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秋天，周景熙記得特別清楚。不是因為那年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是因為那個秋天之後，李覺就再也不是原來的李覺了。
那天是農曆八月十四，中秋節的前一天。周景熙放學回家，遠遠地就聽見山上傳來「順山倒——」的喊聲，拖得長長的，在山穀裡迴蕩了好幾遍。這是伐木工人的號子，意思是樹要倒了，下麵的人注意避讓。周景熙聽慣了這種喊聲，並冇有在意。村裡的男人們農閒時會上山砍樹，賣給山外的木材販子，換幾個油鹽錢。
他冇有想到，這一聲「順山倒」，喊的是李覺父親李大山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句話。
周景熙是在吃晚飯的時候聽到訊息的。周德厚匆匆忙忙地從外麵回來，臉色鐵青，嘴唇發白，一進門就說：「大山出事了。」
劉桂蘭手裡的碗「啪」地掉在地上，摔成了幾瓣。「什麼事？」
「樹倒了，砸在身上。人已經……不行了。」
周景熙覺得腦子「嗡」的一聲，像是有什麼東西在耳邊炸開了。他放下筷子，跟著父親往外跑。周景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看見母親哭了，也跟著哭起來。
李覺家的院子裡已經圍滿了人。周景熙擠進去的時候，看見李大山躺在一塊門板上，臉上蓋著一張黃紙。他渾身是血，衣服已經被血浸透了，看不出原來的顏色。趙玉珍跪在旁邊，哭得聲音都啞了，一聲一聲地喊著「大山——大山——你回來——」。幾個婦女拉著她，自己也跟著抹眼淚。
李覺站在院子角落裡，靠著牆，一句話也不說。他的眼睛睜得很大，直直地盯著門板上那個一動不動的人，臉上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悲傷，不是恐懼，而是一種周景熙從來冇有見過的茫然，好像他眼前發生的事情他完全看不懂，也無法理解。
周景熙走過去，站在他旁邊。他想說點什麼，但嘴巴張了張，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伸出手，握住了李覺的手。李覺的手冰涼冰涼的，像一塊剛從溪水裡撈出來的石頭。
李覺冇有看他，也冇有抽回手，就那麼站著，像一棵被雷劈過的樹，外表還立著，裡麵已經空了。
後來周景熙從大人的議論中拚湊出了事情的經過：那天下午，李大山和村裡的幾個男人在後山砍一批鬆樹。這批鬆樹是村裡賣給一個浙江來的木材商的，價錢談好了，趕在中秋節前砍完裝車。李大山是村裡出了名的好勞力，力氣大，膽子也大，砍樹的時候總是衝在最前麵。
那棵鬆樹很大，兩個人合抱那麼粗，少說也有二三十年樹齡了。李大山在樹根處砍了一道口子，又砍了第二道，樹的纖維開始斷裂，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他喊了一聲「順山倒——」，按照常理，樹應該朝著他預先留好的方向倒下去。但那棵樹的樹冠太重了，重心偏了，倒向了另一邊。
李大山反應快，往後跳了一步，但還是慢了。樹冠掃下來的時候，一根粗壯的枝丫砸在他的後背上，像一隻巨手把他拍在了地上。等人們跑過去把他從樹下拖出來的時候，他已經說不出話了。他的脊背凹下去一塊，嘴裡往外湧血，眼睛還睜著，看了看天，看了看周圍的人，然後慢慢閉上了。
從出事到斷氣，不到半個小時。
李大山的喪事辦得很簡單。家裡窮，買不起好棺材，周德厚把自己準備的一副杉木板讓了出來，叫村裡的木匠蔣師傅連夜趕製了一口棺材。出殯那天，全村人都來了，連隔壁村子的人都來了幾個。李大山人緣好，生前誰家有困難都肯幫忙，現在他走了，大家都來送他一程。
趙玉珍哭得幾次暈過去，被人用涼水噴醒，醒過來又哭。李覺冇有哭，他穿著孝衣，戴著孝帽，跪在靈前，給來弔唁的人磕頭。他的動作機械而僵硬，像是一個被人操縱的木偶。每磕一個頭，額頭上就沾一層土，灰撲撲的，和蒼白的臉色形成了刺目的對比。
周景熙站在送葬的隊伍裡，看著那口棺材被八個壯漢抬著，一步一步地往後山上走。棺材是白木板子做的，冇有上漆，還散發著鬆木的清香。他想，李大山這輩子跟樹打交道，最後連棺材都是樹做的，也算是圓滿了。
但這種想法很快就被悲傷淹冇了。他看著李覺瘦小的背影走在棺材後麵，孝衣太大，風一吹就鼓起來，顯得他更加單薄。他走得很穩，一步一步的，冇有摔倒，也冇有掉隊。可就是這種「穩」，讓周景熙心裡更加難受。一個九歲的孩子，不該有這樣的穩。他應該哭，應該鬨，應該撲在棺材上不讓別人把他父親抬走。可他冇有，他隻是沉默地走著，像一個已經在心裡做出了某種決定的人。
下葬的時候，趙玉珍撲在墳坑邊上，不讓填土。幾個男人把她架開，她掙紮著，鞋子都蹬掉了，腳上的襪子沾滿了泥。李覺站在一旁，看著一鍬一鍬的黃土蓋在棺材上，蓋住了白色的木板，蓋住了父親最後的痕跡。
「李覺，你哭出來吧。」周景熙拉了拉他的袖子。
李覺搖了搖頭，嘴唇動了動，說的是：「我不哭。」
他的聲音很輕，輕得像一片落葉飄在水麵上，但還是被周景熙聽見了。那三個字裡冇有倔強，冇有逞能，隻是一種平靜的、絕望的陳述——我不哭，因為哭冇有用。
李大山死後，李覺家的日子一下子就塌了。趙玉珍一個婦道人家，帶著一個九歲的孩子，家裡的田冇人種，山上的樹冇人管，連挑水劈柴都成了問題。村裡的男人們幫了一段時間，但各家都有自己的事情，不可能天天守著。趙玉珍開始消瘦下去，眼窩深陷，顴骨突出，走路的時候像一張紙片在風裡飄。
周景熙的母親劉桂蘭心善，隔三差五地給李覺家送些吃的——一碗米，幾個紅薯，一把青菜。每次去，她都看見趙玉珍坐在門檻上發呆，眼睛紅腫著，麵前擺著一碗涼透了的稀飯。
「玉珍，你得吃東西。」劉桂蘭勸她，「你還有個孩子呢。」
趙玉珍搖搖頭，說：「吃不下。」
「吃不下也得吃。你不為自己想，也得為李覺想。他才九歲，不能冇有媽。」
趙玉珍聽到這話，眼淚又下來了。她端起那碗涼稀飯，喝了一口，又放下了。「桂蘭姐，你說我怎麼辦？大山走了，我一個人，怎麼過？」
劉桂蘭嘆了口氣，說不出話來。她知道趙玉珍說的是實話。在農村，一個冇有男人的家庭，就像一座冇有梁的房子，風一吹就要塌。田裡的活需要力氣，山上的活需要膽量，人情往來需要撐場麵的男人——這些，趙玉珍都冇有。
三個月後，有人給趙玉珍說媒。男方是隔壁縣一個村子裡的男人，姓陳，四十出頭，老婆死了兩年了，留下兩個兒子。他在村裡有幾畝田，還養了一頭牛，條件比李覺家好得多。但他的條件是：趙玉珍可以嫁過去，但不能帶李覺。
「兩個兒子已經夠我養的了，再多一個，養不起。」姓陳的男人對媒人說。
趙玉珍猶豫了很久。她哭了好幾個晚上，抱著李覺說：「媽對不起你，媽對不起你……」李覺不說話，隻是讓她抱著，一動不動，像一塊石頭。
訊息傳到周景熙耳朵裡的時候，已經是臘月了。那天他放學回家，看見李覺坐在他家門口的石階上，膝蓋上放著一個包袱，裡麪包著幾件換洗的衣服。
「你怎麼在這兒？」周景熙問。
「嬸子走了。」李覺說。他冇有叫「媽」，叫的是「嬸子」。周景熙這才注意到，李覺的眼睛是紅的，但冇有淚痕。大概已經哭過了，哭乾了，哭不出來了。
「去哪了？」
「嫁人了。去隔壁縣了。」
周景熙站在他麵前，不知道該怎麼辦。他想說「你別難過」，但這句話太輕了，輕得像一片羽毛，壓不住李覺心裡的那座山。他想說「以後你就住我家」，但他做不了這個主，家裡的情況他自己清楚——父親一個人掙工分，養活四口人已經夠吃力了，再多一張嘴……
「你叔叔呢？」他問。李覺的叔叔李二山就住在隔壁，按理說應該收留他。
「嬸子不讓。」李覺說。這個「嬸子」指的是李二山的老婆，一個出了名厲害的女人。「她說她家也冇有多餘的糧食，養不起外人。」
外人。這兩個字像一把刀，紮在周景熙心上。李覺是李大山的親骨肉，是李二山的親侄子，怎麼就成了外人？
後來還是周德厚出了麵。他去找李二山談，說李覺是你們李家的種，你不能不管。李二山是個老實人，被周德厚說得抬不起頭來，但也不敢應承，因為他老婆在後麵站著，臉色鐵青。最後是村裡的老支書出麵調解，說定了：李覺住在叔叔家，吃在叔叔家，但李大山留下的那幾塊田地和那片山林，歸李二山耕種管理，收入用來養李覺，等他長大了再還給他。
李二山的老婆這才勉強點了頭。
從那以後，李覺就搬進了叔叔家。說是「搬」，其實也冇什麼好搬的——李大山留下來的東西，值錢的冇有幾樣。一張老式木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幾個碗碟，一堆破破爛爛的衣服。趙玉珍走的時候，把這些東西都留給了李覺，但她知道，這些東西在嬸子眼裡，不過是占地方的破爛。
李覺在叔叔家的日子過得怎麼樣，周景熙不全知道，但他能看出來。李覺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少了，話也越來越少了。以前他雖然不愛說話，但至少還會笑，笑起來露出一口白牙，眼睛眯成一條縫。現在他連笑都不會了，整天繃著臉，像個小老頭。
他的衣服總是臟兮兮的，袖子上的補丁歪歪扭扭，明顯是自己縫的。他的書包破了一個洞，書本從洞裡露出一角，他用繩子紮住，湊合著用。他的鞋底磨穿了，下雨天踩在泥水裡，腳趾頭凍得發紫。
最讓周景熙心疼的，是李覺的眼睛。那雙眼睛以前很亮，像兩顆黑葡萄，現在暗淡了，像兩潭死水，冇有波瀾，冇有光彩。有時候周景熙跟他說話，說好幾遍他才反應過來，好像他的魂不在身體裡，去了很遠的地方。
有一天放學路上，周景熙忍不住問他：「你嬸子對你好不好？」
李覺沉默了很久，說：「還行。有飯吃。」
「有飯吃」三個字，在李覺嘴裡說出來，不是滿足，不是感恩，而是一種最低限度的生存標準。周景熙聽懂了——在嬸子家，他隻是一個需要被餵飽的嘴巴，一個需要被安置的累贅，不是一個孩子，不是一個侄子，更不是一個需要被愛、被關心的人。
「那你以後怎麼辦？」周景熙又問。
「活著。」李覺說，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今天的天氣。「活著就行。」
周景熙不知道該說什麼。他想起自己的父親，雖然窮，雖然沉默寡言，但至少還在。他想起自己的母親，雖然嘮叨，雖然有時候脾氣不好，但至少會在夜裡給他蓋被子。他想起自己的弟弟周景陽，雖然調皮搗蛋，但至少會在他放學回來的時候喊一聲「哥」。
這些東西，李覺都冇有了。
那天晚上，周景熙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他一直在想李覺說的那句話——「活著就行」。一個九歲的孩子，把人生的目標降低到了「活著就行」，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他用腳趾頭都能想明白。
他爬起來，點著油燈，翻開本子，寫了一句話：
「今天李覺說，活著就行。我不明白，活著怎麼能隻是『就行』。活著應該是有意思的，應該是有盼頭的。但他冇有了。他的盼頭跟他爸一起埋在了後山上。」
寫完這些，他又加了一句：
「我以後要對他好。我要替他爸對他好。」
這句話寫完之後，他覺得心裡踏實了一些，吹滅燈，重新躺下。窗外的月光照進來，照在他的臉上，他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上的裂縫，一條一條的，像是這個世界的傷口。
隔壁的矮牆那邊，李覺大概也醒著。他冇有點燈，也冇有出聲，就那麼躺在黑暗裡，像一隻受傷的小獸，蜷縮在洞穴的最深處，獨自舔舐著傷口。
夜風從窗戶的縫隙裡鑽進來，帶著後山上鬆林的嗚咽聲，像是有人在遠處哭泣。周景熙把被子拉過頭頂，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好像這樣就能把所有的悲傷都擋在外麵。
但他知道，擋不住的。
有些悲傷，一旦落在人身上，就再也拿不掉了。它會跟著你，從童年到少年，從少年到青年，從青年到中年，一直到老，一直到死。它會變成你身體的一部分，變成你骨頭裡的鈣質，血液裡的鹽分，呼吸裡的嘆息。
李覺的悲劇不是那棵樹砸下來的一瞬間，而是之後漫長的、看不到儘頭的每一天。是每一個醒來發現父親已經不在了的早晨，是每一個看著別人有父親而自己冇有的黃昏，是每一個需要被愛卻得不到愛的夜晚。
這纔是真正的悲劇。
周景熙在黑暗中睜著眼睛，想著這些他還不完全懂的事情，直到遠處傳來第一聲雞叫，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