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域文獻館”內，知識的洪流不僅限於天文曆算、醫藥工巧。隨著譯事的深入，更多來自遙遠國度的、光怪陸離的風俗見聞、奇談軼事，也開始透過那些生澀的譯文和旅行者誇張的敘述，湧入大唐士人的視野。與那些可以驗證、可以應用的“實學”不同，這些關於異域人群如何生活、如何婚喪嫁娶、如何祭祀神明、如何治理國家的描述，更多地觸及了文化、倫理與價值觀的深層領域，在洛陽的朝堂、士林乃至市井坊間，激起了遠比學術爭論更為複雜、也更為生動的迴響。
鴻臚寺的官員、往來絲路與南海的胡商、甚至一些被“異域文獻館”高額報酬吸引而前來講述見聞的蕃客水手，都成了這些奇異故事的來源。李素受李瑾之命，不僅收集、翻譯科技著作，也著意記錄、整理這些“風土誌異”。很快，一份份或簡略或詳盡、或真實或誇張的“異域風俗錄”被整理出來，送到了東宮，也悄然在關係密切的官員、學者小圈子中流傳。這些記錄，如同一麵麵扭曲的鏡子，映照出大唐之外，人類生活的無數種匪夷所思的可能。
其一，關於“政體”的驚詫。
一份據稱來自極西之地（可能是北歐或東歐某部落）的記述，提到當地“無王無長，遇有大事，則聚全族成年男子於林中空地，高聲辯論，直至眾人齊聲呼吼，方為定議，謂之‘thing’（民眾大會）”。又有從海路商人處聽來的傳聞，說南方大海之中有巨大島嶼（可能指馬達加斯加或某太平洋島嶼），“國中尊長為女子，世代以女係相傳，男子但為武士、勞力，不預大政”。還有對大食（阿拉伯）哈裏發繼承製度中兄弟相爭、甚至父子相殘的描述，以及對更西方“拂菻”（拜占庭）帝國皇帝需由元老院和軍隊“共舉”的模糊記載。
這些描述，在大唐的官員和士子聽來，簡直是荒謬絕倫，有悖綱常。朝會上，一位老成持重的禦史大夫撚著胡須，搖頭歎道：“無君無父，聚訟紛紜，與禽獸何異？國政大事，豈同市井爭吵？此真蠻荒未開化之象也。”對於女子為王，更是引來一片嗤笑與批判：“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婦人焉能決斷國事？此必訛傳，或為其地男子無能，不得已而為之，實乃亂政之源，亡國之兆。”至於大食、拂菻的繼承紛爭，則被引為“夷狄無禮，不知嫡庶長幼之序，故禍亂相尋”的反麵教材。然而，私下裏，也有少數思想活躍的年輕官員或士子，在驚訝之餘，會生出幾分隱秘的好奇與思索：若無君王，眾人真能議定大事？女子治國，又會是何等光景？但這等念頭，是絕不敢宣之於口的。
其二，關於“婚喪”的駭異。
有來自吐蕃以西、天竺以北的山地行商描述，某部落“父死，子妻其庶母；兄亡，弟納其嫂，謂之‘收繼’，以防家產外流，婦人無所依”。有關南海爪哇或蘇門答臘島嶼的記述則稱，當地人“婚姻不論同姓，甚至堂兄妹亦可婚配”，或“有‘試婚’之俗，男女相悅，可先同居生子，再行婚禮，若不合則散”。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關於天竺某些地方“寡婦需殉夫火葬（sati）”的聽聞，以及中南半島某些部落“獵頭祭神”、“以親人顱骨為飾”的傳說。
這些風俗，徹底挑戰了唐人基於儒家倫理的底線。收繼婚被視為禽獸之行，嚴重違揹人倫；“同姓不婚”是周禮以來的根本原則，“試婚”更是淫·亂無度；而活人殉葬、獵頭祭祀，則被直接歸類為“生番野人，未脫禽獸之性”。士林清議對此一片譴責之聲，將其作為“夷狄不知禮義”的明證。甚至連相對開明的李瑾，在讀到“寡婦殉夫”的詳細描述時，也眉頭緊鎖，對身旁的蘇琬歎道：“人命至重，豈可輕棄若此？其地佛法亦盛，何有此等殘忍陋習？可見教化未遍，冥頑不靈。”這些風俗，極大地強化了唐人心中“華夏禮義之邦”與“蠻夷不知廉恥”的文化優越感與邊界感。
其三，關於“衣食住行”的奇觀。
胡商們帶來了更多日常生活的細節：大食、波斯人“食不用箸，多以右手抓取”，讓習慣“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講究餐具禮儀的唐人感到不潔與粗鄙；傳聞中昆侖奴（東非）的故鄉，“人皆黝黑如炭，唇紅齒白，卷發如羊毛”，已是奇談，更有甚者，說極北之地有“雪國之人，居冰屋，乘犬橇，生食海獸血肉”，或南海深處有“裸·身穴居，不知織紉，以樹葉蔽體”的“矮黑人”。還有關於“拂菻”（拜占庭）人喜用“鉛粉敷麵，以顯得蒼白”的怪異審美，以及某些西域胡人“以香料塗抹屍體，裹以麻布，可保多年不腐”的殯葬習俗。
這些描述，滿足了長安、洛陽市民無窮的獵奇心理，成為酒肆茶館中最受歡迎的談資，也被編成各種光怪陸離的傳奇故事。但同時，也從細微處加深了“我族文明，彼族野蠻”的印象。用手抓飯被視為不潔，冰屋生食被視為原始，裸·身樹葉更是與野獸無異。鉛粉敷麵被貴女們私下嘲笑為“鬼樣”，而香料塗屍則被認為“奢靡無謂，且有悖入土為安之禮”。
其四，關於“信仰祭祀”的怪誕。
除了已略有所知的景教、伊斯蘭教（大食法）、祆教、摩尼教等，更有來自更遙遠地方的信仰傳說。有天竺商人提及的“崇拜牛、猴、鼠、蛇等為神，任其遊走市井，不捕不殺”；有北海（可能指波羅的海地區）胡商描述的“崇拜雷神、戰神，以活人（通常是戰俘）獻祭，懸其頭顱於聖樹”；有海客傳聞，東海之外有“三神山”，其上之人“餐霞飲露，長生不死”，或南方瘴癘之地有“巫蠱之術，能以咒法驅役鬼物、傷人於無形”。
這些信仰，在絕大多數唐人看來，或是愚昧無知（如崇拜動物），或是兇殘暴虐（如活人祭祀），或是虛妄荒誕（如長生不死），或是邪惡陰毒（如巫蠱）。與經過高度哲學化、心性化的中土佛教，以及強調“敬天法祖”、“天人感應”的儒家、追求長生但體係複雜的道教相比，這些信仰顯得原始而粗陋。盡管朝廷對景教等采取了有限容忍政策，但對這些更為“怪力亂神”的異域信仰，主流態度是鄙夷和排斥，認為它們不值一哂，甚至是“亂政惑民”的邪術。
這些光怪陸離的“異域風俗考”，在朝野上下引發了持續而熱烈的討論。朝堂之上，常有人引述某條駭人聽聞的習俗，作為“夷狄之輩，不可同於中國”、“需嚴華夷之防”的論據。士林清議中，則既有嚴厲的批判，認為這些記載證明瞭“聖人之教，唯我華夏”，夷狄亟待教化；也有少數聲音，在震驚之餘，開始思考風俗與地理、氣候、曆史的關係，試圖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雖然這種理解往往帶著居高臨下的憐憫。而在市井坊間，則更多是作為奇談怪論、茶餘飯後的消遣，滿足了平民百姓對廣闊世界的好奇與想象，也無形中鞏固了普通唐人“生活在世界中心、最文明之地”的樸素認知。
這一日，武則天在宮中召見李瑾、上官婉兒及幾位近臣，特意問及此事。她饒有興味地聽上官婉兒摘要唸了幾條最“驚人”的風俗記載，臉上露出一種似笑非笑的神情。
“眾卿以為，此等夷俗，於我大唐，可有可鑒之處？抑或，純為荒誕無稽，一笑置之便可？”武則天掃視眾人，目光最後落在李瑾身上。
一位老臣立刻拱手道：“天後，此皆蠻貊陋習，悖逆人倫，駭人聽聞。足見夷狄之未開化，遠遜中華。我隻當奇聞異事觀之，斷無可取。更當引以為戒，使我百姓知禮義之可貴，聖化之隆盛。”
另一較為開明的官員則道：“陛下，風俗之成，或因地理，或因氣候，或因曆史淵源。夷狄處荒僻之地，生計艱難，教化不及，故有種種怪誕之行。我朝懷柔遠人，對其風俗，可存而不論，然斷不可效仿。其有益民生之小術（如某些特殊作物種植法、馴養法），或可參詳；其悖理**之俗，則需嚴斥，以防無知小民被其蠱惑。”
李瑾沉吟片刻，方緩緩開口：“母後，兒臣以為，聞此異俗，當有三層思慮。”
“哦？瑾兒且道來。”武則天頗有興趣。
“其一，知異而明同。觀彼等婚喪嫁娶、衣食住行之奇，方知我華夏禮樂文明，冠冕衣裳，倫理綱常，並非天生如此，實乃聖人數千年來化性起偽、製禮作樂之偉績。若無聖人教化，人近禽獸，或亦不免如此。故聞夷俗之陋，正可反襯我文明之珍貴，教化之必要。”
“其二，辨俗而察情。夷俗雖陋，然其形成，或有緣由。如那收繼婚、同姓婚，或因其地廣人稀，為繁育人口、保全財產之無奈之舉；其生食血肉，或因天寒地凍，無火可烹；其崇拜猛獸，或因生存艱難，祈求猛獸之力或勿為所害。此非為其辯護，而是知其所以然，方能知己知彼。於我治理邊疆、安撫四夷，或有用處。知其俗，方可因俗而治，漸施教化。”
“其三，有容乃大，不驚不怪。天地之大，無奇不有。我大唐既為天朝上國，胸襟當如海納百川。見怪誕而不必大驚失色，聞鄙陋亦無需嗤之以鼻。可命有司詳加記錄，編纂成冊，以為《異物誌》、《風俗考》之補充。一則可廣見聞，使天下知寰宇之廣，造化之奇；二則可資考證，辨其真偽，以實學態度待之，而非以訛傳訛；三則……”李瑾停頓了一下，目光清明，“亦可惕厲自身。見彼等之陋，當思我華夏今日之文明昌盛，得來不易，更當謹守禮法，砥礪德行，切不可數典忘祖，淪為夷狄之譏。”
武則天聽罷，微微頷首：“太子所言，甚合朕意。夷俗雖異，然我朝不必以此為怪，亦不必以此為憂。可命鴻臚寺、異域文獻館，廣加采錄，詳為考辨，務求其實。凡有益於瞭解外情、安撫藩部者，錄之；凡荒誕不經、徒亂人心者，辨之。可編纂《四夷風俗考》或《寰宇異聞錄》，藏於秘府，或擇其無害者，刊行於世，以增廣見聞。”
她語氣轉厲：“然，記錄可廣，流佈需慎。凡涉及悖逆人倫、裝神弄鬼、兇殘暴虐之俗，民間不得隨意刊印傳播，以防無知小民效仿，或引起無謂恐慌。凡我大唐子民，當明華夷之辨，知禮義廉恥。夷俗可錄以為鑒，然華夏禮法，方是立身立國之本，此點，務必使天下臣民皆知。”
女皇的定調，再次體現了那種開放與警惕並存的複雜心態。可以好奇，可以研究，但核心的價值觀和倫理底線必須堅守。對異域風俗，采取了一種居高臨下的觀察、研究、記錄姿態，既滿足了獵奇心和求知慾，又確保了文化主體性的不受動搖。
於是，在官方主導下，對異域風俗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更加係統化。鴻臚寺的官員、往來商旅、甚至邊境的戍卒，都接到了留心記錄外邦風土人情的指示。這些光怪陸離的見聞，被不斷補充進日益龐大的檔案之中。它們不僅滿足了上層的好奇心，也悄然改變著一些有識之士對世界的認知。世界，原來並非隻有“華夏”與“四夷”的簡單二分，在已知的“四夷”之外，還有如此眾多形態各異、難以用既有觀念去簡單歸類的人群與文明。
蘇琬在整理這些材料時，在私劄中寫道：“……觀四方風俗，千奇百怪，有駭人聽聞者，有匪夷所思者，亦有可憫可歎者。始知聖人製禮作樂，化民成俗之功，何其偉也！然天地生物，各稟其性，風俗之成，豈無因由？今我朝廣采博收，非為慕異，實為知己知彼，鏡鑒自身。見夷俗之野，愈當珍惜我禮樂之盛；知寰宇之廣，愈當奮發以揚我聲教。此或為天後與殿下深意所在。”
李瑾在翻閱越來越多、越來越詳細的“異域風俗考”時，心中那份“大唐中心”的認知，也在悄然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中心感並未消失，反而因對比而更顯強烈，但這種中心感，不再僅僅建立在“天朝上國”的盲目自信上，而是開始與一種更廣闊的世界圖景、更複雜的文明比較聯係起來。他知道，這些記錄，連同那些天文、醫藥、算學知識一樣，都在潛移默化地拓寬著這個帝國的視野，也在考驗著它消化、理解和應對差異的能力。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