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準則、法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此章老子用“以智治國”，反襯“以道治國”，再次強調要“以道治國”，方可“大順”。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後世對老子這句話的理解一直頗有分歧。
有些人認為老子主張愚民，不讓老百姓學習，不開啟民智。
有的人則說老子如此而論是鑒於春秋時社會現實，民風不古，社會上偽詐輩出，因此想撥亂反正，故而提出愚民。
有的則說老子希望“願人與我同愚”。
有的則說社會風氣是由統治者主導的，老子希望勸說統治者“導民以愚”，從而不自覺地改變政治風氣，最終實現社會風氣的好轉。
反正說法挺多，但都曲解了老子所說之“明”與“愚”。
首先，“明”指“明白”，可引申到“明智”。老子所說的“明”，是“明白”的意思。
老子在前麵就說過好的施政是要“使民不知”的。與此處所言“非以明民”意思差不多。
就是說施政時不是要告訴百姓為什麽要這麽做。而是要達到讓百姓渾然不覺，認為本就該如此。
然後再看老子所說的“愚”。此“愚”並非愚蠢之意，而是樸實的“我自然”的狀貌。
即“不耍智巧心機、憨厚樸實”之意。
故此句應譯為：古時善於以道治國的人，不是要老百姓知道為什麽要按政令去做，而是使他們渾然不覺地自覺遵從政令，返歸於樸實的狀態。
通觀整部《道德經》，老子一直都是把人民當作社會的根基與本體看待的嘛！一直奉行的都是“人民至上”的原則，怎麽可能突然弄出個“愚民＂來呢？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這兩句老子就直入主題了。他徹底地否定了“以智治國”，把這種統治者直接定為“國之賊”！
從這出發，我們就好理解“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了。
因為統治者“以智治國”，處處算計百姓，巧取豪奪，與民爭利，故而民間就有了效仿與對策。
百姓“多智”，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來的。畢竟“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嘛。
若說民間有少數奸民存在，靠耍奸猾，坑蒙拐騙牟利，也是難免。
但在古時這些人都不怎麽受百姓待見的，為數不多，遠遠達不到社會主流，應該不是老子要討論的物件。
除非有些人有靠山，狐假虎威，與上麵的沆瀣一氣，形成了極其不良的社會影響，導致社會風氣敗壞。否則，他們真入不了老子的法眼。
真正入老子法眼的，是那些倡導“以智治國”的人！這麽自然就明白了，就是那些“國之賊”！
所以，一切都是“以智治國”搞出來的！
而從“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看，老子還是挺簡單的。隻要不欺詐百姓，老子就覺得是天下之福了。
“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先解釋下，文中“稽式”即“準則、法式”之意。“反”通“返”，“迴歸”之意。
此幾句就是說：曉得“以智治國”與“不以智治國”的差別，就曉得了治國的準則。即潛在之意“不可欺民”。
時常遵守治國準則，就是有德了。將德行做到深遠，就能帶領天下返歸自然，這樣就能一直順暢發展下去、長治久安了。
很顯然，“不以智治國”還並非老子心目中的“以道治國”，但與之接近了。老子心目中的“以道治國”，應該就是那種“大順”的狀況。
老子所言“以智治國”者實在太多。並不隻是指那些權謀之士耍花招為國君斂財之輩，而泛指第六十章所言那種“傷人”的統治者。
當然，如管仲那種治國能手該怎麽看呢？
一方麵他治國的智巧的確高明。
另一方麵，他的所有策略無非不過為國君生財斂財而已。
齊雖稱霸，但齊國人民並沒有得到多大的益處，齊國也不可能因此長盛不衰下去。
或許正因其用心不純，連孔子也鄙視他“不器”吧？
就是說，即使是經濟政策，也首先應當考慮是否有利於人民的發展！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是以聖人慾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老子講謙讓不爭。
這章挺簡單的。
多少意譯下即是:江海是百川百穀之王，是因為它處於百川之下。所以聖人想得到民眾的尊重，必定會言詞謙恭而甘稱下位；聖人想列於人民之前，必定會自甘居於民眾之後。
所以聖人處於民眾之上而民眾不會覺得負擔沉重，處於民眾之前人民也不覺得受到了傷害。所以天下之人總樂於推舉他作為領袖。
聖人就是用他的不與民相爭的策略，來達到天下都不能與他相爭的。
“不爭”是道家提出的重要策略之一。表麵上略顯怯懦，實則是韜光養晦之策。
老子把這點直接整合成對內對外的一致了。
對內，統治者不與民爭利，必然就能取得民眾的擁戴。也正因不爭民利，人民就能發展得好，國家實力就能潛滋暗長地蓬勃提升，就可以更快地達到民富而國強。
對外不逞強爭鬥，可麻痹敵人，使之放鬆謹惕，為自己獲得相對寬鬆點的時間與空間用於發展自我。
最終必然還是憑實力說話的嘛！
從此章可以看出，“聖人”要想統治人民，就得用言辭對人民表示謙下；要想領導人民，就得把自身放置在人民後麵。最後，要做到“處上而民不重，處下而民不害”。
事實上，封建統治者當中誰個能做到這一點呢？以不爭爭，以無為為，這是合乎辯證法的，這也是農業小生產者的經濟特點及其階級利益決定的一種社會理想。當然，他們隻能把這種理想寄托於理想中的有“道”之“聖人”。
老子為統治者獻策都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呐喊。
拋開春秋時農民迫切需要國家權力保護的特定曆史環境不說，自有國家以來，古今中外，何時何地人民不需要國家來保護嘛？
國家權力本就是社會公權，隻是不同時期受不同階級代表人物所掌握而已。
民重君輕，以民為本，任何時候都是政權得以長久必須遵守的不二法則！誰不遵守誰就可能把自個給玩完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