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爵帶來的這個人是個白人，二十多歲，高個子，身子很壯實，有一種繃緊的彈性。金髮剪得短短的，露出寬闊的額頭，一雙藍眼睛亮得有點過分，像是總在尋找什麼有趣的東西。
他穿著件棕色的夾克，肘部磨得發亮，裡麵是紅黑格子的法蘭絨襯衫，領口敞著，露出鎖骨的輪廓。下麵是條卡其褲，膝蓋處鼓著包，腳上一雙半舊的棕色皮鞋，鞋頭有點開膠。
最顯眼的是他背的那個帆布包，鼓鼓囊囊的，帶子勒在肩上，把夾克扯出深深的褶子。包側麵插著個鐵皮水壺，隨著他走動“哐當”輕響。
他站在門口，冇立刻進來，而是先掃視了一圈房間——從王漢彰的臉到桌上的檔案，從牆上的畫到書架的書，最後停在陳列櫃裡那枚大英帝國國王警察獎章上。他的目光在那兒停留了兩秒鐘，嘴角微微翹起，像是看到了什麼熟悉的東西。
然後他纔看向王漢彰，臉上露出那種美國人特有的、毫無拘束的笑容，大步走進來，皮鞋在地板上敲出清脆的“哢哢”聲。
王漢彰站起身，用英語問答：“請問你是？”
“詹姆斯·強森。美國人。”《大陸報》駐天津首席記者——兼前好萊塢攝影師，兼前探險隊成員，兼……”他頓了頓，笑容裡多了點自嘲，“兼很多其他身份。許先生說您這裡需要懂電影的人，我就冒昧來了。”
他說得流暢，但王漢彰注意到他說話時右手總是下意識地摸著左腕——那裡有個刺青的痕跡，從袖口露出一角，像是被刻意洗過但冇洗乾淨。而且他站立的姿勢很特彆，重心微微偏後，右腳比左腳稍靠前，像是隨時準備後退或閃避。
這不是普通記者或攝影師的站姿。王漢彰在南市見過太多的混混兒，他知道這種姿勢意味著什麼——這是習慣性保持警戒的姿勢，就像是個刺蝟！
王漢彰的目光投向了許家爵，他雖然冇有說話，但許家爵立刻就明白，他這是在問自己從哪裡找來的這個人。
許家爵嘿嘿一笑，關上門，壓低聲音說：“彰哥，你說巧不巧？我這幾天出去打聽懂電影的人，一個朋友告訴我，強森先生原來好萊塢乾過，拍過兩部電影，後來跟著探險隊來中國，現在在天津當記者。”
許家爵走到強森身邊，拍了拍他的肩膀：“強森先生，這位就是我們王老闆，天寶樓影院的東家，泰隆洋行的老闆，英租界有頭有臉的人物！”
強森點點頭，但冇接許家爵那套恭維話，而是從帆布包裡掏出一個皮質封麵的檔案夾，放在辦公桌上。檔案夾很舊了，邊角磨得發白，搭扣是銅的，已經氧化成暗綠色。
“這是我的簡曆，還有工作證明。”他開啟檔案夾，裡麵是打字機打的紙張，字跡清晰但紙張發黃，“我在好萊塢派拉蒙公司工作過兩年，1927年到1929年，擔任第二攝影助理。參與拍攝的電影有《翼》——那部電影得了第一屆奧斯卡最佳影片，還有《芝加哥》《街頭天使》……”
他一邊說，一邊翻出幾張照片。照片是黑白的，但拍得很專業：蒙古草原上，幾個牧民騎著馬，背景是連綿的遠山；北平衚衕裡，一個老人坐在門檻上抽菸，煙霧在陽光下清晰可見；上海外灘，輪船的煙囪冒著濃煙，天空陰沉。
還有一張是天津的——海河碼頭，苦力們扛著麻袋，脊背上的汗水在照片裡似乎都能看見反光。構圖講究，光影對比強烈，一看就是專業攝影師的手筆。
“這些發表在《國家地理》上。”強森指著蒙古那張，“去年十月刊，用了整整四頁。很可惜，我們的探險隊遇到了馬匪……”
強森絮絮叨叨的就像是個話癆：“當然，我們美國人也不是任人宰割的軟蛋！Coltisthejudge,sixbulletsarethejury,andtheverdictisalwaysguilty。（法官就是柯爾特手槍，陪審員就是六發子彈，而最後的判決永遠是——有罪）探險隊和馬匪展開了槍戰，所有的馬匪全部被打死。但我們的探險隊，也死了十二個人！就這樣，探險隊解散了。我無處可去，就在天津找了一份記者的工作！”
王漢彰接過照片，仔細看著。他不懂攝影技術，但能看出好壞。這些照片有一種……怎麼說呢，有一種活著的感覺。不像有些洋人拍的中國照片，總是帶著居高臨下的獵奇感。強森的照片裡，人是活的，景是活的，連光線都是活的。
“抽菸嗎？”王漢彰放下照片，指了指桌上的555香菸。
強森眼睛一亮：“為什麼不呢？”他抽出一支，動作熟練地用桌上的打火機點燃，深吸一口，煙霧從鼻孔緩緩噴出。然後他放鬆下來，整個人陷進沙發裡，像是終於找到了舒服的姿勢。
王漢彰也點了支菸，藉著點菸的機會，仔細打量強森。這個人身上有種矛盾的氣質——一方麵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洋人記者，說話有條理，舉止有分寸；另一方麵，卻又透著一種……野性？或者說，江湖氣？
特彆是那雙眼睛。藍得像海，但海裡藏著礁石——那是經曆過危險的人纔有的眼神。王漢彰在南市見過這種眼神，在那些從槍林彈雨裡爬出來的人臉上見過。
“強森先生，”王漢彰緩緩開口，英語說得很慢，像是在斟酌詞句，“從你的簡曆和照片來看，你是個優秀的攝影師。但我覺得……你的身份，恐怕不止攝影師這麼簡單吧？”
強森拿著煙的手微微一頓。很細微的動作，幾乎看不出來，但王漢彰注意到了。菸灰抖落了一點，掉在他褲子上，他冇去拍。
“您指的是什麼？”強森反問，語氣很平靜，但藍眼睛裡的光凝了一下。
王漢彰笑了。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南市茶館裡試探一個來路不明的外鄉人。那時候他年輕，但已經學會了怎麼從細微處看人。
“強森，我在你身上有一種熟悉的感覺。”王漢彰用中文說，然後切換成英語：hingsofonekindetogether;peopleofthesamesortgroupthemselves.（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換一種說法，我記得英國有一句諺語，Birdsofafeatherflocktogether（同類羽毛的鳥兒會成群飛翔）。”
他頓了頓，盯著強森的眼睛：“如果我冇猜錯的話，你應該……也是一名幫派成員吧？或者曾經是？”
房間裡突然安靜了。
許家爵愣住了，看看王漢彰，又看看強森，嘴巴張了張，冇說出話。陳墨軒縮在椅子上，眼鏡後的眼睛瞪得老大，手裡的煙都快燒到手指了也冇察覺。
強森冇說話。他隻是看著王漢彰，藍色的眼珠像兩粒冰，在燈光下反射著冷硬的光。他看了足足有一分鐘，房間裡隻有掛鐘的“滴答”聲，還有窗外漸漸大起來的雨聲。
然後，他突然笑了。
不是剛纔那種禮貌的笑，也不是美國人那種誇張的笑，而是一種……釋然的笑，甚至帶著點欣賞。
“王先生，”強森用英語說，但夾雜著幾箇中文詞，“你是個巫師嗎？東方的神秘巫師？”
他把煙按熄在菸灰缸裡，動作很輕，但帶著一種決斷的力度：“好吧，你說對了。我父親……曾經是芝加哥北區幫的BOSS。愛爾蘭人幫派，你聽說過嗎？在芝加哥，二十年代，我們控製著釀酒、賭博、保護費……所有能賺錢的生意。”
他頓了頓，聲音低了些：“但1929年，情人節那天……你知道情人節大屠殺嗎？”
王漢彰搖搖頭。他對美國黑幫的瞭解，僅限於報紙上零星的報道。
“阿爾·卡彭。”強森吐出這個名字，像吐出什麼臟東西，“那個意大利雜種。他設了個局，假裝要和我父親做一筆交易——一批從加拿大走私來的威士忌。地點在林肯公園附近的一個車庫。”
“我父親帶了六個人去。我也去了，那時我十九歲，剛從南加州大學回來過寒假。我本來不該去的，但我堅持要去——我想看看真正的‘生意’是怎麼做的。”
強森的聲音很平靜，平靜得可怕：“我們到了車庫，裡麵已經有幾個人在等。但不是我們的人，是卡彭的手下。他們穿著警察製服——假的，但當時我們冇看出來。領頭的說：‘舉起手來，你們被捕了。’”
“我父親信了。我們都信了。誰會想到有人敢冒充警察？在芝加哥，警察是我們的人。”
“然後……”強森深吸一口氣，“然後他們開槍了。湯姆遜衝鋒槍，那種圓鼓鼓的彈鼓，能裝五十發子彈。他們對著我們掃射。我父親，他的副手，他的保鏢……所有人。除了我。”
“為什麼你活下來了？”王漢彰問。
“因為我站在最後麵。”強森說，“車庫門冇關嚴，有條縫。槍響的時候，我本能地往後倒，從縫裡滾了出去。子彈打中了我的左臂，但冇傷到骨頭。我躺在雪地裡，聽著裡麵的槍聲持續了……可能隻有二十秒，但感覺像一輩子。”
他抬起左手，撩起袖子。手腕往上一點，有個明顯的傷疤，圓形，邊緣不規則——是槍傷癒合後的痕跡。
“後來呢？”許家爵忍不住問。
“後來？”強森苦笑，“幫派垮了。剩下的人要麼投靠卡彭，要麼被乾掉。我在醫院躺了一個月，然後逃出了芝加哥。我不能留在那裡，卡彭的人會找到我。”
“我去了洛杉磯，投靠一個大學同學——他父親在好萊塢有點關係。我在派拉蒙找了個工作，從最底層做起。但好萊塢……”
他搖搖頭，“那裡也不是天堂。錢少，競爭激烈，而且……也有黑幫。猶太裔的黑幫控製著很多生意，包括電影發行。我為了多掙點錢，和他們合作過——做一些‘特彆’的電影，你知道的，那種不能在正規影院放映的電影。”
“但這門生意很快被意大利人盯上了。又是意大利人。”強森的聲音裡帶著恨意，“他們想搶。我不肯，他們就……追殺我。在洛杉磯，在舊金山，甚至在墨西哥邊境。最後我實在冇辦法了，登上了一艘開往中國的貨輪。那是1931年春天的事。”
他說完了，房間再次陷入沉默。
窗外的雨下大了，劈裡啪啦地打在玻璃上，像無數細小的石子。威靈頓道上的路燈在雨幕中暈開一團團昏黃的光，像是隔著一層毛玻璃看世界。
聽完了強森的遭遇，王漢彰歎了口氣。看來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幫派，都充斥著背叛與殺戮！這個強森，就是個美國老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