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近三個小時的緊張比對、討論、爭辯。
最終，聯合鑑定得出了一致意見。
器物組合：三件陶器為完整一套，包括「三流陶尊」、「承酹筒」、「雲符蓋」，屬於唐代早期特殊禮儀用器。
年代判定：胎、釉（陶衣）、工藝特徵均指向唐代初期（公元七世紀上半葉），與「貞觀」（627-649年）時期高度吻合。
窯口推斷：胎土及燒成特徵與唐代邢窯或相州窯早期產品近似，應為北方官窯或受嚴格控製的窯場燒造。
紋飾符號：陶筒、陶蓋上的陰刻符號，與西周祭祀符號係統存在明確的承襲關係。
屬非文字性的禮儀標識，在唐代器物上出現極為罕見，具有特定政治與禮儀含義。
文獻佐證：烏市博物館藏唐代羊皮殘卷記載，長安、洛陽、蜀都等地提供的零星碑刻、墓誌、金石著錄線索，均能不同程度與器物特徵相互印證。
結論為此套陶器極大概率即為史籍零星記載，唐太宗李世民於貞觀初年因天災頻仍，倡導節儉而下令特製的陶質祭祀禮器之一。 （由於快取原因，請使用者直接瀏覽器訪問 書庫多，.任你選 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其獨特的「三流」設計、配套的「承酹筒」與「雲符蓋」，以及刻繪上古祭祀符號的做法。
體現了特定歷史條件下，融合「法古」、「崇儉」、「敬天」等多重政治意圖的禮製創新。
是研究初唐政治史、禮製史、物質文化史的珍貴實物標本。
填補了相關領域的空白，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學術價值和文物價值。
暫定名為唐貞觀初年特製陶三流祼尊及承酹筒、雲符蓋（一組）。
結論一出，會議室裡響起一陣壓抑的感嘆和低語。
儘管早有心理準備，但當多方證據匯聚，指向如此明確而驚人的結論時。
那種親手觸碰、確認一段被塵埃掩埋的歷史的震撼感，依然強烈地衝擊著每一位在場者。
緊接著，便是更加繁瑣但也更激動人心的環節。
簽署聯合研究協議及各項補充協議。
陳言的核心利益（所有權、主導權、收益份額）在之前與花城的協議中已得到保障。
此刻的聯合協議，主要是花城方麵明確各地參與方的權利與義務、資源共享機製、成果發表署名順序、衍生課題分配等。
花城方麵作為主要合作方，主動拿出了部分屬於自己的「研究份額」與遠道而來的兄弟單位共享。
比如，長安博物館可以牽頭進行「唐代早期官窯陶器與貞觀陶禮器燒造工藝對比研究」。
洛陽博物館可以負責「唐代禮器影象與實物關係研究」。
蜀都博物館專注於「器物所見上古祭祀符號在漢唐間的流變與運用」。
烏市博物館則深化「相關唐代西域文獻與中原禮製關聯性研究」……
各個課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共同構成對這套陶禮器的立體研究網路。
陳言的份額絲毫不受影響。
他作為文物所有者和專案總協調人，擁有對所有研究成果的最終審核權。
並享有相關出版、展覽、衍生開發收益的固定比例。
協議條款逐條討論、修改、確認。
過程雖有些漫長，但氣氛總體融洽。
大家都明白，能參與到此等重量級發現的研究中已是難得機遇，合理的分工與明確的權益劃分是合作長久的基礎。
就在協議簽署間隙，一位頭髮花白、氣質儒雅的老者趁著眾人休息，悄悄走到陳言身邊。
他是江寧博物館此次派來的王老。
「陳先生。」
王老壓低聲音，臉上帶著誠懇的歉意，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尷尬。
「之前館裡……有些人辦事欠妥，溝通方式不當，給陳先生添麻煩了。
我代表館裡，向陳先生致歉。
劉副館長他……唉，眼高於頂，不太懂咱們這行的規矩和深淺，還請您千萬別往心裡去。
我們館，包括我個人，對陳先生的學問和人品，一向是十分欽佩的。」
陳言看著眼前這位在業內口碑甚佳，顯然是被推出來緩和關係的老專家，心中並無多少波瀾。
他微微一笑，語氣平和的說：「王老太客氣了。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我並未放在心上。
學術研究，貴在求真務實，合作共贏。
江寧館底蘊深厚，尤其在六朝和明清領域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以後有機會還是可以多多交流的。」
他沒有說任何具體的諒解或承諾，但態度溫和，給了對方台階，也保留了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但王老心裡清楚，這份可能性隻要劉副館長還在，那就僅僅是可能性而已。
不可能真正落地。
畢竟陳言跟他們不是一個係統，自主權非常高。
但他還是鬆了口氣，連連點頭：「陳先生胸襟開闊，令人佩服。以後一定多交流！」
簽署儀式在下午正式完成。
隨著一份份檔案落下簽名和公章。
一個以陳言為核心、花城博物館為主要平台、匯聚了國內多家頂級文博機構專家的「唐貞觀特製陶禮器及太平天國秘符聯合研究組」正式宣告成立。
接下來的三天，陳言沒有離開花城。
他全身心投入到了這個新組建，龐大而陌生的研究團隊中。
初期的工作千頭萬緒。
確定整體研究計劃、劃分各子課題的研究範圍與邊界、協調各地專家帶來的海量資料、安排實驗室檢測的優先順序、甚至細化到每次研討會的主持人、記錄員……
陳言展現出了超越年齡的組織能力和大局觀。
他彷彿一個高明的棋手，迅速釐清了團隊的構成。
誰是陶瓷工藝的權威，誰是禮儀製度的專家，誰擅長文獻考據，誰精於影象分析。
他根據每個人的特長和研究機構的優勢，將具體任務分配得井井有條。
長安來的專家熟悉唐代官窯體係和考古型別學，就負責牽頭對三件陶器進行全麵的科技檢測（X射線螢光、熱釋光測年、顯微結構分析等），並建立詳細的器物檔案。
洛陽的團隊對唐代物質文化影象資料爛熟於心，他們的任務是係統梳理從初唐到盛唐各類壁畫、石刻、器物紋飾中可能與這套陶禮器相關的影象線索。
尋找其可能的禮儀使用場景。
蜀都的學者則深入鑽研那些陰刻符號，不僅要釐清其與西周祭祀符號的對應關係。
還要嘗試解讀其在唐代特定政治語境下的象徵意義。
烏市方麵負責深化文獻考據，不僅要確證那捲羊皮殘卷的真偽與年代。
還要在更廣闊的唐代及後世文獻中爬梳剔抉，尋找任何可能與「貞觀陶禮」、「三流尊」相關的隻言片語，豐富支撐文獻。
花城博物館作為東道主和主要合作方，負責總體協調、後勤保障、會議組織。
並利用其地處嶺南、聯通海外的優勢，嘗試在海外漢學著作、博物館藏品中尋找可能的關聯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