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群峰走後，祁勝利拿起桌上的電話，再次撥通了京州公法軍管會軍代表——那位漢東省軍區副參謀長的號碼。
電話接通，他開門見山：「我跟你說一下梁群峰同誌的情況，這小夥子有能力、有擔當、有原則，是個德才兼備的好苗子，你們得重點培養。」
電話那頭的軍代表握著話筒，軍姿站得筆直，語氣恭敬又堅定：
「請首長放心，您的指示我們軍管會一定遵照執行！」
掛了電話，祁勝利看著窗外軍區訓練場的方向，手指在桌麵上輕輕點了點，
他知道，給正直的人撐腰，比給犯錯的人開脫更重要。
之後的三天裡，京州公法軍管會雷厲風行。
先是召開軍管班子會議，專題討論梁群峰的提拔事宜，
會上沒人提出異議，都清楚這是祁司令點過名的人，
更重要的是，梁群峰處理伍家兄弟案子時的硬氣，大家都看在眼裡。
這個年代的絕大多數人都比較淳樸，對剛正不阿的硬氣人都打心眼底佩服。
緊接著，軍管會的組織部門迅速走完了考察、公示、審批等所有程式，沒拖泥帶水。
很快，任命下來了：
梁群峰被提拔為京州公法軍管會保衛組副組長，這個職位，差不多相當於後世的市公安局副局長。
這一年，梁群峰三十五歲。
對他來說，這不僅是職級的提升，更是對他堅守原則的肯定，
成了他人生中一次實實在在的重大轉機。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另外一邊，祁勝利放下與京州公法軍管處的通話，
靠在寬大的辦公椅上，微微合上眼，捏了捏眉心。
處理這些盤根錯節的瑣碎事，確實耗神費力。
他腦子裡不由琢磨起來：怎麼好兄弟伍萬裡的兩個兒子，就這麼不讓人省心呢？
辦事毛躁，總捅婁子，說到底，怕是家教上還是差了點意思。
這麼一想，又自然地轉到自己兒子祁長勝身上，
嘴角不自覺地牽起一絲笑意——還是自家這個好大兒，踏實穩重，有出息！
從來不用他多操心。
就是不知道兒子長勝現在在什麼地方執行軍情局的秘密任務？
正這麼思忖著，辦公室的門被輕輕敲響，秘書推門進來，
將一摞待批的檔案輕輕放在桌角。
祁勝利睜開眼，拿起檔案，開始機械地翻閱、批簽。
自打四年前從安南迴來，搬進這間辦公室，
這類檔案處理工作，就成了他日常工作裡占比最大的一塊，日複一日，早已形成了固定的節奏。
然而，當翻到一份標著「絕密」字樣、僅限軍閣委員級彆以上領導查閱的檔案時，祁勝利的動作猛地頓住了。
他拿起檔案，眉頭微蹙，逐行細看，
檔案內容是關於大夏支援安哥拉人民開展反帝反殖民鬥爭的情況通報。
一行熟悉的名字，猝不及防地撞進他眼裡，讓他整個人都愣住了，
那赫然是他兒子，祁長勝的名字！
「安哥拉，這臭小子竟然跑到安哥拉去了……」
與此同時，祁長勝正窩在安哥拉的北部叢林裡的帳篷裡，繼續寫日記。
【1973年2月28日，夜，晴。
艱苦的戰鬥已經持續了整整十三天！
回想這十三天，每一天都像在油鍋裡滾過，神經始終繃得緊緊的。
十三天前，也就是2月15日那天，
老美和南非支援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簡稱安盟），
一下子組織了三十個連，足足3600人的兵力，突然出現在我們安解陣和安人運聯軍的背後，朝我部發起猛烈攻擊！
那陣子我們正全力圍攻葡套牙北部叢林的大型基地，後背這一下打得又快又狠，部隊損失慘重，
眼看就要拿下來的基地，全殲裡麵的一千白皮殖民軍，
最終卻功虧一簣，心裡頭彆提多窩火了。
現在的情況更棘手！
葡套牙殖民軍從外圍抽調了一萬多人前來增援，
加上安盟那邊也後續增兵到了兩萬多人，合在一起朝我們撲過來。
我們這邊，安解陣和安人運加起來總共才一萬多兵力，
他們發動的這次大規模反擊，來勢洶洶。
更讓人揪心的是，他們已經開始派部隊往我們後方運動，
看那架勢，是想把我們兩個革命組織的精銳部隊一口吃掉。
安盟這夥人，以前總打著反抗葡套牙殖民統治的旗號，
裝得像那麼回事，說到底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現在算是徹底撕毀麵具，不裝了！
明晃晃地幫著殖民軍打我們這些真正想讓安哥拉獨立的人。
從大夏到南韓再到南越，世界上哪裡都不缺跟隨帝國主義，
吸食自己本國人民血肉的狗腿子買辦！
眼下最急的，就是得定下要不要突圍撤退。
安解陣和安人運的領導同誌，大多覺得還是先撤出戰鬥為好。
他們說，以後可以繼續打遊擊，一點點消耗帝國主義的實力，
等時機成熟了，再發起大規模殲滅戰，徹底把葡套牙殖民軍打敗。
道理聽著好像沒錯，但我心裡清楚，這種做法行不通。
革命這事兒，機會稍縱即逝。
我老爸很早之前就和我說過，任何一場戰爭，
真正的好機會都隻有那麼寥寥數個，
錯過了一個，很可能就再也等不到下一個了。
他最喜歡舉的例子是當年的貴北會議和四渡赤水。
說如果當時如果不是我們在關鍵時期推出關鍵人物，
抓住關鍵機遇進行關鍵運動作戰，
怕是到現在大夏的革命都無法取得勝利。
我們燕京國防大學的教官也在課堂上和我們說過類似的觀點。
而眼下，正是安哥拉人民取得反帝鬥爭勝利的重大契機！
安解陣和安人運能放下過去那些芥蒂，
湊到一塊兒並肩作戰，還能聚集起這一萬多精銳部隊，有多不容易？
光是把兩撥人擰成一股繩，就費了多少功夫，多少口舌？
安哥拉的革命者們，由於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等客觀原因，
論意誌和覺悟，確實還沒法跟當年我們大夏的先烈們比，
我們當年的那些先烈，哪怕隻剩一個人，也能抱著炸藥包往前衝，為了信念能豁出命去。
可安哥拉這邊不一樣，很多人並沒有做好這樣徹底犧牲的決心，
如果這次真撤了，隊伍很可能就散了！
到時候，不少人怕是會心灰意冷，覺得看不到盼頭，
要麼消極作戰，要麼乾脆離開革命隊伍，再想把大家重新聚起來，難上加難。
想到這些，下午的時候，我找安人運的顧問武氏六聊了聊，把這些擔憂跟她說了。
她聽完，很是認同的點了點頭，說她也這麼想的，說她自己會回去和安人運領頭的說一說。
我也表示會回到安解陣那邊和他們領導好好溝通。
但是回去後，我找安解陣的負責同誌聊了好幾個小時，效果不是很理想，
對方隻是應付式的說了一句說他們前敵黨委班子晚上開會再研究決定
夜色裡，望著遠處隱約的火光，我心裡頭沉甸甸的，
隻盼著能想出個妥當的法子，彆讓這好不容易攢起來的力量，就這麼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