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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八，諸事不宜。
在天子近乎於“乾綱獨斷”的安排下，新任的兵部尚書王在晉和戶部尚書畢自嚴已是正式走馬上任，著手處理過往堆積的政務；曾經名存實亡，疏於操練的京營將士們也在總督曹文詔的要求下，日複一日的操練起來。
許是天子近些時日的所作所在已然初步展現出與其年紀截然相反的政治水平，即便遼鎮建奴和塞外蒙古異動的訊息仍時不時隨著那行商走卒傳回京師，但城中的百姓們卻漸漸安穩下來，權將其當做一場“有驚無險”的風波。
畢竟與昔日那場驚心動魄目的“士卒嘩變”相比，這些或是剛剛吃了敗仗的女真韃子，或是瞻前顧後的蒙古韃子，怎麼瞧都怎麼像是在虛張聲勢，莫說與“鋌而走險”的撫寧侯朱國弼和陽武侯薛濂相比，就連朝中那些四處奔走的“東林黨”都遠比其果決。
起碼這些根深蒂固的“東林黨”官員在得知碩果僅存的閣臣李國普非但未能阻攔天子進一步染指軍權，反倒是還令天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委任了兩名肱骨重臣之後，頓時變得“坐立難安”，再度向紫禁城中的天子展開了輿論攻勢。
有關於起複前任內閣首輔韓爌，增設閣臣的奏本如雪花般被送進乾清宮中，朝野內外也逐漸出現了天子“有違祖製”的聲音，看的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是心驚肉跳。
不過也正因朝中的禦史言官們將目光儘數集中在被其視為“眼中釘”的王在晉和畢自嚴等人身上，倒是無人注意到在天啟朝淪為“東廠”附庸的錦衣衛已是在悄無聲息間“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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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衣衛作為“天子親軍”，自洪武十五年由儀鸞司改製成立後，曆任指揮使便由天子親自認命，無需像其他的文武官員那般，必須經過六科給事中的稽覈、封駁、抄發等法定程式，才具備合法效力。
在這種局麵下，由天子欽點的新任錦衣衛指揮使李若漣理應是“風光無限”，順理成章的掌握錦衣衛這個“特務機構”，但近些時日的李若漣著實有些焦頭爛額。
天子懷疑大同鎮和宣府鎮的將校們存在著監守自盜的嫌疑，甚至言語間隱隱將矛頭指向了曾經把持京營的勳貴們。
經過他近幾日的調查，京師的這些勳貴們確實是有些“不太乾淨”，京營多座庫房中的兵刃器械早已不翼而飛，具體下落不明。
為了避免打草驚蛇，他並未大張旗鼓的調查此事，而像是“受驚”般，主動切斷了這個線索，轉而在暗中調查起昔日突然被“滅口”的陽武侯薛濂和撫寧侯朱國弼兩位勳貴。
畢竟與貪墨軍餉相比，私下倒賣軍械輜重的罪名，無疑更加嚴重。
但讓他冇有料到的是，這兩名勳貴雖然平日裡頗有“貪財”的名聲，府中也侵占了大量的土地，但真正掛靠在他們名下的“生意”卻是少之又少，能夠與塞外蒙古或者遼鎮建奴扯上關係的“生意”就更是無從談起。
換言之，這兩名勳貴既冇有能力，也冇有“門路”參與倒賣京營軍械物資這檔子事，昔日密謀策劃士卒嘩變，極有可能是受了旁人的蠱惑。
正當李若漣一籌莫展，覺得線索就此中斷的時候，他卻陰差陽錯的回想起天子在提及恭順侯吳汝胤那耐人尋味的態度，故此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將注意力轉移至這位出身蒙古的勳貴身上。
功夫不負有心人。
儘管錦衣衛的勢力已然大不如前，恭順侯吳汝胤平日裡在京師又深居簡出，但李若漣經過認真的調查取證，還是從京師永定門守城兵丁士卒的口中得知了一條讓他又驚又喜的線索。
喜的是，恭順侯吳汝胤果然“表裡相違”，每逢其生辰，都會有大量操著“山西”口音的富紳豪商們帶著大量的財貨進京為其“賀壽”；驚的是，這些出手闊綽的商人們大多來自“大同鎮”，而大同鎮又是“代王”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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