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三十四年，夏末秋初。大周諮政院的“議事堂新聲”已斷續響起了數月。從最初的加征茶稅，到疏浚漕渠、邊市管理、常平倉糴糶，乃至地方官考評等議題，這些來自不同階層、代表不同利益的諮政員們，在狄仁傑的主持下，磕磕絆絆地學習著如何“諮議”。爭吵時有發生，意氣用事不少，離題萬裏的高談闊論也屢見不鮮，甚至發生過勳貴代表與學者代表因觀點不合險些拂袖而去的場麵。然而，在狄仁傑、宋璟等人耐心引導和嚴格規程的約束下，這個新奇機構總算是運轉了下來，並且逐漸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慣例：發言前需略作準備，爭論需圍繞議題，商賈代表的“算賬”本事開始受到重視，學者代表的引經據典不再總能壓倒一切……
那些起初對“與商賈同堂”感到屈辱的官員、勳貴，也慢慢發現，這些“末流”人物口中關於物價、物流、稅卡、行會、工本、民情的描述，雖然粗鄙，卻往往能補足官方文牘的缺失，提供另一種審視政策的視角。而商賈、鄉紳們，則在最初的惶恐與激動過後，開始嚐試用更“得體”的方式表達訴求，學著引述幾句聖賢之言來佐證自己的“利”，也小心翼翼地觀察著那些“貴人”們的反應，揣摩著朝廷可能的意圖。
就在這略顯嘈雜卻也不乏生機的磨閤中，一道來自宮中的詔令，再次在諮政院乃至整個朝堂，投下了一塊巨石。
詔令的核心很簡單，卻足以讓許多人瞠目結舌：“自永昌三十五年始，戶部所擬次年‘度支國用大略’（即國家財政預算的雛形），需在呈報政事堂及禦前裁決前，先行諮送諮政院，由諮政員詳閱議論，匯集各方見解，形成條陳，隨同戶部原案一並上呈，以備參酌。”
“度支國用大略”要“過”諮政院的“堂”？！
訊息傳出，朝野震動。如果說之前諮政院議論具體的加稅、工程等政策，還隻是“顧問諮詢”性質，那麽將涉及國家全部收入支出的“度支大略”交給他們“議論”，哪怕僅僅是“議論”和“提供見解”，其象征意義和潛在影響，都不可同日而語。這幾乎意味著，朝廷的錢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這個帝國最核心的機密與權力之一，要向這個由各色人等組成的、並無實權的“閑散”機構，揭開一角麵紗，並聽取他們的“意見”。
“荒謬！戶部度支，國之機密，軍國重事，豈容商賈匠人置喙？”政事堂內，一位並非宰相但資曆極老的戶部老尚書氣得鬍子直翹，“彼等知道絹帛幾錢一匹，知道漕糧損耗幾何？知道邊軍一卒歲費多少？知道河工一裏需用民夫幾許？與他們議論，徒亂人意，泄露機密！”
“陛下此舉，是否過於……抬舉諮政院了？”連一貫支援憲章和諮政院嚐試的張柬之，也有些猶疑，“度支大略，牽一發而動全身，涉及各衙署、各地方、各軍鎮，乃至宗室用度，利害糾葛，錯綜複雜。諮政員見識不一，利益各異，若就其中某項支出增減爭論不休，甚或泄露關鍵，恐生事端。”
狄仁傑和宋璟對此早有預料。這道詔令，其實是李瑾在病榻上（時年李瑾已年邁多病，較少視事）向女帝秘密進言，經女帝深思熟慮後頒下的。其用意，正是要將諮政院的“諮議”職能，推向一個更核心、更實質的領域，試探其極限，也倒逼朝廷的財政更加透明、更具說服力。
“老尚書所言，度支乃專業之事，確乎如此。”狄仁傑平靜地迴應，“然則，正因其專業且事關重大，更需兼聽。戶部度支，固然精於計算，然是否盡知民間疾苦？一項加賦，於賬冊不過數字增減，於百姓或是傾家之險。一宗工程，於規劃乃利在千秋，於地方或是勞民傷財。諮政員中，有熟知地方情弊之鄉紳，有通曉物價流通之商賈，有明瞭工程實務之匠人，彼等之見，或可補戶部案牘之不足，使度支大略，更接地氣，更順民心。至於機密……隻需劃定範圍，哪些可議，哪些不可議，自有章程。”
宋璟也補充道：“且陛下詔令明確，乃‘議論’、‘提供見解’，供上位‘參酌’，最終裁決之權，仍在朝廷。此非分權，實為增智。若因恐其‘議論’便諱疾忌醫，則諮政院設之何用？”
老尚書和張柬之雖然仍有疑慮，但聖意已決，且狄、宋二人言之成理，也隻好按下不滿，開始緊張地籌備起來。戶部上下更是如臨大敵，以往的“度支大略”多是內部測算，與皇帝、宰相、相關衙署溝通後便可定稿，如今卻要麵對一群“外行”的質詢和議論，壓力可想而知。戶部尚書親自坐鎮，度支郎中熬紅了雙眼，將永昌三十五年的“度支國用大略”反複斟酌，力求在資料上無懈可擊，在表述上盡可能清晰，同時又要小心地規避那些過於敏感、不便公開的細節（如皇室特支、某些秘密專案的款項、具體的邊防兵力部署與餉銀細目等）。
深秋，洛陽已頗有寒意。諮政院那間略顯空曠的議事堂內，卻氣氛灼熱。五十位諮政員每人案前，都放著一份厚厚的卷冊——那是經過刪減、但仍多達數十頁的“永昌三十五年度支國用大略摘要”。裏麵用相對簡潔的文字和表格，列明瞭預計的全年各項收入（租庸調、鹽鐵茶稅、商稅、礦課、徭役折色等）、各項支出（官吏俸祿、軍費、工程、賑濟、宮廷用度、賞賜等）的大類與總數，以及一些主要專案的預算依據說明。
許多諮政員，尤其是那些學者和部分致仕官員，是第一次如此直觀地看到國家財政的全貌（盡管是摘要），一時間都被那龐大的數字和複雜的專案所震撼，翻動卷冊的聲音沙沙作響，夾雜著低低的驚歎與議論。
狄仁傑依舊端坐主位，神色嚴肅：“諸位，眼前便是戶部所擬明年國用大略之摘要。此乃國之命脈，務須慎重。請諸位詳加審閱，可就其中收入之預計是否合理、支出之安排是否妥當、輕重緩急是否得宜，乃至某項收支對民生之可能影響，發表見解。所提意見，務求具體，最好能附以依據。切記，此大略尚未最終定案，諸位的真知灼見，或可使之更臻完善。”
接下來數日，議事堂變成了一個奇特的課堂與辯論場的混合體。戶部派來的度支郎中和幾位主事，幾乎成了常駐的“講解員”，不斷迴答著諮政員們提出的各種或內行、或外行、或一針見血、或離題萬裏的問題。
“請問度支郎中，這江南東道預計茶稅歲入比去年增兩成，依據為何？去歲茶市已顯疲態，今春又有寒潮，新茶減產，此預計是否過於樂觀？”揚州茶商王元寶率先發問，問題直指要害。他如今已是諮政院中“商賈派”的實際核心，對數字極為敏感。
度支郎中額頭見汗，忙翻出底冊解釋：“此預計乃綜合各州府所報文簿，並參酌近年茶市增長趨勢……”
“趨勢？”另一位來自杭州的絲綢巨賈打斷道，“郎中可知，去歲開始，波斯、大食商人采購我絲綢數量已減三成？海路風浪加劇，番舶來得少了！茶稅增兩成，依據若是往年趨勢，恐不牢靠！當實地查訪，方知端的！”
學者區的馮道安老先生，則對龐大的“祭祀、陵寢修繕及宮廷用度”一項緊皺眉頭：“《禮記》有雲，‘國奢則示之以儉’。今度支所列，此項用度仍居高不下，甚至比去歲略有增加。陛下倡儉，天下共知，然此用度……是否可再行裁減？省下之資，或可增補太學膏火，多印經籍，教化百姓，豈不更合聖人之道？”
勳貴區的李敬業，更關心軍費：“西北不寧，吐蕃時有窺伺，軍費開支，關乎社稷安危，隻可增不可減！然則，這軍費之中，糧餉、被服、器械、賞賜，各項比例如何？可有虛冒空額之弊？兵貴精不貴多，若能將有限糧餉，用於精練士卒，汰除老弱，或比一味增兵更為有效。”他久在軍中，問得頗為內行，讓戶部官員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應對。
一位來自河南道的鄉紳代表，則指著“河工水利”一項下的某個具體堤防修繕預算，疑惑道：“此段黃河堤防，去歲方大修過，耗銀巨萬，何以今歲又列巨額款項？據老夫所知，該處堤防去歲工程頗為堅固，今歲並無大汛預警，此款用途……是否可再核實？或移用於本地更為急迫的灌溉溝渠修繕？”
問題五花八門，有的切中要害，讓戶部官員暗暗叫苦，不得不承認某些預計確實過於理想化，某些款項的估算依據不足；有的則略顯外行，但背後反映的民生關切卻不容忽視；還有的純屬意氣之爭，如某位年輕氣盛的太學生，主張大幅削減一切“非必要”開支，全麵增加教育、濟貧投入，被度支郎中委婉地以“度支需平衡，百業待興”為由擋迴。
爭論最激烈的，莫過於關於是否增加“格物院”及各地官辦“勸工場”、“勸農所”經費的議題。以學者和部分有見識的商賈、匠人為代表的諮政員，力陳這些機構於“強國富民”有長遠之利，應加大投入；而以部分勳貴和保守官員為代表的諮政員，則認為這些是“奇技淫巧”，耗費大量錢糧卻見效緩慢，不如用於邊防或賑濟。
王元寶在此事上異常積極，他結合自家生意，大談新式織機、水運工具帶來的效率提升和利潤增長，力證“格物”並非虛耗。他的言論得到了一些同樣感受到技術革新好處的商賈、匠人代表的附和。雙方引經據典、各執一詞，爭論不休。
狄仁傑沒有輕易打斷這些爭論，隻是在一旁靜靜傾聽，偶爾在關鍵處插言，引導雙方迴到預算本身的具體影響上。他心中清楚，這種涉及發展理唸的爭論，短期內難有定論，但其呈現本身，就很有價值。它讓朝廷知道，在如何花錢的問題上，除了傳統的“軍國大事”，還有一種聲音在呼籲關注“長遠之利”和“技藝創新”。
經過近十日的激烈討論（中間因爭議過大，還休會了兩日讓各方整理意見），諮政院最終形成了一份長達數十頁、包含數百條具體意見和數條綜合性建議的“條陳”。條陳並非一致決議，而是盡可能客觀地記錄了各方的主要觀點、爭議焦點，並在最後，就幾個爭議最大的問題，嚐試提出了折中性建議，例如：茶稅預計建議調低，並附上商賈代表提供的市場分析；河工款項建議部分複核，並優先保障有明確險情的地段；宮廷用度建議公開承諾“力行節儉”，但具體裁減幅度可由內廷自定；軍費開支建議在保障總額前提下，由兵部、戶部會同審計，覈查空額，優化結構；格物院等機構經費，建議“適度增加”，並加強成果考覈雲雲。
這份條陳，連同戶部的原案，被一並呈送到了紫微宮和政事堂。
女帝武媚娘用了整整一個下午翻閱這份厚厚的、字跡各異的條陳。她沒有說話，隻是不時用朱筆在某段話下劃上一道。當她看到關於裁減宮廷用度的建議時，嘴角似乎微微動了一下；看到關於覈查軍費空額的建議時，目光停留了許久；看到商賈對茶稅預計的詳細分析時，點了點頭；看到關於“格物”經費的激烈爭論和折中建議時，陷入了沉思。
數日後，經政事堂複議、女帝最終裁定的“永昌三十五年度支國用大略”正式頒布。與最初戶部草案相比，有了幾處微妙但重要的調整：江南茶稅預計收入被調低了一成；部分河工款項被暫緩，轉而增加了對幾條重要灌溉渠的撥款；軍費總額未變，但旨意中明確要求兵部、戶部、禦史台·聯合稽查空額，優化結構；宮廷用度，女帝下詔“減常例三成以示儉”；而“格物院”等機構的經費，則獲得了一筆不大不小的“酌情增加”。
沒有完全採納諮政院的意見，但顯然，那些來自“議事堂”的聲音，並非毫無迴響。朝廷的最終決策，在保持主體框架的同時，做出了一些更具針對性和現實考量的微調。尤其是關於茶稅和宮廷用度的調整，幾乎是直接迴應了諮政院中最為強烈的呼聲。
當調整後的“大略”內容被通事舍人簡要傳達至諮政院時，議事堂內一片複雜的寂靜。有人感到欣慰（如王元寶），有人覺得不足（如馮道安），有人無所謂，也有人暗自警惕——朝廷，似乎真的在聽他們說話，哪怕隻是聽了一部分。
“預算需過堂”的首次嚐試，就在這種不算完美、但確實產生了實際影響的波瀾中落幕。它向所有人展示了一個事實：那些曾經被隔絕在廟堂之外的、代表著不同利益和視角的聲音，已經開始以一種製度化的方式，嚐試著去觸碰、去影響這個帝國最核心的運作之一——錢袋子的分配。這個過程充滿了爭吵、妥協、外行的誤解和內行的無奈，但它確確實實地發生了。一粒新的種子，被投入了帝國財政這塊原本密不透風的土壤，能否生根發芽，能長成何樣，猶未可知，但土壤的鬆動，已然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