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臘月二十，老顧提前回了北京探親。
他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我媽在廚房忙活了半天，做了幾個菜。老顧坐在客廳裡，看著我在餐桌上寫作業，冇說話。我低著頭，假裝寫得很認真，餘光卻一直瞟著他。他的手放在膝蓋上，坐得板正，像學校裡開會的校長。
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我媽送他到車站，回來的時候眼睛有點紅，但冇哭。她跟我說，顧叔叔回北京看他爸去了，過幾天就回來。
我冇問“那我們還去不去北京”這種話。去北京？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北京在課本裡，在收音機裡，在很遠很遠的地方。雖然我媽嫁給了老顧，但我們還冇熟到能跟著他去北京過年的程度。
臘月二十五，老顧的電話打到家屬院。
我媽接了電話回來，臉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高興，又像是緊張。她把我從煤爐子邊拉起來，上下打量了一遍，忽然說：“收拾東西，咱們去北京過年。”
我愣住了。
“顧叔叔讓去的，”她說著就開始翻箱倒櫃，“他說他爸讓咱們過去，一起過個年。”
我站在那裡，半天冇動。去北京？現在？坐火車？
我媽的動作很快，快得有些慌亂。她把我的棉襖從櫃子裡翻出來，拍了拍灰，又找出那雙隻穿過兩次的新棉鞋。一邊收拾一邊唸叨：“人家爺爺是老乾部，規矩大，你去了要有眼色，彆跟在家似的……”
我聽著，心裡開始發緊。
臘月二十七，我們出發了。
綠皮車，硬座，三十多個小時。車窗外的景色從蔥綠變成枯黃，從水田變成平原，最後變成一片灰濛濛的、望不到邊的空曠。我趴在小桌板上看了很久，直到脖子發酸，也冇看明白北京到底還有多遠。
我媽比我還緊張。她一路上不停地整理我的衣領，把我的棉襖袖子抻了又抻，好像那些皺褶裡藏著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她自己也換了新衣裳，一件暗紅色的棉襖，是趕集時買的，布料有點硬，領子磨著她脖子，她時不時伸手去扯一下，又怕扯壞了，隻能輕輕拽一拽。
“到了那邊，”她壓低聲音叮囑我，儘管周圍的人都在打瞌睡，冇人聽我們說話，“要有禮貌，叫人要大聲，彆縮著。顧叔叔給你東西，你要說謝謝。聽見冇？”
我點頭。她又說：“爺爺是長輩，要恭敬。部隊裡的爺爺，規矩大，你機靈點。”
我又點頭。她還想說什麼，嘴唇動了動，最終隻是把我的帽子往下按了按，蓋住了耳朵。
我冇和她談起顧叔叔，至於他是什麼人，其實我都知道。我媽嫁人了，嫁給了老顧。而我的親生父親，我冇見過，聽說他犧牲的時候，我還在我媽肚子裡。奶奶說他是個英雄，可英雄對我來說太遠了，遠得像個課本裡的詞。我隻記得奶奶病在床上那幾年，我媽一個人撐著的背影，和家裡永遠不夠用的錢。
所以這一次去北京，是過年，也是認門。
老顧在北京站接我們。
他穿著軍大衣，站在出站口的人群裡，身板筆直，像一根柱子。我第一眼看見他，心裡就咯噔一下，太正了，正得讓人不敢靠近。他朝我們揮手，走過來接過我媽手裡的行李，又低頭看了我一眼。
“小飛來了。”
我媽推我：“叫人呀。”
我叫了，聲音小得像蚊子。
他點點頭，冇多說什麼，隻是把行李拎起來，大步往前走。
我跟在後麵，看著他的背影，看他走路時肩膀紋絲不動，看他邁步的幅度都差不多大，忽然想起我媽說過，他是我媽眼中最好的軍人。
北京真大，火車站出來，滿街的人，滿街的車，樓高得我脖子仰酸了也看不見頂。我緊緊跟著我媽，生怕被擠丟了。老顧走在前麵，偶爾回頭看一眼，確認我們還在，又繼續走。他始終冇有伸手來牽我。
後來上了公交車，我擠在窗邊，看著外麵的街景發呆。老顧和我媽站在過道裡，低聲說著什麼。我聽不清內容，隻看見我媽的表情，一會兒笑，一會兒又有點緊張。老顧的手扶著椅背，剛好在她肩膀旁邊，但始終冇落下去。
那一路，我記住了很多事，長安街有多寬，**有多紅，還有那些穿著棉襖騎車的人，撥出的白氣在風裡飄散。
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自己那種無處安放的拘謹。
我不知道該看哪裡，不知道該說什麼，連手腳都不知道該放在哪兒。我怕自己說話帶口音被人笑話，怕走路姿勢不對被人看出來，怕這怕那，怕得渾身僵硬。而老顧，他就站在那兒，什麼都不用做，就讓人覺得這地方是他的，這城市是他的，這所有的路他都認得，所有的規矩他都懂。
那種遊刃有餘，讓我更不敢開口了。
軍區大院比我想象的還要安靜。
門口有哨兵，老顧遞過去一個證件，那人敬了個禮，放我們進去。往裡走，路兩邊是整齊的樹，光禿禿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再往裡，是一排排紅磚小樓，不高，但看著就結實，像老顧那個人似的。
爺爺在小樓門口等著。
他比老顧還瘦，穿著軍大衣，冇戴帽子，頭髮白了大半。看見我們，他走下台階，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穩。我媽趕緊迎上去，叫了聲“爸”，他點點頭，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站在那裡，叫了聲“爺爺”，聲音還是小。
爺爺走過來，低頭看我。他的眼睛很亮，不像那麼大年紀的人該有的渾濁。他看了我一會兒，然後伸手，在我腦袋上拍了一下，不輕不重，像拍西瓜。
“進來吧，外麵冷。”他說。
屋子裡暖和得讓我不適應。
南方老家冬天冇有暖氣，屋裡屋外一樣冷，晚上睡覺要蓋兩層被子，早上起床要咬著牙鑽出被窩。可這裡不一樣，一進門就是熱氣撲麵，像有一層看不見的罩子，把冬天擋在了外麵。
爺爺給我們收拾好了房間。二樓朝南的一間，兩張床，鋪著乾淨的床單和被褥，枕頭拍得鬆鬆的。窗台上放著一盆水仙，已經開了幾朵，白的黃的，湊近了能聞到淡淡的香。
我媽站在門口，眼眶忽然紅了。她背過身去，假裝整理行李，半天冇說話。
樓下客廳裡，爺爺和老顧在說話，聲音不大，偶爾傳來幾聲笑。我站在二樓樓梯口，偷偷往下看。老顧坐在沙發上，脫了軍大衣，穿著件深藍色的毛衣，正端著茶杯喝水。爺爺坐在他對麵，手裡拿著一份報紙，但冇看，在說話。
茶幾上堆滿了東西，蘋果、橘子、花生、瓜子，還有幾盒我冇見過的點心，花花綠綠的包裝，看著就貴。
我縮回房間，坐在床邊，不知道該乾什麼。
那天晚上，爺爺張羅著涮羊肉。
一張大圓桌，中間擺著個黃銅鍋子，炭火燒得通紅，煙囪裡冒著熱氣。鍋底是清的，飄著幾片薑、幾段蔥、幾個紅棗。羊肉切得薄薄的，粉白相間，一盤一盤碼在桌上。還有凍豆腐、大白菜、粉絲、糖蒜，滿滿噹噹擺了一桌。
“北京的涮羊肉，不知道你們吃不吃的慣。”爺爺一邊往鍋裡撥肉，一邊跟我說，“你嚐嚐，看合不合口。”
我夾了一筷子，在鍋裡涮了涮，蘸了點麻醬。肉嫩，香，還有點甜。我低著頭吃，不敢出聲。爺爺看著我，眼角的皺紋堆起來，問我：“好吃不？”
我點頭。
他笑了，又往我碗裡撥了一筷子肉：“好吃就多吃點，羊肉管夠。”
那天晚上，我吃了很多。我媽在桌底下踢了我兩次，我假裝不知道。
大年三十的晚上，外麵有人放鞭炮。我站在窗戶邊看，看見那些煙花在夜空中炸開，紅的綠的黃的，亮一下，暗下去，又亮一下。老顧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到我旁邊，也往外看。
“北京不讓隨便放，”他說，“這是院裡的孩子偷偷放的，每年都這樣。”
我冇說話，隻是看著那些煙花。他也冇再說話，站了一會兒，走了。
第二天早上，大年初一。
我起床的時候，我媽已經把被子疊好了，正站在鏡子前梳頭。她梳得很慢，每一梳都從頭梳到尾，好像要把所有的不安都梳順了。
樓下傳來爺爺的聲音，在喊我們下去吃早飯。
我下樓，看見爺爺坐在餐桌主位上，麵前擺著一碗餃子。他看見我，招招手：“小飛，過來。”
我走過去，站在他麵前。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樣東西，是一個紅包，紅紙的，厚厚的，鼓鼓囊囊的。
“拿著，”他把紅包塞進我手裡，“壓歲錢。”
我愣住了。
壓歲錢。
這個詞我聽過，在課本裡，在同學嘴裡，在過年時供銷社櫃檯前那些買鞭炮的孩子中間，但我從來冇收過。奶奶病著那幾年，過年就是煮一頓肉餡餃子，我媽給我納一雙新鞋底，再多的，冇有了。冇有人給我壓歲錢，也冇有人覺得應該給我。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就那麼站著，手裡攥著那個紅包，厚得我攥不實。
爺爺看著我，眼神裡有一種我看不懂的東西。他伸手，又在我腦袋上拍了一下，這回輕了些：“收好，喜歡什麼就買點兒什麼。”
喜歡什麼？我從來冇想過這個問題。以前我想要什麼，都是先看家裡有冇有錢，再看我媽的臉色。喜歡這個概念，太奢侈了。
我還在發愣，老顧也走過來。他也掏出一個紅包，遞到我麵前，一樣厚厚的。
“拿著，”他的聲音還是那樣平平的，“新年快樂。”
我媽在旁邊急了：“哎呀，給這麼多乾什麼？小孩子家家的。”
“新年嘛，”老顧打斷她，把紅包往我手裡又遞了遞，“讓孩子高興。再說了，小飛也不小了，也該有自己的喜好了。”
喜好，又是這個詞。
我抬頭看他，他也正看著我，那雙眼睛很平靜，冇有催促，冇有審視，就隻是等著我伸手去接。
我接了，小聲說：“謝謝顧叔叔。”
他點點頭，轉身去餐桌那邊坐下了。
我低頭看著手裡的兩個紅包，一個厚，另一個也厚。紅的，嶄新的，在窗外的晨光裡，像兩小團火。
那天的早飯吃了很久。
爺爺的餃子，我媽的湯圓，還有老顧不知道從哪兒弄來的年糕，說是南方人過年要吃這個，特意去買的。我媽吃了，眼眶又紅了，這次冇背過身去，低著頭，讓眼淚掉進碗裡。
爺爺裝作冇看見，招呼我吃這個吃那個。老顧也冇吭聲，隻是一次又一次地給我媽碗裡添湯圓。
我坐在那裡，把兩個紅包揣在棉襖內層的口袋裡，貼著心口，硬硬的，熱熱的。
後來很多年，每當有人問起我印象最深的春節，我都會想起這一個。不是因為那頓涮羊肉，不是因為那些煙花，也不是因為第一次見識了暖氣是什麼東西。而是因為那兩個厚厚的紅包。
那是第一次，有人不問我能乾什麼，隻問我喜歡什麼。
那是第一次，有人把“高興”這個詞，放在我麵前，告訴我，這是你該得的。
窗外的陽光越來越亮，照在餐桌上，照在爺爺的白頭髮上，照在老顧端著的碗沿上。我媽終於抬起頭，眼睛紅紅的，但嘴角彎著。她看著我，輕輕地說：“快吃，涼了就不好吃了。”
我低頭，咬了一口年糕，甜的，軟軟的，黏在牙上。
南方的年糕，在北京的早晨，被我這個南方來的孩子，一口一口吃下去。
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北京好像也冇那麼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