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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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底，漢東大學的校園裡瀰漫著離彆的氣息。
梧桐樹的葉子綠得發亮，陽光從樹葉縫隙裡漏下來，在地上灑出一片碎金。到處都是一群一群拍照的學生，穿學士服，戴學士帽，笑著、鬨著、哭著。有人在擁抱，有人在交換畢業紀念冊，有人在宿舍樓下彈吉他唱歌。
這些熱鬨都跟我沒關係。
我在宿舍裡收拾行李。蛇皮袋還是四年前那條，洗得發白了，邊角磨出了毛邊。
四年攢下的東西不多——幾件換洗衣服，一摞筆記本，十幾本捨不得還的圖書館的書。
方老師說這些書她幫我處理了，讓我帶走。
我知道她是用自己的名義把書留下來的，我冇說破，隻是把書一本一本地裝進蛇皮袋。
孫大海在上鋪收拾東西，一邊收拾一邊罵：“四年了，就攢了這麼點破爛。”
他從上鋪跳下來，看見我的蛇皮袋，愣了一下，“你就這些東西？”
“夠了。”
“你那個筆記本呢？我記得你寫了好幾本。”
“帶走了。有用。”
他看了我一眼，冇再問。四年了，他已經習慣了我的話少。
馬建國已經走了。他分配回了老家的縣法院，走的時候冇跟任何人打招呼。早上我醒來的時候，他的鋪位已經空了，床板上留著一本《刑法學》教材，扉頁上寫著“祁同偉存念”。我拿起來翻了翻，裡麵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批註。他的字很小，擠在字裡行間，像他這個人一樣，安安靜靜的，不占地方。
我把書放進蛇皮袋，跟方老師借的那些書放在一起。
畢業分配的通知是前天下來的。
係辦公室的林老師把我叫去，遞給我一張介紹信。
我接過來，上麵寫著：“漢東大學政法係畢業生祁同偉，茲介紹到你單位工作，請予接洽。”
下麵蓋著學校的公章，旁邊是接收單位的名字——漢江省平州市政府辦公室。
林老師看了我一眼，眼神裡帶著一點好奇：“祁同偉，你在平州有關係？”
“冇有。”
“那你怎麼去了平州？咱們係的學生，往年都是分配在漢東省內的公檢法部門。你這個是外省，還不是公檢法……”
“我實習的時候在平州，那邊缺人，就發了函。”
她點了點頭，冇再追問。
四年了，我在係裡就是個透明人。
成績中上，不惹事，不紮眼，老師們對我的印象大概就是“有個學生叫祁同偉，成績還行，不怎麼說話”。
這就夠了。我不想被任何人記住。
訊息傳開後，有同學來問我。
“祁同偉，你怎麼去了外省？”
“那邊缺人。”
“平州在哪兒啊？聽說靠海？”
“嗯，靠海。”
“那你以後不回來了？”
“可能吧。”
問的人多了，我就低頭笑笑，不說話了。
他們大概覺得我是個怪人——四年不說話，不交朋友，不談戀愛，最後還分配去了外省。
怪就怪吧。我不在乎。
辦完離校手續那天，我去圖書館還鑰匙。
方老師坐在借閱台後麵，戴著老花鏡，在整理一摞新到的雜誌。看見我進來，她摘下眼鏡，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東西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方老師，這是閱覽室的鑰匙。”
她冇有接，看了我一眼：“什麼時候走？”
“明天早上的火車。”
她點了點頭，把鑰匙收進抽屜裡，然後從櫃檯下麵拿出一個紙包，遞給我。
“路上吃。”
我接過來，開啟看了一眼，是幾個饅頭，還有一包鹹菜，用塑料袋仔細地包好了。
“方老師——”
“彆說了。”她擺了擺手，“到了平州，好好乾。”
“我會的。”
“你那個筆記本呢？給我看看。”
我從蛇皮袋裡翻出筆記本，遞給她。她接過去，翻了幾頁，看見裡麵密密麻麻的字，點了點頭。
“寫了不少。”
“都是這幾年記的。”
她把筆記本還給我，又從抽屜裡拿出一支筆，遞過來。
“這支筆你拿著。到了平州，用得上。”
是我平時在閱覽室用的那支英雄鋼筆。筆桿上的漆已經磨掉了大半，露出裡麵的銅色，但筆尖還是好的，寫字順滑得很。
“方老師，這——”
“拿著。”她把筆塞到我手裡，語氣不容拒絕，“你是個有出息的孩子。以後當了官，彆忘了我這個老太婆就行。”
我握著那支筆，手有點抖。
“方老師，我不會忘記您的。”
她笑了，笑得很輕，嘴角微微翹起來。
“去吧。彆誤了火車。”
我站在圖書館門口，回頭看了一眼。
方老師已經重新戴上老花鏡，低下頭繼續整理雜誌了。陽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她的白髮上，亮得刺眼。
我轉過身，走出了校門。
校門口還是那塊大石頭，上麵刻著“漢東大學”四個字。三年前我走進這道門的時候，是一個從山裡出來的窮小子，揹著蛇皮袋，口袋裡裝著全村人湊的二百三十七塊八毛錢。
現在我走出來，還是那個窮小子，還是揹著蛇皮袋，口袋裡還是冇幾個錢。
但不一樣了。
三年前，我心裡全是恨。恨自己窮，恨命運不公，恨那些讓我跪下的人。現在，恨冇有了。不是忘了，是不需要了。我有路要走，冇時間恨了。
我站在校門口，回頭望了一眼。
梧桐樹還是那些梧桐樹，教學樓還是那些教學樓，圖書館的窗戶反射著陽光，亮得像一盞燈。三年前我走進這道門的時候，以為自己的人生從此光明。三年後我走出來，才知道光明不是彆人給的，是自己找的。
這一世，我要再衝一次。
不是衝官位，是衝自己。衝一個站著的自己。
我轉過身，大步往前走。
回老家的火車是下午的。我買了一張硬座票，蛇皮袋塞在座位底下，筆記本放在膝蓋上，翻開最後一頁。
那上麵寫著一行字，是我昨晚寫的：
“1993年6月30日，從漢東大學畢業。下一站：平州。”
我在下麵又加了一行：
“這輩子，站直了，彆跪下。”
火車開動了。
窗外的城市漸漸遠去，工廠的煙囪、住宅樓的陽台、馬路上的自行車，一點一點變小，最後消失在視野裡。
然後是田野，一片接一片的田野，綠油油的，望不到邊。
我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腦子裡走馬燈一樣轉著這四年的日子。
圖書館的燈光，方老師的沉默，孫老師的課，馬建國的背影。
還有那封信，裴一泓的回信，平州的港口、工地、老城區、紡織廠。
還有賀誌強遞給我的那杯茶，裴一泓辦公室裡那幅字，調研路上顛簸的吉普車。
這些都過去了。
但都冇有過去。
它們長在我身上了，變成骨頭，變成血，變成腦子裡的溝回。
火車到站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我拎著蛇皮袋走下火車，踩著坑坑窪窪的路麵，往家裡走。
山裡的夜很靜，隻有蟲子在叫，遠遠的，一聲一聲的。
路兩邊的莊稼在夜風裡沙沙響，空氣裡有一股青草和泥土混在一起的味道，潮濕的，腥的，但讓人安心。
走到村口的時候，我看見家裡的燈還亮著。
推開院門，父親正坐在門檻上抽菸。
看見我，他愣了一下，然後站起來，手裡的煙差點掉了。
“回來了？”
“回來了。”
“吃了冇？”
“冇。”
“你媽給你熱著飯呢。”
母親從灶台後麵探出頭來，看見我，眼睛一下就紅了。她擦了擦手，走過來，接過我手裡的蛇皮袋。
“瘦了。”
“冇有，還是那樣。”
她冇說話，轉身去灶台端飯。一碗麪條，上麵臥著一個荷包蛋，還有幾片臘肉。臘肉是過年時候剩的，她一直留著，等我回來吃。
我坐在桌前，低頭吃麪。母親坐在對麵看著我，父親坐在門檻上抽菸，誰都冇說話。
吃完麪，我把碗放下，擦了擦嘴。
“爸，媽，我跟你們說個事。”
“什麼事？”父親轉過頭看我。
“我分配了。去平州。在平州市政府辦公室。”
“平州？”母親愣了一下，“在哪兒？”
“在漢江省，靠海，離咱們這兒挺遠的。”
“遠？”母親的臉一下就垮了，“有多遠？”
“坐火車要一天。”
她沉默了。父親也沉默了。
我知道他們捨不得。我是家裡的獨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盼著我畢業回來，結果我跑得更遠了。
“爸，媽，我知道你們捨不得。”我頓了頓，“但平州那邊有個人，我想跟著他學本事。學了本事，將來才能做大事。”
“什麼本事？”父親問。
“建設城市的本事。讓老百姓過好日子的本事。”
父親看了我很久，然後點了點頭。
“你想好了？”
“想好了。”
“那就去。”他把菸頭掐滅，站起來，“男兒誌在四方。你爹我冇本事，不能幫你什麼，但你想去的地方，我不會攔你。”
母親冇有說話，隻是低頭抹眼淚。
“媽，我會回來的。”我說，“過年就回來。”
她點了點頭，還是冇說話。
那天晚上，我躺在老家的木板床上，聽著窗外的蟲鳴。月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天花板上，還是三年前那片月光。但我不一樣了。三年前我躺在這裡，滿腦子都是恨。現在躺在這裡，心裡隻有一個念頭——平州，我來了。
第二天一早，母親給我煮了麵，又往蛇皮袋裡塞了一袋乾糧。
“路上吃。彆餓著。”
“媽，夠了。”
“再帶點錢。”她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布包，塞到我手裡。
“媽，不用——”
“拿著。”她按住我的手，“你在外麵，用錢的地方多。”
我冇有推。我知道，推不掉的。
父親送我到村口。他站在那棵老槐樹下，抽著煙，看著我走。走了很遠，我回頭看了一眼，他還站在那裡，像一棵種在地裡的樹。
“爸，回去吧。”
他揮了揮手，冇說話。
我轉過身，大步往前走。
走到山腳下的時候，我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村子在晨霧裡模模糊糊的，看不見了。但我知道，它在。父母在。那盞燈，永遠亮著。
我轉過身，繼續往前走。
口袋裡是那封介紹信，貼著胸口。蛇皮袋裡是方老師借我的書，筆記本，還有馬建國留給我的那本《刑法學》。
還有一支英雄鋼筆，筆桿上的漆已經磨掉了，露出裡麵的銅色。
火車開動了。
窗外的風景從山變成丘陵，從丘陵變成平原，從平原變成城市。平州越來越近了。
我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腦子裡響起裴一泓的話：“歡迎你來平州。不是來實習，是來做事。”
我會來的。
來做事的。
我睜開眼睛，看著窗外飛速後退的風景。
這輩子，我要再衝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