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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說，在處理曆史問題的時候，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彆同誌的責任方麵，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誌，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任何過去犯過錯誤的同誌，隻要他已經瞭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為黨工作。即使還冇有很好地瞭解和改正錯誤，但已不堅持錯誤的同誌，也應該以懇切的同誌的態度，幫助他去瞭解和改正錯誤。陳獨秀在有生之年，冇能重回他一手創立的組織，但曆史證明他始終是一個理想的，充滿愛國情懷以及奉獻精神的革命家和知識分子！\\n\\n陳獨秀（1879—1942）不僅下筆千鈞，氣勢磅礴，嘴下也不饒人。北大“三沈”之一的沈尹默書法極佳，沈本人也頗為得意。有一次，陳獨秀在朋友家看到沈尹默的字，批評到：“這個人的字，其俗入骨。”這句話讓沈尹默沉思了好久，遂發憤練習，書法終於達到爐火純青境地，成為當時的書法名家。數年後，陳獨秀再看到他的字時，呆了半晌，評論說，此人書法可以名垂千古了。沈尹默並不因陳的批評惱怒，相反沈尹默入北大任教，還把陳獨秀推薦給了蔡元培。\\n\\n其實，蔡元培本來就與陳獨秀打過交道，陳獨秀的堅毅力和責任心都給蔡元培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看到沈尹默這麼推崇陳獨秀，蔡元培心裡的更加認可陳獨秀絕對能為北大帶來新氣象。蔡元培對陳獨秀求賢若渴，真有點兒像三顧茅廬，自從1916年12月26日第一次拜訪陳獨秀後，以後又多次前往敘談，有一段時間甚至差不多天天要去看陳獨秀。陳獨秀有個小習慣，愛睡懶覺。有時蔡元培來得早了，陳獨秀還冇有起床。蔡元培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他，就坐在房門口等候，等著陳獨秀早點說出類似“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的話。陳獨秀卻不想就任北大教職，以回上海辦《新青年》相推辭，並推薦胡適為文科學長。蔡元培索性承諾請陳獨秀把《新青年》搬到北大裡來辦，陳獨秀一聽這話就動心了，這才慨然應允。正是蔡元培的識才禮才，才使得恃才傲物的陳獨秀能與之精誠合作，也成就了北大精神。\\n\\n陳獨秀對於北大革新的意義，從某種程度上講，幾乎不亞於蔡元培。新文化運動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自第2捲起改名為《新青年》）為起始標誌，但真正起到全國性的影響，引領全國熱血青年奮勇向前，則是在1917年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陳獨秀住在北大箭桿衚衕9號，《新青年》編輯部也隨之由滬遷京，很快北大成了新文化運動中心。正如時人所說，“新文化運動起源於上海而成就於北京。”陳獨秀帶給北大的不僅是一個人，還有一份刊物、一種銳氣、一股革新精神。正是陳獨秀來到北大，以北大為依托，以《新青年》為陣地，鼓吹新思潮，聚集北大的革新力量，才掀起了新文化運動席捲全國的大波瀾。\\n\\n北京大學當時有文科、理科、法科；文科是北大三科中最重要的，當時北大不設副校長，文科學長是僅次於校長的重要職位。在北大擔任文科學長的兩年，是陳獨秀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陳獨秀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和總司令，也是旗手和先鋒，他以犀利的文筆和一往無前的精神，高高樹起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大旗。《敬告青年》之外，《文學革命論》、《本誌罪案之答辨》等文章，都鮮明地表示了對舊思想、舊文化的蔑視，對新思想、新文化的呼喚。在那樣一個“萬馬齊喑”的時代，真如平地春雷。對此胡適就說過，由於他自己的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自己的朋友陳獨秀，“當時若冇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而胡適在檢討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乾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一方麵不能有獨秀那樣狠乾，一方麵又冇有漱溟那樣蠻乾，所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兩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軟弱多了。\\n\\n1918年，陳獨秀和李大釗又創辦《每週評論》。陳獨秀當之無愧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帥，當年從箭桿衚衕9號發出的聲聲呐喊震撼著整箇中國。在他的宣傳和推動下，北京大學爆發了對中國近代曆史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不僅發揮了領導作用，而且，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此後，他開始不餘遺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1919年6月8日，陳獨秀與李大釗商量後，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40歲的陳獨秀又和鄧初、高一涵到宣武門外的“新世紀遊藝場”散發傳單。陳獨秀獨立高處，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群眾散發傳單。這種豪氣可謂空前絕後，巡捕緊急出動，將陳獨秀當場被捕。陳獨秀受了三個多月的牢獄之苦，在社會各界的營救、聲援下才於9月16日獲釋。\\n\\n1920年2月14日，為躲避軍警的追捕，陳獨秀在李大釗的陪伴下，裝扮成商人，乘著帶篷騾車，出了北京朝陽門直奔天津，再轉赴上海。二人一路上商量著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計劃組織中國**。“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在茫茫的旅途中，在瑟瑟的寒風裡激動地謀劃著。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陳獨秀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發起組織，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其後被選為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成為中國**的創始人和最初六年的主要領導人之一。\\n\\n不久，國共兩黨開始合作，但是好景不長，冇幾年，大革命失敗了，對中國**造成了強烈衝擊，大批優秀乾部（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在反革命屠殺中喪生。接連的失敗浪潮使**在城市工人中的影響力嚴重削弱。這裡有一點需要特彆說明，由於中國**是在共產國際領導下的，陳獨秀雖然是總書記，卻是冇有實權的。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原蘇共中央檔案解密，顯示出陳獨秀這個總書記難當得很。從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122次會，作出過738個決議，平均兩天半一個。大事如孫中山在世時為實現國共合作，要**員加入國民黨；小事如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什麼時候派什麼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意什麼等，都有指示。\\n\\n有這樣多事的“婆婆”，“新媳婦”肯定有的是氣受。陳獨秀是個很有個性的人，蘇共中央用這麼多決議把他捆住，還派了共產國際代表指導、督促他執行。他受不了，曾發過脾氣，說：“擺什麼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乾革命。”但他是**員，有鐵的紀律管著，下級要服從上級，冇辦法，有不同看法，也得服從莫斯科，無奈地成為一個當家做不了主的人。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成了眾矢之的，他成為代蘇共中央受過的“替罪羊”。在1927年召開的“八七”會議上，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被撤銷了。\\n\\n其後，陳獨秀在苦悶中反思，開始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央接受托派路線，即反對斯大林主義荒唐透頂的左傾暴動路線，同時也反對盲目向農村發展力量甚至把遊擊隊高抬為紅軍，而主張以國民會議為中心，主張從民權、民主鬥爭開始重新聚集力量。鑒於陳獨秀事實上反對**中央的政治路線，他很快又被開除出黨。就這樣，親手締造了中國**的人卻被這個組織開除了，不知道那些年陳獨秀的心裡是什麼滋味。\\n\\n1932年，**領導的武裝紅軍已在全國建立多個根據地。這一年，陳獨秀第5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車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向他求字時，他下筆千鈞，寫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幾個大字。在獄中，他聽到有可能被處死的訊息，卻毫不畏懼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在此惡濁社會。”胡適來獄中勸解陳獨秀，有一次爭論得很厲害，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柺杖，在地板上連連頓了幾下，就走了。\\n\\n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想拉陳獨秀出來任職，陳的回答是：“蔣介石殺了我那麼多同誌，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現在全國抗戰，我不反對他就是了！”1936?年，應斯諾的請求，在談及早年經曆時，**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陳獨秀。他說，自己當時十分崇拜陳獨秀所作的文章，“他成了我的模範”。“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裡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認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的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敗以後並冇有根本改變對陳獨秀的高度評價。\\n\\n1937年陳獨秀出獄後，曾表示想去延安。**念舊誼表示歡迎。不過黨畢竟要講政治原則，延安當時覆電這樣寫道：“彼回黨須符合三條件。一則放棄托派，公開承認錯誤。二則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則須於實際行動中表達誠意。”陳獨秀向來傲氣，見此則笑道：“書麵檢討，恕難從命。”陳獨秀最後一次重回組織的機會就這樣錯過了。\\n\\n1938年，陳獨秀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他與**徹底決裂。難能可貴的是，一身自由的陳獨秀仍然保持著高風亮節。國民黨一方麵佈置警特繼續監視他，一方麵又千方百計拉攏他，許以國防參議會五個議席和钜額經費，要他組織一個附蔣**的新黨。張國燾叛黨到武漢後，也受命在武漢警察局長陪同下，拜見陳獨秀，提議合作組建新共黨，與**對著乾。陳獨秀都堅決拒絕。後來，陳獨秀入川後。蔣介石採納張國燾的建議，派戴笠和胡宗南去他家拜訪，見麵後，拿出王、康誣衊陳是“漢奸”事件時國民黨要人為其批駁的剪報，煽動他起來**。陳獨秀雖然對**滿腹怨氣，耿耿於懷，但終不為之所動。\\n\\n經曆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陳獨秀謝絕了高官厚祿的誘惑，蟄居四川江津（現為重慶市江津區），在貧病交迫中埋頭於作書寫詩和文字學研究。此時陳獨秀的生活是十分貧困的，生活上主要依靠自己的一點稿酬和北大同學會的接濟。他對書法的愛好始終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當他得知歐陽竟無大師珍藏著東漢隸書佳拓《武榮碑》時，以詩相贈，向歐陽竟無“索借”。詩曰：“貫休入蜀唯瓶缽，久病山居生事微。歲暮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歐陽得詩後隻得割愛以遂其心願。另外，晚年的陳獨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訓蒙的專著《小學識字教本》，但稿件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獨秀堅決不同意，並說“一字不能動”，把預付的8000元稿費也退回去了。《小學識字教本》的出版就此停頓，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n\\n1942?年5?月12?日，陳獨秀聽信庸人的偏方，喝了發了黴的蠶豆花泡茶治療高血壓，引起腹脹不適。此後，血壓一直降不下來，病情日益加重。5月27?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和旗幟，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驅，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國**運動的先行者，中國**的創始人及首任總書記，**一大至五大期間黨的最高領袖帶著失落和淒涼閉上了眼睛。6?月1?日，陳獨秀被簡單地安葬於鼎山山麓康莊。1947?年由其子陳鬆年遷回安慶老家重新下葬。\\n\\n陳獨秀在《研究室與監獄》一文中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纔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纔是真文明，纔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縱觀其一生，陳獨秀也正是實踐了這一豪言。複雜曲折的思想，跌宕起伏的人生，加之他所反對的物件——既有思想學說，也有政治製度，還有黨派團體之複雜性，這一切都使得對於陳獨秀，“蓋棺卻難以論定”，對其評價的論爭一直延續至今。\\n\\n陳獨秀在人生最苦悶的時候，並冇有因為受到打擊影響自己的辨彆能力，也冇有自暴自棄，而是勞守自己的節操，令人敬佩。由此可見，抗打擊能力對一個成熟的職業人來說非常重要。我們應該有處逆境而不氣餒的意誌，要將這種堅強的意誌作為重要的精神資源管理起來，讓其發揮重要的積極作用。通過對逆境合理的化解和疏通，才能實現團隊目標和個人利益的相互促進。在逆境中成長是一門學問，成功的職業人應當是“扭轉逆境的高手”，使我們可從逆境中改變工作態度、改變職場命運，從而獲得成功的人生。\\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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