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這些天來，我是多少有些感受到了道教所謂的“無為之心”的了。
他們的“無為”，更趨向於真正的不想作為。
一副隱世修行，大有置身世外，獨善其身的架子。
而老子的“無為”，卻是不貪功、不妄為。
從張道陵《老子想爾注》及呂洞賓《太乙金華宗旨》中皆可看出，道教的“無為”確實是變了點兒味的“無為”。
如果說莊子是因為看透了統治者的無可救藥而選擇了遁世逍遙，頗有些憤世疾俗的歸隱。那麽，道教則是把老子的“致虛極，守虛靜”與淺表意義上的“無為”給聯係起來，有些斷章取義地亂嫁接組合成了追求自身的“清靜無為”去了。
二者雖有些接近，卻也有本質區別的。
更何消說老子“舍小我而顧天下”的精神，到他們這兒就成了“去天下而隻顧自我修煉”去了！
大家說，如此的差異，讓我如何好與清風辯駁？
何況，他們那種追求自己內心世界的“清靜無為”，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至少可使自己不被**所驅使嘛。
因此，也沒必要去否定與矯正。
但我是因此知道清風不是那麽容易真正得悟大道的了。
雖然如此，清風還是對《道德經》保持著挺濃厚的興趣的。
由於今天早天亮了一個時辰，所以看著時日尚早，他就又繼續催我:“小顏啊！話雖如此，但我還是想把老子這《道德經》都弄清楚！你繼續跟我說說！”
對此我自然沒有拒絕。
我也沒覺得非要清風也真正得悟大道。
何況我連我自己是否有無堅信“大道”的必要都沒有想過，也還懵懂得很。
我隻是還想讓清風也能明白老子所說的道理，並能“幫忙”傳播開去而已。畢竟他是一宗之主，傳播一些道義還是方便得很的。反正他都要教導門徒的嘛！
我自個呢，通過與他講解《道德經》，也許也能達到溫故而知新的作用。
我還想著要繼續打通“生死玄關”，真正搞明白我存在於世間的意義，也省得有時犯渾起來狂亂而痛苦不堪！
於是，我就繼續給他講解了《道德經》第十九章。
這章我結合原文著重向清風解說了不要“以智治國”，要返利於民。不要隻看著眼前利益巧取豪奪，要“見素抱樸，少私寡慾”。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從而促進社會風氣的淨化。
並結合前麵章節的內容說了，一切可見的“利”不過是社會分配不公，或統治者利益彰顯的鏡象影響社會人心造成的現象而已。
當然，這些都結合了不少具體的例子來深入淺出地予以說明瞭的。
最後，我總結性地說了，老子此章就是承接前麵內容強調以道治國、為民執政要落到實處了。即倡導恢複“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的社會價值觀和風氣，而潛在地反對以利驅使誤導民眾。
清風點點頭說道:“的確如此！想我道教就是希望人人修煉，克製自己的**而崇尚樸素生活的。”
“天下紛爭，皆為獲利而背道而行也！”
“就如那些邪魔歪道，老是久不久地又挑起事端，無非不過是為了主宰這個世界，為所欲為罷了！”
“想來當初的自然界，政權紛爭也的確厲害，常弄得人們水深火熱的吧？”
對現實世界的瞭解，我算是“過來人”了，何止政權紛爭而已！
於是，我點頭說道:“連老子自己也哀歎自己的金玉良言無人能聽進去呢！”
對此，清風倒有些自己的見解。
他說道:“使民不見利，倒真難做到！就算我們這清虛界，也有那麽多人不修煉的。他們不像我們道士，對生活物資還是看得重些。”
“但他們也很少有爭端的，都知道該是誰的就是誰的，還互助合作，並不爭搶。”
“這或許就是因為他們比較質樸的原因吧！”
“或許，天下爭端還真是那些統治者給弄出來的，這又是為什麽呢？”
“貪婪！”我說道，“統治者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就去豢養走狗幫兇，就會給這些人高於老百姓的社會地位，所以就造成了社會階層分化。”
“而這種分化，勢必就有了利益上的爭端，就埋下了天下紛亂的禍根！”
清風點頭說道:“如此倒是必然了！我們清虛界，本就是道祖為演化道法所設。怪說他老人家怎麽就不設統治者嘛！”
他倒是不曉得此界是由顯化真人張三豐故意顯化而成的呢！按外界時間來看，估計存在的時間並不太久遠。張三豐成仙已是元末明初之時了吧！何況他修煉成大羅金仙，還得費些時日的嘛！
但這些顯然僅是我按傳說的推測而已，我也並未放在心上。
我隻甚感好奇的是，哪怕此界時光流轉很快，但社會發展似乎又極其緩慢。人們的生產力低下，生活得雖然樸實，但並不富裕。
不過，這種情況自從我穿越到了此界，並讀懂了《道德經》，就在開始悄悄變化了，隻是我們都還沒有察覺到而已！
一場前所未有的，簡直說是鬧得天翻地覆的爭鬥與革命正在醞釀之中。
一個關於真龍之子的傳言已經在外麵慢慢地散佈開來！
對於此界何以發展如此緩慢，我倒是沒有問清風。
而清風也沒有問我為何以道治國的根本出發點是發展民利。
可能因為就他看來，那似乎並不是他們道教的曆史使命。
大家都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也便都沒有這方麵的想法了嘛！
這就相當於現實世界中古代中國習慣了帝製一樣，再隨秦未農民起義也好，元未農民起義也罷，都算是取得了成功了的，但又終都又弄出個王朝出來換湯不換藥地繼續著封建帝製政治模式。
雖然西漢初期文景之治以及明朝朱元璋執政時都試圖著采用道家理論來治國（朱元璋還親自批註過《道德經》的），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但由於他們對道家理論都吃不太準，也就是說他們都並沒有完全讀懂《道德經》，並沒有把這種執政思想定為基本國策向後世給確定下來，也沒有深入民心地進行廣泛宣講。所以，導致他們的治國方針為其後代所棄而“身死道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