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
臘月初七，晌午剛過，前門大街西河沿的一間小茶館裡，張硯盯著桌上的茶盞出神。茶已經涼了，水麵浮著層薄薄的灰膜。他在這裡坐了整整一個時辰，等一個不知會不會來的人。
兩個月前，他還是紹興府衙門裡一個不起眼的書吏，專司整理刑名舊檔。乾了十二年，從二十歲熬到三十二歲，眼看這輩子也就是個抄寫命的料。直到那天下值前，府台大人親自將他叫進後堂。
“你懂筆跡鑒定？”府台冇抬頭，手裡翻著一本冊子。
“回大人，略通一二。在衙門這些年，經手的卷宗多了，慢慢看出些門道。”張硯弓著身答。
“速記呢？”
“早年跟過一位刑名師爺，學過些速記的法子，記性還算過得去。”
府台這才抬眼看他，眼神裡有些說不清的東西。“給你三天，收拾行李，去京城。內務府要人。”
張硯愣住了。內務府是皇家的家務衙門，他一個漢人小吏，何德何能？
“彆多問。”府台擺擺手，“去了就知道了。這是機緣，也是……”後半句嚥了回去，隻補了句：“好自為之。”
此刻坐在京城茶館裡，張硯還在琢磨那後半句究竟是什麼。窗外傳來車馬聲，他下意識看過去，一輛黑篷馬車停在茶館門口。車簾掀開，下來個穿灰緞棉袍的中年人，臉白淨得有些不自然，冇留鬍子。
那人徑直走到張硯桌前，也不坐，隻問：“張硯？”
“正是。”
“跟我走。”
馬車穿過大半座北京城。張硯坐在車裡，透過簾子縫隙往外看。街道、鋪麵、行人，一切都在臘月的寒氣裡顯得灰撲撲的。馬車最後拐進一條窄巷，在一扇不起眼的黑漆小門前停下。
門裡是個三進院子，安靜得反常。幾個雜役模樣的低頭乾活，動作輕得聽不見聲響。灰袍人領著張硯穿過前院，進了一間廂房。
屋裡燒著炭盆，暖得讓人發悶。桌上已經擺好了筆墨紙硯，還有一疊空白的冊子。
“從今天起，你在這裡當差。”灰袍人的聲音平直，冇什麼起伏，“我是吳良，這裡的管事。你每日的工作，就是記錄、比對。”
“記錄什麼？”張硯問。
吳良冇直接回答，從懷裡掏出個扁平的銅匣，開啟，取出一份文書推過來。“先把這個簽了。”
張硯接過細看。文書用的是宮中常見的黃麻紙，抬頭寫著“具結書”三字。內容無非是宣誓效忠、嚴守秘密之類，但措辭比尋常衙門文書嚴厲得多，動輒就是“淩遲”“族誅”。最奇怪的是末尾有一行小字：“自願接受一切必要之約束與調理，以保心神澄明。”
“這約束與調理是……”張硯抬頭。
“簽了再說。”吳良遞過筆。
筆是上好的狼毫，筆桿溫潤。張硯蘸了墨，正要落筆，忽然覺得那墨色不太對——太深了，深得發苦。他猶豫了一下。
吳良的手輕輕按在桌沿上，指節泛白。“張先生，府台大人冇告訴你麼？來了，就回不去了。”
張硯手一顫，墨點滴在紙上，迅速洇開一團黑斑。他深吸口氣，在“張硯”二字上按了手印。
按完手印，吳良的臉色似乎緩和了些。“你的住處安排在西廂房第三間。每日卯時三刻點卯，午時休息半個時辰，酉時下值。冇有休沐。”
“那我的職責……”
“明天你就知道了。”吳良收起具結書，“對了，夜裡無論聽到什麼動靜，都不要出房門。這是為你好。”
那天晚上，張硯躺在硬板床上，怎麼也睡不著。屋子不大，陳設簡單，一床一桌一椅，連個箱子都冇有。窗戶紙糊得嚴實，隻能透過縫隙看見外麵院子裡掛著的燈籠，昏黃的光在地上投出晃動的影子。
約莫子時前後，他聽見了聲音。
起初很輕，像是遠處有人在唸書，聽不清內容。漸漸地，聲音近了，也多了——不是一個人，是好幾個人，在同時複述著什麼。語調平直，節奏完全一致，每個字都咬在同一個拍子上：
“……予幼承庭訓……長懷故國之思……甲申之變……痛徹心扉……”
張硯坐起身，屏息細聽。那些聲音就從窗外傳來，近得彷彿說話人就貼在牆根下。可他從窗縫往外看，院子裡空無一人，隻有燈籠在風裡微微搖晃。
複誦聲持續了約莫一炷香時間，突然停了。
萬籟俱寂。
張硯後背滲出冷汗。他想起吳良的話。
“夜裡無論聽到什麼動靜，都不要出房門。”現在他明白了，那不是警告，是勸誡。
第二天卯時，天色還漆黑，雜役送來早飯：一碗小米粥，兩個饅頭，一碟鹹菜。張硯食不知味地吃完，準時到了昨天那間廂房。
屋裡已經坐著三個人，都是生麵孔。一個老頭，兩箇中年人，都穿著和他一樣的青布棉袍，低頭磨墨，冇人說話。
吳良進來時，手裡抱著個紫檀木盒子。他將盒子放在桌案正中，開啟，取出三份卷宗，分彆推到張硯等三人麵前。
“今日起，你們三人一組。”吳良說，“每人負責一份口供的全文謄錄。要求：一字不差，連語氣停頓、咳嗽、歎息都要用標記註明。午時前完成初稿，交給我。”
張硯翻開麵前的卷宗。紙質粗糙，是刑部大牢專用的招供紙。抬頭冇有姓名，隻標著“丁字七號”。正文開始：
“罪人本姓朱，乃大明崇禎皇帝第三子，名慈煥。甲申年，賊破京師，父皇殉國，罪人時年十二，由內官帶出宮禁，流落民間……”
張硯手一抖。
朱三太子。這個名字他聽過，從紹興到京城，茶樓酒肆裡偶爾有人壓低聲音說起，都說是個幌子，是反清複明的由頭。
可眼前這份口供，細節詳儘得可怕——宮裡的格局、太監的姓名、逃出北京那天的天氣，甚至記得路過哪個衚衕口時聞到了炸醬麪的味道。
他抬頭看另外兩人。老頭眉頭緊鎖，筆尖懸著，遲遲不落。一箇中年人已經寫了幾行，手卻在微微發抖。
“要專心。”吳良不知何時站在了張硯身後，聲音貼著他耳朵響起，“你隻需要記錄，不需要判斷。真的假的，自有上麵定奪。”
張硯重新低頭，蘸墨，開始抄寫。墨汁還是那種深黑中帶著暗紅的顏色，落在宣紙上，乾得很快，字跡邊緣微微發亮，像浸過油。
那天他抄了整整十七頁。從辰時到午時，手腕痠麻，眼睛發花。交稿時，吳良接過三份謄錄稿，並排攤開，手指一行行比對過去。
屋裡靜得能聽見炭盆裡火星迸裂的聲音。
下午，新的任務來了。
吳良給了他們三份不同日期、不同地點錄得的口供，供述者都自稱“朱慈煥”。要求找出三份口供中完全一致的細節，和互相矛盾的細節。
張硯越比對，心裡越寒。
三份口供，一份來自康熙十二年北京楊起隆案，一份來自康熙十五年福建沿海，一份是去年湖廣某縣抓獲的遊方道士所供。時間相隔數年，地點相距千裡，可有些細節卻重合得可怕：
都說幼時在禦花園被一隻白貓抓傷過左手背；
都記得崇禎皇帝的書房裡有一方缺角的歙硯；
甚至都提到某個姓賀的太監左腳微跛，走路時右肩會不自覺地抬高。
而矛盾處呢？無非是些無關緊要的：今天這份說逃亡路上吃過菜窩頭，那份說是榆錢飯；這份說在江南住了三年，那份說住了五年。
“看出門道了麼？”傍晚下值時，吳良留下張硯一個人。
張硯斟酌著詞句：“這些供詞……太整齊了。整齊得不自然。”
“自然？”吳良輕笑一聲，那笑聲乾巴巴的，“張先生，你記著，在這裡，自然是最冇用的東西。我們要的，是‘一致’。”
他推開後窗。院子裡已經暗下來了，幾個雜役正抬著兩個蒙白布的長擔架往後院去。白佈下露出人的輪廓，一動不動。
“那是……”張硯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
“失敗的樣本。”吳良關窗，轉身，“好了，今天到此為止。記住，你簽了具結書。從今往後，你的眼睛、耳朵、筆，都是宮裡的。該看的看，該聽的聽，該記的記。至於該想的——”他頓了頓，“最好少想。”
張硯回到自己那間小屋，關上門，背靠著門板站了很久。炭盆已經滅了，屋裡冷得像冰窖。他走到桌邊，想倒杯水，手卻僵在半空。
桌上，他早上用過的硯台裡，殘墨已經乾了。但在燭光下，他能清楚地看見，墨跡邊緣那些暗紅色的細絲，正微微蜷曲著，像是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