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節過後的那個星期，原西縣城的積雪開始消融，街道上到處是黑乎乎的泥水。
縣立初中的校園裡，學生們還沉浸在寒假的鬆散裡冇完全收心，孫少平卻早早察覺到了一件讓他心裡發堵的事。
這學期，田曉霞似乎不怎麼找他說話了。
準確地說，是她不再像上學期那樣，一下課就拿著報紙或者書本來找他，兩個人站在操場邊或者教室後頭，你一句我一句地，為名著中的人物，或者事件爭論個冇完。
現在她常常和另一個學生在一起討論——那個人叫顧養民，今年剛轉學過來，聽說是從黃原來的。
孫少平很喜歡和田曉霞討論文學作品時鮮活的模樣，說話時手勢輕快，眼神亮得像星星，講到激動處會微微前傾身子，聲音清亮不怯場，偶爾還帶著點少年人的較真。
和她的討論時，從來不是空洞的文字遊戲。她常能把文學裡的人物命運，和學校裡的運動、村裡農民的饑飽、父輩的工作聯絡起來，讓冰冷的書頁和滾燙的現實撞在一起。
那股子對文學的探尋、對真理的執著，在沉悶的年代裡，像一束紮眼又暖心的光。
他心裡像被什麼東西輕輕揪著，又酸又澀。
孫少平第一次注意顧養民，是在開學第二天的課間。那人穿著一件整潔的藍色卡其布外套，剪裁合身，不像縣裡學生穿的那種寬大鬆垮的樣式。
手腕上戴著一塊表，明晃晃的，孫少平隔著幾步遠就看見了。他在心裡數了一下，學校裡的學生，戴錶的不會超過三個。
“顧養民他爺是顧健翎，咱們縣那個著名老中醫。”田潤生蹲在操場邊，嘴裡嚼著一根乾草棍，壓低聲音跟少平說，“他爸他媽都在黃原工作，聽說還是大乾部。”
孫少平冇吭聲。他把目光從顧養民身上移開，落在操場對麵的一棵老槐樹上，樹枝光禿禿的，像一把倒插在泥地裡的掃帚。
後來的幾天裡，他反覆印證著這個事實。顧養民確實不一樣。課間的時候，他從不跟男生們擠在一塊兒打鬨，也不蹲在牆根底下曬太陽。
他常常站在教室門口，手裡捏著一份報紙，有時候是《人民日報》，有時候是《參考訊息》，就那麼站著看。有人湊過去，他也不躲，偶爾還跟人聊幾句。
最讓孫少平心裡不是滋味的，是田曉霞和顧養民討論時的神態，兩人聊的都是報紙上的事、國家大事、政治形勢，聲音不高，卻透著一種他插不進去的默契。
記得是星期三的課間，孫少平從廁所出來，路過操場東邊的一排楊樹底下，看見田曉霞和顧養民正麵對麵站著。
田曉霞手裡也拿著一張報紙，指著上麵的一篇文章，嘴裡說著什麼。顧養民微微側著頭聽，然後笑了笑，回了一句。
田曉霞立刻搖頭，聲音大了起來，像是在爭論。旁邊圍了三四個同學，都聽得入神，臉上是那種既羨慕又似懂非懂的表情。
少平腳步頓了頓，還是走了過去，想像以前那樣自然地插進話裡去。可剛湊近，就聽見田曉霞說“教條主義的漏洞”，顧養民接“政策風向的偏差”，那些詞兒像外文的符號，一個個砸在他耳朵裡，他半句都接不上。
他對政治的理解，不過是課本上的口號，是牆上刷的標語，是老師嘴裡“要聽話、要進步”的規矩。在他眼裡，政治就是懸在頭頂的框框，是能不能推薦上大學的工具，從來不是能拿來暢談的東西。
他站在他們旁邊，指節都泛了白，臉上火辣辣地燒。冇等多久，就低著頭灰溜溜地走了。
走了幾步，又回頭看了一眼。田曉霞正說到激動處，一隻手比劃著，眼睛亮得跟兩盞燈似的。顧養民不緊不慢地點頭，臉上的表情是那種見過世麵的人纔有的從容。
孫少平回到教室，在座位上坐下來，把雙手插進袖筒裡。窗外的光線照在課桌上，桌麵上的木紋像乾裂的河床。
他盯著那些紋路看了很久，腦子裡翻來覆去隻想著一個問題：他們說的那些，我為什麼就聽不懂？
他對政治的認知，說穿了就三板斧。課本上寫的，報紙上登的，廣播裡喊的。
什麼主義，什麼路線，在他腦子裡都是些高高掛起的東西，像公社牆上刷的白底紅字標語，看得見，摸不著，跟他每天吃的高粱麵饃冇有半點關係。
政治是頭頂上的規矩，是能改變命運的工具——比如讓他這樣的農村娃有機會進城讀書——但唯獨不是可以拿來聊天、拿來爭論、拿來像田曉霞那樣說起就兩眼放光的東西。
他不明白，政治有乾部們聊的，學生不關心文學關心啥。
他記得，去年放學後他經常帶田曉霞去姐夫王滿銀那兒玩。那是他們最自在的時候——兩個人鑽進他住的炕窯，坐在火炕上，一人捧一本書，你讀一段我讀一段，爭論保爾·柯察金為什麼要那樣選擇，爭論於連·索雷爾到底是英雄還是小人。有時候爭到天黑，王滿銀在外頭喊吃飯，兩個人才意猶未儘地鑽出來。
可現在不一樣了。田曉霞也和去年一樣，去姐夫家，但很少再和他討論文學作品了，而是纏著姐夫，問這問那，這讓他很迷茫。
放學後，田曉霞又和他一起去姐夫家，一進姐夫家的院子，就直奔王滿銀身邊。冇有跟少平進內窯，而是搬個小板凳，坐在王滿銀對麵，問這問那。
王滿銀正坐堂屋裡看資料。
“姐夫，”她開口就叫得親熱，“我最近看報紙，到處都在批判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可我怎麼覺得，那些批判文章翻來覆去就那麼幾句話，扣帽子、抓字眼，根本不講實際問題？你說這種批判有什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