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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後，這件事上了本地熱搜。
標題是：毀家紓難背後，一份被遺忘的醫療費清單。
陳記者打來電話的時候，聲音都在抖。
“蘇棠，這個事兒，你怎麼不早告訴我？”
“陳記者，我告訴你的時候，你會信嗎？”
電話那頭沉默了。
日報在第二天登出了一篇新的報道。
標題是：當大義變成表演，一場家族道德綁架的始末。
陳記者在報道裡寫，當我們把鏡頭對準無私奉獻的時候，也許應該多問一句，誰在被奉獻？
這篇報道出來的那天，大伯家關掉了朋友圈。
二嬸退了家族群。
三姑四姨在群裡刷了一天的表情包，一個字都不敢提這件事。
我媽在家裡摔了一隻杯子，摔了一隻花瓶，最後坐在沙發上，抱著頭，哭了一夜。
她冇哭我爸。
她哭的是她自己。
我爸術後第十天出院。
出院的時候，他走得很慢，一隻手扶著牆。
我扶著他的另一隻手。
我媽站在醫院大門口，手裡攥著離婚協議。
“蘇建國，我不簽。”
我爸看了她一眼。
“那就法庭見。”
我媽追上來，抓住我爸的袖子。
“棠棠，棠棠你跟爸說一聲，咱們這個家。”
“媽。”
我打斷她。
她抬頭。
“你在醫院門口這麼大聲，有記者在拍。”
我媽僵住了。
她回頭。
陳記者站在不遠處，手裡舉著相機。
我媽的手，從我爸的袖子上，一點一點鬆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