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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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秦始皇嬴政一道針對劉邦和蕭何的命令，君臣各懷心思。
顯然都在消化這命令背後所蘊含的深意，同時也在心中暗自祈禱，可千萬不要有這個人啊。
而他們這裡發生的事情，其他時空的人也無從知曉，天幕也按照其既定的節奏，緩緩推進著解析。
這一次，天幕直接展示了《紅樓夢》第十一回中的一段原文：
【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
“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李世民輕聲念出這句話，眉頭微蹙，“冬至節氣，在十一月末？這似乎……不太常見。”
杜如晦捋須沉吟：“陛下，曆朝曆法不同，冬至日期確有浮動。然固定在十一月三十日，確屬罕見。天幕特意將此句標紅，必有深意。”
房玄齡眼中精光一閃：“莫非……天幕是想讓我們去查證，在明末到清初的這段時間裡，究竟有哪一年的冬至，恰好是十一月三十日？若能確定具體年份，便可與書中情節，乃至作者生平相互印證！”
“不錯！”魏征也反應過來，“若此日期是作者有意為之，那這一年便是創作背景年份，或者是作者記憶深處某個重要的時間節點！”
萬界之中，精通曆算之人此刻都紛紛行動起來。
然而他們很快遇到了第一個難題。
天幕先前提及明朝建立於公元1368年，但這個“公元”紀年法，並非他們熟悉的任何一種紀年方式。
“這公元……究竟是何曆法？從何年起算？”趙匡胤看向趙普，趙普也是一臉茫然，其他時空的帝王學者，同樣麵麵相覷。
就在眾人困惑之際，明朝洪武年間，李善長再次站了出來。
“陛下，漢章帝劉炟於元和二年正式頒行乾支紀年法，以當年為乙酉年。”
他目光掃過眾人，見大家都凝神傾聽，繼續道：“天幕又曾透露，我大明洪武元年，對應公元1368年。我等雖不知公元具體演演算法，但若以乾支紀年法為尺，從元和二年乙酉年算起，到我大明洪武元年戊申年，其間經過了多少輪甲子迴圈，便可大致推算出時間跨度！”
劉伯溫立刻明白了李善長的思路，介麵道：“善長公所言甚是！乾支紀年，六十年一迴圈。隻需知曉如今已經過了多少乾支輪次，乘以六十，再加上本輪次的乾支排名，便可知經過了多少年，又知洪武元年是公元1368年，便可逆向推算出，元和二年乙酉年大約對應公元多少年！”
“正是此理！”李善長點頭，“而後，再以乾支紀年為紐帶，便可推算出崇禎年間乃至乾隆年間對應的乾支年份，進而結合曆法，推算冬至日期！”
這個思路相當於在“公元”這個陌生的紀年體係和他們熟悉的“乾支紀年”之間建立起了全新的聯絡。
“而我大明建國，距離漢章帝的元和二年，已經曆了二十一輪乾支迴圈，洪武元年乃第二十二輪的戊申之年。”
萬界之中，許多精通術數曆法之人聞言，都是精神一振，立刻開始在心中或紙上演算起來。
然而即便如此，要精確計算出明末清初特定年份的冬至日期，仍需要極其複雜的曆法知識和龐大的計算量。
好在天幕並不打算讓萬界觀眾陷入繁瑣的曆法推算中，就在眾人開始根據乾支輪迴和已知的洪武元年進行大致推算，試圖框定自家朝代是那公元幾幾年時，天幕已經直接給出了答案。
【在明清時期的曆法中，“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是一個極為罕見的日期組合。
而在整個明清時期，僅有以下三個年份，其冬至節氣恰好落在農曆十一月三十日：
1、明思宗崇禎四年，辛未年，對應公元1631年12月22日。
2、明思宗崇禎十五年，壬午年，對應公元1642年12月21日。
3、清仁宗嘉慶十八年，癸酉年，對應公元1813年12月22日。】
答案直接被列了出來。
隻有三個年份！
【而嘉慶十八年，距離許多紅學研究者所主張的“甲戌本”批語中提及的“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已經過去了整整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有人驚撥出聲。
“也就是說，若那所謂的甲戌本當真成書於乾隆十九年，那麼書中所寫的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在作者落筆之時，還是一個尚未來臨的五十九年之後的日子？！”
“這怎麼可能？！”
“除非那作者有未卜先知之能，提前六十年預測到了嘉慶朝的冬至日期！”
“荒謬！絕不可能！”
彈幕再次炸開了鍋。
【南朝·祖沖之：老夫不才，恰對天文曆算略知一二。觀此“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期，精準至日，絕非偶然。老夫所製《大明曆》，已慮及歲差，測得迴歸年長約“三百六十五又一萬分之二千四百二十八（365.2428天）”】
此彈幕一出，萬界之中，但凡對曆法有所瞭解之人，皆是心頭一震！
【南朝·祖沖之：然，即便計及歲差，力求精準，曆法推演，年代愈遠，誤差便會越大，若是想要推算一甲子後之節氣具體日期，縱是當今最精之曆，亦難免有一兩日的偏差。
更何況節氣交接時刻本就微妙，差之毫厘，謬以千裡。六十年前推算六十年後之冬至恰為十一月三十日，且能精準無誤，此非人力所能為。】
祖沖之作為頂尖的曆算大家，明確指出這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任務，最終結果很大可能會相差一兩天。而“十一月三十日”與“十二月初一”，在曆法上便是截然不同的兩天。
這已經不是可能性高低的問題，而是在當時的曆法水平下根本不可能！
如果《紅樓夢》成書於乾隆十九年，作者卻在書中明確寫下了“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而這個冬至日實際出現在五十九年後的嘉慶十八年，那就意味著作者在1754年就預知了1813年的精準節氣。
這顯然違背了曆法推演的基本規律。
緊隨其後，更多精通天文曆法的曆代大家，也紛紛發言，從各自時代的曆法精度角度，印證了祖沖之的觀點。
這些在各自時代站在曆法頂峰的人物，觀點出奇地一致：以當時的曆法水平，跨越近六十年精確預測節氣具體日期，風險極高，幾乎不可能用於文學創作中如此篤定的標記。
他們的發言，雖然不是直接的證據，卻是最強有力的旁證，從曆法科學的角度，幾乎徹底封死了“乾隆成書說”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這個問題上的可能性。
既然乾隆年間的作者不可能精確預知或選用嘉慶十八年的冬至日期，那麼剩下的唯一合理解釋就是：作者使用的這個日期，不是來自對未來的預測，而是來自對過去的記憶或記錄。
而這個“過去”，結合之前天幕給出的三個選項，答案幾乎呼之慾出——隻能是明末的崇禎四年或崇禎十五年！
所以這部書的創作年代，根本不在所謂的“乾隆朝”！
那“甲戌本”的“甲戌”，也絕不是乾隆十九年的甲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