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己辦公室，他從櫃子裡拿出一個布兜，裝了兩瓶西鳳酒、兩條中華煙，拎著出了門，往工業局家屬區走。
工業局家屬區在縣委大院東邊，隔了兩條街，走路十幾分鐘。武惠良沿著街走，街上冇什麼人，供銷社門口排著幾個人，大概是買醬油醋的。一個老大爺推著自行車從對麵過來，車後座上綁著一捆蔥，蔥葉子在風裡甩來甩去。
一路上，武惠良回想著今年回黃原過節的經曆，苦笑連連。他是48年生人，今年也有26歲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屬於“大齡青年”。
現在又是原西縣委常委、縣革委會副主任，還單身未婚，絕非小事，而是實打實的政治短板。這不僅是個人問題，更是組織考察、仕途晉升、群眾威信的三重阻礙。
組織晉升考察時，屬於“政治不成熟”的硬傷。家庭是政治穩定的標誌。對於政治上有作為的武惠良來說。
不成家等於不成熟等於不可靠等於不提拔。
這不是他個人的選擇困境，而是時代規則的碾壓。
他現在到了必須結婚階段，不是為了愛情，是為了更進一步、堵住悠悠眾口、拿到晉升的入場券。
他是正月初二從原西回黃原家裡過節，本是闔家團圓的日子，可家裡氣氛有點壓抑。
在飯桌上，飯吃到一半，他父親武德全終於開口了：“惠良，你都二十六了，如今在縣裡當領導，不成家，就是政治上不成熟。”
這話說得直，像他爹一貫的風格。武惠良放下筷子，聽著。
他爹眉頭皺得緊緊的：“組織上提拔乾部，不光看工作能力，家庭穩定也是硬杠杠。你要是一直單著，以後再往上走，組織上都不會優先考慮。”
他媽在旁邊幫腔：“你爹說得對，你看看跟你一般大的，哪個冇成家？你表哥比你小兩歲，孩子都會跑了。”
武惠良冇吭聲，低頭扒飯。他不是不想解釋，是解釋不了。難道跟他爹說，不是我不想成家，是心裡那道傷，還冇痊癒。那傷，是杜麗麗所傷。更何況，他工作這麼忙，哪有時間重新談戀愛。
杜麗麗是武惠良從前的念想，是他單調生活裡最鮮活的一抹亮色。她愛讀詩，愛聽蘇聯歌曲，眼裡總盛著不切實際的浪漫，張口閉口都是精神世界、自由理想。
他去原西調研時，遇上杜麗麗，被她的新潮、她的思想解放深深吸引，覺得她是這沉悶歲月裡獨一份的光。
可到頭來，這光卻灼得他遍體鱗傷——她終究是耽於浪漫的人，精神至上的執念，是她輕易背棄了兩人的感情，他不理解她所謂的“靈魂契合”。
他現在把心思全撲在工作上，從地區團委調到原西縣，一步步走到縣委常委，副處級的位置。可在父母眼裡，事業再順，不成家，就是缺憾，就是“不成熟”。
正月初三一早，他媽就把他的衣裳收拾好了，讓他穿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裝，說穿得周正些。他被領著去見了第一個相親物件——地區計委副主任的女兒。
姑娘姓孫，叫孫秀英，戴著副細框眼鏡，說話聲音輕輕的，文文靜靜的。兩人被安排坐在客廳裡，大人們在隔壁房間說話，留他們兩個單獨談。
孫秀英先開了口，問他原西縣怎麼樣，工作忙不忙。他一一回答了，客客氣氣的。
然後孫秀英說起她最近在讀的詩集，說喜歡徐誌摩，喜歡那種自由奔放的感情，還說人應該追求精神世界的豐富，不能被世俗的婚姻束縛。
他聽著，耳朵裡嗡嗡響。這些話太熟悉了，熟悉得讓他心裡發緊。
杜麗麗當年也是這麼說的，一模一樣的話，一模一樣的腔調。
孫秀英繼續說，她覺得小縣城太閉塞了，思想也保守，她以後肯定要調回地區，如果兩個人在一起，他現在就要考慮這事，她可不想去原西住……。
他笑了笑，冇接話。後來怎麼散的，他記不太清了，隻記得出門的時候，他媽問他怎麼樣，他說不合適。
初五又見了一個，地區教育局科長的侄女，姓馬，叫馬小玲。這姑娘比孫秀英還活潑，敢說敢笑，一見麵就問他：“武主任，你是不是被家裡逼著來相親的？”
他愣了一下，說：“也算是吧。”
馬小玲笑了，說：“我也是。我覺得婚姻這種事，不應該被安排，兩個人得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才行。你看現在社會在變化，人的思想也得解放，不能老守著老一套。”
他看著她，眼前浮現的卻是杜麗麗的臉。那年他剛認識杜麗麗的時候，她也是這麼笑的，眼睛裡全是光，說起精神世界、說起自由理想的時候，整個人都在發光。可後來呢？那光把他灼得遍體鱗傷。
馬小玲見他走神，叫了他一聲：“惠良……？”
他回過神來，勉強笑了笑，說：“你說得對。”
這場相親也冇成。
接下來幾天，相親一場接一場。師範學校的女教師、地區醫院的護士、財政局副局長的女兒……都是乾部家庭的姑娘，模樣周正，家境般配。
可她們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杜麗麗的影子——愛浪漫、重精神、觀念新潮、思想解放。她們不用為生計發愁，但也嚮往的是精神自由。
他不是覺得她們不好，是怕了。怕再遇上一個耽於浪漫的人，怕再經曆一次精神至上帶來的背叛。
杜麗麗當年跟他說的最多一句話是：“惠良，我需要的是靈魂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