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2章 彙報環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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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等你詳談。”
杜家樂說道：“時間不早了，你早點回去休息。”
翌日一早，江一鳴就趕到了省委大院。
“這麼早就趕過來了，你先坐會，我手裡幾個檔案處理完再聊。”
杜家樂指了指沙發，繼續埋頭批閱著案頭檔案，鋼筆尖在紙頁上沙沙作響。
一刻鐘後，杜家樂放下鋼筆，抬眼望向江一鳴，溫和的笑著：“說吧，又想搞什麼事情？”
“書記，這是我委托江城大學環境學院的專家團隊曆時兩個月完成的江城市環境調查報告，這份報告詳細的梳理了全市重點水域水質惡化趨勢、大氣汙染物時空分佈特征及土壤重金屬累積現狀。”
江一鳴說道：“通過這份報告可以看出，我市環境已嚴重超出生態承載閾值，部分水汙染相當嚴重，長期飲用可能引發慢性中毒與代際健康風險，尤其對兒童神經係統發育構成不可逆威脅。一些耕地已檢測出鎘、鉛、砷等重金屬超標，最高達國標限值的3.7倍，導致作物富集毒素，形成“從田頭到餐桌”的隱性健康鏈。”
“倘若不及時的遏製汙染擴散，任由汙染企業排放汙水、廢氣、廢渣持續侵蝕生態基底，我們就不是在發展經濟，而是在透支子孫後代的生存本金。而且根據調研，近十年來，永昌區工業園附近的居民呼吸道疾病發病率上升42%，兒童哮喘就診量翻倍……雖然經濟提升了，居民的收入提高了，但健康卻越來越差，很多居民在工廠上班賺的錢都花在了看病吃藥上。”
杜家樂接過調研報告，認真的看了起來。
大約二十分鐘，杜家樂才仔仔細細的把調研報告看完。
他神色凝重的把調研報告合上，看向江一鳴道：“你怎麼想著請江城大學的專家團隊來做這份報告？”
“我之前在臨江市下轄的雲海市工作時，那裡的工業發展的相對較好，但環境代價同樣驚人，當時還造成了集體性鉛中毒事件，影響非常的惡劣。為了理清責任，找到源頭，我們就聘請了專家團隊開展調查，最終有了調查報告作為依據，而這些資料就是我們開展環保工作的科學支點。畢竟很多人說一些企業有汙染，但缺乏量化證據，無法引起足夠的重視。”
江一鳴說道：“我到江城市後，在調研時，就發現江城市多個地方出現汙染的情況，而且聽說永昌區工業園區就是李省長主推的，如果想要推動工業園區的高耗能高汙染企業有序退出，就必須拿出過硬資料，否則很難說服李省長和相關職能部門，事實上也證實了我的猜測，在前段時間推動高汙染、高耗能企業整治工作時，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強烈的反對聲音。不管是李省長還是雷書記，他們都認為發展大於一切，但卻冇有考慮這些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健康代價與生態赤字。”
“你說的這些，我明白。”
杜家樂認真道：“不過一鳴，有些問題是曆史原因造成的，不能簡單歸咎於某個人或某屆班子，這點我們要分清楚。”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方針下，大量資源向工業傾斜，環保標準長期滯後於發展速度，監管體係也尚未健全。客觀上形成了以GDP增長為單一導向的發展慣性。不過，隨著國家的發展以及環境汙染引起的健康代價日益凸顯，國家層麵越來越重視環保問題。非常明顯的就是，之前追求的是“又快又好”發展，如今更強調“又好又快”發展。彆看這“快”和“好”的順序調換，背後是發展理唸的深刻轉向——從速度優先到質量優先，從規模擴張到生態承載閾值約束。”
杜家樂說道：“但是，這些轉變需要時間，需要徐徐漸進，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搞“一刀切”。否則會出現大亂子。我一直讚成你推動環保治理，但必須建立在尊重曆史、厘清權責、凝聚共識的基礎上。最現實的問題，一是關停企業職工安置問題，據我瞭解，江城市關停企業涉及職工近3萬人，這些職工如何安置？而且很多職工年齡偏大，再就業難度極大，技能單一、社保接續困難，倘若關停這些企業，職工家庭將麵臨斷收風險，造成的社會震盪遠不止於經濟層麵。二是經濟發展問題。如果經濟發展不上去，我們隻強調環保整治，不僅會加劇地方財政壓力，導致公共服務縮水、基礎設施投入乏力，甚至影響教育醫療等基本民生保障，同樣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最為直接的就是，影響一部分乾部的升遷。”
“冇有政績，很多乾部無法晉升，這在現行考覈體係下是不爭的事實——GDP增速、財政收入、招商引資額等硬指標，仍是乾部評價的“指揮棒”。所以，你推動環保工作，就難以得到乾部的普遍支援，甚至可能遭遇隱性抵製。上次你們江城市推動環保治理，有些區縣就以“環保影響GDP”為由消極應付，有的甚至暗中為企業通風報信、拖延整改；而有的呢，看似積極整改，實則層層加碼、搞“運動式”達標——要求企業三天內完成技改，卻未配套技術指導與資金支援。這種做法，看似為了支援你的工作，實際上也是變相的給你製造麻煩。所以當時玄章省長、雷亮書記來找我，要求暫停環保整治工作，我並冇有提出反對意見，而是基於對現實約束的審慎判斷。”
“書記，您說得對，這兩點確實是當前環保治理繞不開的“硬骨頭”。但我想補充一個資料：去年江城市因空氣汙染導致的呼吸係統疾病住院人數上升22%，兒童哮喘發病率是十年前的2.7倍——這些健康代價，正以隱性方式持續透支著發展成果。職工安置難、GDP考覈硬，我們不能迴避。可若把生態承載閾值當作可無限延後的“彈性指標”，最終付出的，將是更昂貴的代際成本。”
江一鳴舉例道：“就如前兩年雲滇省發生的一起水汙染事件，造成水汙染的化工企業雖然帶動了就業，每年交了一千多萬的稅收，然而，造成的汙染修複卻需要耗資近三億元，且修複週期長達八年。這還是最直接的經濟賬，更不用說給周邊居民帶來的健康損害。”
“另外，我們招引的企業中，很多對周邊環境進行了明確的要求，倘若不能達到他們的要求，他們將不會落戶江城，甚至已簽約專案也可能撤資。所以基於長遠發展，還是現實考量，我們不得不推進環保工作。”
“至於您擔心的職工安置與社會穩定風險，我已經在著手準備應對方案了。之前我已經安排市人社局與招引企業對接，重點梳理轄區內適配崗位需求，同步啟動定向培訓計劃，轉化下崗職工就業路徑，估計能夠吸納約65%的轉型職工。當然，同步給予過渡性安置補貼與社保接續保障，確保職工基本生活不滑坡、權益有托底。另外，我準備尋找合適的位置，建立下崗職工再就業孵化基地，引入第三方人力資源服務機構駐點運營，提供崗位匹配、技能認證、創業扶持“一站式”服務，同時配套建立下崗工人再就業一條街。估計能夠消納15%的職工。同時，與市裡合規的同型別企業進行商談，由他們承接部分分流職工，預計可再安置15%的職工。最後百分之五的職工，將納入公益性崗位托底安置，並由財政專項列支社保補貼與生活補助，確保“零失業、零斷保、零返貧”。”
杜家樂冇想到江一鳴已經規劃好了應對方案，臉上浮起一絲欣慰的笑意：“思路很實，措施也很細。難怪你有底氣來找我。不過，你讓同型別的合規企業接收分流職工，他們願意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