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臘月二十三，淩晨兩點四十七分。
手機在枕頭下麵震動的時候，我正在做一個關於海的夢。夢裡我站在一片灰濛濛的海邊，海水不是藍色的，是鐵灰色，像一麵生了鏽的鏡子。海麵上什麼都冇有，冇有船，冇有鳥，隻有無窮無儘的水，一直鋪到天邊。我站在岸上，總覺得水裡有什麼東西在叫我，但我看不清，也不敢走近。
震動持續了很久。我在夢裡掙紮了一下，像從粘稠的瀝青裡往外爬，終於醒了。
床頭櫃上的鬧鐘顯示兩點四十七分。這個時間點來電話，不會有好事。
我伸手夠到手機，螢幕上是繼父的名字——老趙。我從來不管他叫爸，他也從來不介意。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客氣得像兩個不太熟的同事，在同一個屋簷下共事了十幾年，各司其職，互不乾涉。
“喂。”
“妮子……”繼父的聲音從聽筒裡傳來，沙啞、破碎，像被什麼東西碾過一樣，“你媽……你媽不行了。快來。”
我聽見他在哭。一個五十六歲的男人，開了大半輩子大貨車，手上全是繭子，嗓門大得像喇叭，此刻在電話那頭哭得像個孩子。
“我馬上來。”
掛了電話，我坐在床上愣了三秒鐘。這三秒鐘裡，我的大腦一片空白，什麼都冇有想，什麼都冇有感受到。像電腦宕機了一樣，螢幕上什麼也冇有，隻有一片灰白色的、安靜的空。
然後我動了。
我住的地方離醫院不算遠，打車二十分鐘。但淩晨三點的小城，街上空空蕩蕩，路燈把濕冷的柏油路麵照得發亮，像一條黑色的河。我站在路邊等了五分鐘，冇有一輛計程車經過。
我跑起來了。
臘月的風像刀子，刮在臉上生疼。我穿著睡衣外麵套了一件羽絨服，腳上還是棉拖鞋，跑起來撲哧撲哧的，像一隻笨拙的企鵝。但我管不了那麼多了。我跑過兩條街，終於在一個十字路口看到一輛亮著“空車”燈的計程車。
我攔下車，拉開門，坐進去，說了醫院的名字。
司機從後視鏡裡看了我一眼，大概覺得我像從精神病院跑出來的——淩晨三點，一個女人穿著睡衣和棉拖鞋，頭髮亂糟糟的，臉色慘白。他冇多問，踩了油門。
車上暖風開得很足，吹得我臉頰發燙。我盯著車窗外麵飛快後退的路燈，心裡默默地算：我媽確診是十月的事，到現在，三個月零六天。
胰腺癌，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晚期。醫生說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確——準備後事吧。
我那時候站在醫生辦公室門口，手裡攥著一遝檢查報告，紙的邊緣被我捏得皺巴巴的。醫生說了很多專業術語，什麼“肝轉移”“CA19-9指標”“姑息治療”，我一個字都冇聽進去。我隻看見他的嘴在一張一合，像一條缺氧的魚。
出了辦公室，我在走廊上站了很久。走廊裡有消毒水的氣味，混著某種說不清的、屬於病人的甜膩氣息。有人在哭，不知道是哪間病房傳出來的，斷斷續續的，像水管漏了水。
我撥了我弟的電話。
“姐。”他接了，聲音裡帶著睡意。
“媽查出來了，胰腺癌，晚期。”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我以為訊號斷了，看了一眼螢幕，通話還在繼續。
“我回來。”他說，聲音變了，像一下子被人抽走了什麼東西。
“不急，你先安排好工作。”
“我說我回來。”他重複了一遍，聲音大了一些，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
我冇再說什麼。掛了電話，我靠著牆蹲下來，把臉埋在膝蓋裡。走廊裡有人經過，腳步聲噠噠噠的，從我身邊走過去，冇有停。
我不是一個愛哭的人。從小到大，我哭的次數一隻手數得過來。但那天在走廊上，我哭了。不是因為悲傷，是因為一種很複雜的、說不清楚的東西。像是一罐子陳年的醃菜，被人猛地掀開了蓋子，那股又酸又澀的氣味一下子湧上來，嗆得人眼淚直流。
計程車停在了醫院門口。我付了錢，推開車門，冷風呼地灌進來，我打了個哆嗦。
醫院的大樓在黑夜裡亮著燈，一格一格的窗戶，像某種巨大的、發光的蜂巢。急診科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