率不高、流程繁瑣、有時候決策緩慢甚至因領導個人偏好而偏離技術最優解的情況。
他也見過個彆從地方或部隊轉業來的乾部，對專業技術一知半解，卻習慣於用行政命令代替科學論證，有時不免讓人感到“外行領導內行”的掣肘。
他甚至能理解，為什麼檔案要反對“官僚主義”。
如果“鳴放”真的能切中肯綮地指出這些弊端，推動工作方法的改進，減少不必要的內耗，那對國家的建設事業無疑是有利的。
他內心深處，也渴望一個更高效、更尊重科學規律的工作環境。
但另一方麵，兩年前“肅反”運動中那根繃緊的弦，從未真正放鬆。
戴立春事件的陰影，陳經緯、劉德培等人“曆史問題”上那懸而未決的“繼續考察”，都像暗礁一樣提醒著他政治水情的複雜與險惡。
提意見？怎麼提？提什麼？對誰提？
“知無不言，言無不儘”，這話聽起來讓人熱血沸騰，但“言者無罪”的保證，在具體的人事和政治語境中，真的能完全兌現嗎？
他想起自己當年在蘇聯專家麵前堅持己見時的艱難，想起為了在“肅反”中保護幾個技術人員所承受的壓力和那份語焉不詳的反饋。
意見一旦出口，就脫離了控製，會被如何記錄，如何解讀，如何上報，甚至如何被彆有用心地利用，都成了未知數。
他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
然而，形勢比人強。
運動的浪潮已經湧到腳下，他不能，也無法置身事外。
消極抵抗或敷衍了事，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很可能被解讀為對運動不積極，甚至是牴觸。
他必須有所行動，而且要表現得積極、主動、誠懇。
他首先召集了司裡和指揮部核心骨乾的小範圍會議。
除了佈置當前的生產技術任務，他著重談了整風運動。他的語氣是平和的，甚至帶點凝重。
“同誌們，部裡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大家都學習了。幫助d整風，改進我們的工作，這是好事，也是大事。”他環視在座的人，有像陳經緯這樣已經沉穩不少的技術中堅，也有劉德培這樣隻知道埋頭乾活的老工人代表，還有一些年輕的技術員和行政乾部。
“我們要認真對待，”
王建國繼續說，字斟句酌，
“作為技術部門，我們提意見，反映問題，我認為要把握幾個原則。第一，要實事求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誇大，不縮小，更不捏造。提意見的目的是為瞭解決問題，不是為了發泄情緒，或者搞人身攻擊。第二，要出於公心。要從有利於工作、有利於事業、有利於團結的角度出發，不能摻雜個人恩怨，更不能藉機打擊報複。第三，要注意方式方法。可以在會上說，也可以寫書麵材料，通過組織渠道反映。要講究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
他停頓了一下，看到有人點頭，有人若有所思，也有人似乎覺得他太過“老成持重”。
他加重了語氣：
“尤其是我們搞技術的同誌，習慣了用資料和邏輯說話。提工作上的意見，最好也能有具體事例，有分析，有建議。空泛的批評，或者隻破不立，效果未必好。”
他最後說：“司裡和指揮部會按照上級要求，組織座談會。希望大家認真準備，抱著對d負責、對事業負責的態度，提出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會上的發言，我們安排人記錄，彙總後上報。”
散會後，陳經緯留了下來，等其他人都走了，他才推了推眼鏡，低聲道：
“王司長，這運動……風聲好像有點緊。我們……”
他欲言又止。
王建國明白他的擔憂。
陳經緯的海外關係，始終是個隱痛。
“經緯，該說的話，還是要說。但說什麼，怎麼說，你把握分寸。多談具體技術工作，談遇到的困難，談改進的建議。其他的……”
王建國冇有說下去，隻是給了陳經緯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
陳經緯領會了，點點頭，冇再說什麼。
動員是做了，原則也強調了，但王建國知道，情緒的閘門一旦被某種宏大敘事和“暢所欲言”的承諾所撬動，水流的方向和力量，往往不是幾個原則所能完全框定的。
尤其是對那些年輕、熱情、對舊有弊端積鬱了不滿、又對“幫助d”抱有真誠理想的人來說。
沈星雨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是司裡新調來不久的副處長，三十出頭，身材瘦高，戴一副黑框眼鏡，留過毛，真正的科班化工專家，理論功底紮實，思想活躍。他出身知識分子家庭，對技術有著近乎虔誠的信仰，對一切他認為阻礙技術進步的“非技術因素”都深惡痛絕。
他來之後，王建國很欣賞他的專業能力，在一些專案論證中也聽取過他的尖銳意見，覺得雖有偏激，但往往能切中要害。
隻是，沈星雨身上那種知識分子特有的清高和理想主義色彩，以及毫不掩飾對“官僚習氣”的鄙夷，也讓王建國隱約有些擔心。
“鳴放”開始後，沈星雨很快成為司裡，乃至部裡相關單位座談會上的焦點人物。
他幾乎有會必到，到會必發言，發言必尖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