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醫院上班。中醫科醫生，會針灸，會推拿。
那天不是我的班。我在診室裏整理病曆，聽到急診那邊突然吵起來。護士跑過來喊：“梅醫生，有個小孩，筆蓋卡氣管了，麻藥用不了！”
我放下病曆就跑過去。
急診室裏，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被媽媽抱著，臉已經發紫了。他張著嘴，想咳咳不出，想喘喘不上，眼淚糊了一臉。他媽媽在哭，他爸爸在喊，孩子在他們懷裏掙紮，像一條被扔上岸的魚。
麻醉科的人站在旁邊，急得直搓手：“這孩子對麻藥過敏，我們不敢用藥。”
沒有麻藥，氣管鏡沒法做。不做，孩子隨時可能窒息。
我看著那個小男孩。他眼睛瞪得很大，裏麵全是恐懼。那種恐懼我見過——小時候被打掉雞腿的時候，被媽媽擰著耳朵拖出圖書館的時候，被爸爸用筷子指著說“你想謀我財產”的時候。不是疼，是怕。怕自己下一秒就沒了。
我說：“我用針灸試試。”
沒有人說話。不是信我，是沒有別的辦法。
我讓護士按住孩子，從口袋裏掏出針包。手很穩。不是不緊張，是不能抖。小男孩看見針，哭得更凶了，拚命扭。我彎下腰，看著他的眼睛：“小朋友，阿姨幫你。不疼的，你數到十就好了。”
他還在哭。但我已經下針了。
第一針，合穀。第二針，內關。第三針，曲池。止痛的穴位，我紮了無數次，閉著眼睛都不會錯。但這一次，我比任何一次都小心。針下去之後，孩子的哭聲慢慢小了。不是不疼了，是疼不那麽要命了。他的呼吸還是急，但身體不再像之前那樣拚命掙紮。麻醉科的人湊過來看，眼科的人也在門口站著。整個急診室安靜下來，隻剩下孩子喘氣的聲音。
主刀醫生低聲說：“夠了，可以做了。”
氣管鏡進去的時候，我盯著螢幕。筆蓋卡在右主支氣管，邊緣已經磨紅了。醫生用鉗子夾住它，一點一點往外退。孩子動了一下，但沒有掙紮。我的針還在他手上，穩穩地紮著。
筆蓋取出來的那一刻，孩子“哇”地哭了出來。哭聲很大，很難聽，但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他媽媽衝過來抱住他，哭得比孩子還凶。他爸爸站在旁邊，眼眶紅了，一個勁地說“謝謝醫生，謝謝醫生”。
我拔出針，收進針包裏。手指有點抖。不是怕，是剛才太緊了。
小男孩躺在他媽媽懷裏，已經不哭了。他看著我，突然笑了一下。鼻涕還掛在臉上，眼睛還是紅的，但那個笑很亮。我也笑了。我說：“以後別把筆蓋放嘴裏了。”他點點頭，不知道是真聽懂了還是假聽懂了。
走出急診室，我在走廊裏站了一會兒。陽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我手上。我看著自己的手——這雙手，被筷子打過，被竹鞭子抽過，被塑料袋勒出過紅印。也是這雙手，今天救了一個孩子。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是個超級棒的人。
不像我父母說的，我是廢物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