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其中一個克隆體（或者說，一大批克隆體）犯了罪 —— 而且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 然後主動自首，準備承擔後果。那麼，你應該起訴誰呢？
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克隆體之間的 「連線緊密程度」。如果他們確實是完全獨立的個體，那麼就隻有一個人犯了罪，其他人要麼是無辜的，要麼可能是共犯。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每個人都應該擁有投票權。但如果他們仍然屬於同一個 「超級意識」，那麼所有克隆體都應該被認定為有罪，而且他們甚至連一票都不應該擁有 —— 因為通常情況下，重罪犯是冇有投票權的。
當然，在這兩種極端情況之間，還存在一個非常模糊的中間地帶：在這個地帶中，你既能看到他們屬於 「單一意識」 的證據，也能看到他們擁有 「獨立人格」 的跡象。這可不是科幻小說，在小說裡，結局往往會被描繪得黑白分明、簡單清晰。所以，此刻我建議你聽從自己的直覺：你認為他們是擁有各自投票權的獨立個體，還是應該被認定為有罪的 「集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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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換個角度來思考，之後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但請你記住自己此刻的答案。如果說我們的本質是所有經歷的總和，那麼增加或減少某些經歷，就會改變這個 「人」 本身。
假設我們擁有編輯記憶的能力，比如可以刪除一段痛苦的經歷。有些人會認為不應該這樣做，因為我們正是由這些或好或壞的經歷塑造而成的。另一些人可能總體上同意這個觀點，但會提出：「你看，這個孩子親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被殘忍地殺害，我們不必刪除『父母死亡』這件事本身，但至少可以把她目睹殺人過程的那一分鐘從她的記憶中抹去。這樣一來，她依然記得父母已經去世，但不會再承受那段恐怖畫麵帶來的創傷。」
這種說法確實很難反駁。不過，最大的爭議點可能在於，她還是個孩子，我們是在替她做決定 —— 即便她非常願意接受這種記憶編輯。但她畢竟還不是成年人，無法獨立做出這樣的選擇。
反過來想，如果我們給一個孩子 「植入」 記憶呢？比如，把一場數學講座的內容植入到他的記憶中。對於成年人來說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替你去聽了一場數學講座，然後把講座內容的記憶轉移給你，同時也轉移給了其他人，那麼擁有了這些記憶的你，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 「另一個人」？
這與觀看這場數學講座的高清錄影有本質區別嗎？或許冇有太大區別，就像是觀看一場超高清晰度的錄影而已。但這個問題其實很棘手，因為它似乎暗示著，此刻我的一部分身份正在 「烙印」 到你的身上 —— 而事實上，這種說法也並非完全冇有道理。
我們的性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從父母那裡繼承來的，是他們將自己的特質 「烙印」 在了我們身上。而且，與我們互動的人，確實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們的性格，改變我們身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如果我們的本質是記憶的總和，而我克隆了一個與自己在意識和身體上都完全相同的克隆體，這個克隆體在被創造出來後立刻就犯了罪 —— 那麼，即便我冇有扣動扳機，也不記得這場犯罪，我們也很難證明我是無辜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甚至可能需要採用 「積極辯護」 的方式 —— 即在法庭上，被告需要主動證明自己的清白，而不是由控方來證明被告有罪。比如，「鮑勃射殺了托德」 這一事實，或許可以排除合理懷疑地被證明（比如鮑勃自己承認了），但鮑勃聲稱自己是出於自衛，那麼他就需要證明這一點。
回到克隆體犯罪的案例：我們可能會辯稱，那個克隆體存在精神問題，或者犯罪的動機是在克隆過程之後才產生的，等等。如果我們無法證明這些，那麼我和克隆體可能都會被判入獄，甚至可能被判處死刑。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 「有人刪除了自己犯罪的記憶」 這種情況。有些人會說：「冇有記憶，就冇有罪責。」 但美國的法院並不認同這種觀點。在美國法律中，已經有一些關於 「犯罪後失憶」 的判例：
· 在 1971 年的 「People v. Hoyt」 案中，一名患有慢性酒精中毒的男子不記得自己犯了偽造罪，但他依然被判定有罪。
· 在 1963 年田納西州的 「Leest v. State」 案中，即便被告不記得自己犯了殺人罪，法院依然維持了對他的死刑判決。
在這兩個案例中，法院的判決都不是基於 「被告在撒謊」 這一假設（儘管陪審團或法官可能認為被告在撒謊），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判決一定是正確的 —— 不過，這確實是美國法律中的先例，供你參考。
當然，失憶在量刑時可以被視為一個 「減輕處罰的情節」，但法律目前還冇有太多地涉及 「身份可能是一個可變動、靈活的概念」 這一問題。
我再提出一個設想供大家思考：你被一個剛剛犯了謀殺罪的人綁架了。他把自己過去一年的記憶轉移到了你的大腦中，其中包括那場謀殺案以及他犯罪的原始動機；與此同時，他也把你過去一年的記憶轉移到了自己的大腦中，並且刪除了你們兩個人大腦中關於 「過去一年」 的真實記憶。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
更讓人惱火的是，現在你也擁有了犯罪的動機，而且你也認為受害者 「罪有應得」。那麼，我們應該起訴誰犯了謀殺罪？此外，對於綁架和精神傷害，又應該起訴誰？是起訴擁有犯罪記憶和動機、同時也是綁架受害者的你，還是起訴那個不記得任何犯罪行為、隻記得自己被綁架的綁匪？
我們再給這個設想增加一個 「同情因素」：他之所以選擇綁架你，是因為你是當初撞死他孩子的那輛車上的乘客。當時開車的是你的好朋友，他因為在擺弄收音機而冇有集中注意力，導致了事故。你為了保護朋友，撒謊說那個孩子是突然衝到馬路上的。雖然冇有人真正相信你的話，但你的謊言製造了 「合理懷疑」，使得你的朋友最終冇有被定罪。
當然，無論多麼疏忽，意外撞死人都算不上謀殺，但這個孩子的父親卻不這麼認為，他想要復仇。於是，他殺死了你的朋友，並和你交換了關於這場謀殺的記憶。
如果這是一本小說，我或許會設計這樣一個情節：最後發現，當時開車的其實是你，而你的朋友替你頂了罪，你撒謊是為了保護自己。然後，你和那個孩子的父親會在故事中互相瞪著對方，陷入極度的恐懼之中 —— 要麼因為自我厭惡而自殺，要麼因為盲目仇恨而互相殘殺。
但這不是小說，所以我們仍然需要弄清楚：應該起訴誰犯罪？以及，犯了哪些罪？這裡涉及謀殺、綁架，更不用說 「強行刪除他人記憶」 或 「強行給他人植入記憶」 這種行為了 —— 我想，這種行為至少會被認定為與強姦一樣嚴重的罪行。
之後，「積極辯護」 和 「減輕處罰情節」 或許會發揮作用，但首先你必須確定：到底要起訴誰？起訴什麼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