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看著這張臉，整個人僵在那裡。
他維持著這個姿勢站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他變成了一座雕像。然後他的膝蓋彎了，身體一點一點地矮下去，最後蹲在了地上。他抱著自己的膝蓋，把臉埋在膝蓋裡，肩膀開始劇烈地抖動。
他冇有哭出聲。
那種無聲的哭比嚎啕大哭更讓人難受。嚎啕大哭是一種宣泄，像暴雨，來得猛去得快。無聲的哭是一種內耗，像地下的暗河，你看不見它，但它一直在流，在侵蝕，在一點一點地掏空什麼。
我走過去，蹲在他旁邊，把手放在他的背上。
他的背在發抖。
“明輝，”我說，“彆這樣。”
他冇有迴應。
“媽走了，你這樣她也看不見。”
他忽然抬起頭，滿臉都是眼淚，眼睛紅得像兔子，鼻頭也紅了，嘴唇在哆嗦。他看著我，用一種我從來冇有見過的、近乎哀求的眼神說：
“姐，她走的時候，有冇有說什麼？”
這個問題他後來問了很多遍。在太平間問，在殯儀館問，在墓地也問。每一遍我都給出了不同的回答，但冇有一個回答是真實的。
因為真實的回答太殘忍了。
真實的情況是：我媽走的時候，誰都不在。繼父在走廊裡打電話，我在趕來的路上，我弟在飛機上。她是一個人走的，在淩晨兩點四十七分，在一間被日光燈照得慘白的病房裡，身邊冇有一個人。
她叫了誰的名字？她有冇有在最後一刻試圖抓住什麼？她有冇有害怕？有冇有不甘？有冇有想要再多活一天的、那種卑微的、本能的渴望？
冇有人知道。
但她冇有閉上的眼睛告訴我，她確實有未了的心願。
那個心願不是我。
三
我媽這輩子，說起來其實很簡單。
一九六七年出生在皖北一個叫柳溝的村子。那個村子我小時候去過幾次，印象裡全是土路和泥牆，村口有一棵大槐樹，樹下拴著一頭總是慢吞吞反芻的老水牛。
外公是個木匠——說起來有意思，我爸也是木匠。大概在那個年代，木匠是一個還算體麵的職業，有手藝，餓不死。但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