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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優秀的記者采寫的新聞往往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他們必須判斷、識彆出最有價值的新聞事實予以報導，即看到矛盾的特殊性。可以說，抓住了矛盾的特殊性就抓住了新聞，也就可以把民眾的興奮點從“熟視無睹”、“習以為常”中啟用。任何物質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的特殊矛盾，這種特殊矛盾就構成此事物區彆於彼事物的特殊本質。邵飄萍的新聞報導以新、奇、快、真取悅民眾。有的新聞稿件選擇的角度非常獨到，引起同行和民眾的歎服，收到良好效果，更體現出他的前瞻性。\\n\\n1926年4月24日，著名記者邵飄萍(1886年—1926年)被抓捕，並於4月26日淩晨被秘密執行槍決。刑場上，邵飄萍表現得非常從容和鎮定，臨刑前，他對現場進行監督的官員和執法的士兵說了句：“諸位免送。”然後仰天大笑，從容就義。那一年，邵飄萍40歲，一位著名記者的生命就此走到了儘頭。邵飄萍因直言敢諫開罪了直奉軍閥，最後被當時的奉係軍閥張作霖殺害於北京天橋。死前，北京、上海、漢口等十三家報紙代表和廣大民眾曾極力設法營救，然而未能挽救他的性命。在**統治者看來，邵飄萍永遠是個異議的知識分子、搗亂分子。哪裡出現點醜陋現象，冇幾天就會在報紙上曝光，無論是恐嚇還是用錢收買，邵飄萍就是不妥協，這讓當政者十分擔憂，最終將他一殺了之。\\n\\n邵飄萍是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創立者，“五四運動”的實際發起人，著名新聞工作者，中國新聞理論的開拓者、奠基人。他的名字已成為中國百年新聞史上最光彩奪目的名字。他以報紙和通訊社為武器，宣傳真理，抨擊邪惡，銳意改革，為新聞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後人譽之為“亂世飄萍”、“一代報人”、“鐵肩辣手，快筆如刀”等等。他所著的《新聞學總論》和《實際應用新聞學》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新聞理論著作，指引了無數熱血青年投身於新聞事業中。\\n\\n在陝北的窯洞裡，**曾向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講述自己成長的曆史，他說到：“特彆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秀品質的人。”**作為新聞學會的會員，除聽課外還多次去邵飄萍家拜訪，聆聽老師的教誨。**曾說，“我所願做的工作，一是教書，一是新聞記者。”邵飄萍作為記者15年，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采訪功夫。他之所以多次被捕入獄，是由於他常常能夠挖到獨家新聞，爆出常人不知但又想知道的政界秘聞、醜聞。因此，許多人一聽到邵飄萍的名字，就頭疼，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n\\n邵飄萍年輕時曾是孫中山民主革命的積極支援者。在《臨時約法》頒佈後，他投身於“新聞救國”事業。1912年，邵飄萍因為在報上直斥袁世凱為“袁賊”，《漢民日報》被查封，他被迫逃亡日本，繼續進行討袁鬥爭。袁世凱死後，他纔回到中國。\\n\\n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政府起初舉棋不定，有人主張參戰，有人主張中立，各執一詞，莫衷一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終於在國務會議上作出了決定，參加協約國(英、美、法方麵)，對同盟國(德、意、奧方麵)宣戰。作為《申報》在北京的特派記者，邵飄萍登門求見段祺瑞。段祺瑞得知邵飄萍拜訪，猶豫良久，還是讓他進來了。雖然段祺瑞絕口不談“政府決定”，但是架不住邵大記者的多路出擊，又加上再三懇求，並且邵還提出了“三天內如果在北京城走漏這個訊息，願受泄露國家秘密的處分，並以全家生命財產作擔保”的保證。段祺瑞一想，三天之後這個決定就不是什麼秘密了，也就同意了，還讓邵飄萍把保證書當場立下。\\n\\n這時，段祺瑞才源源本本告訴他。內容不過是中華民國決定參加協約國對同盟國宣戰。細節也說了說，首先調動在法蘭西的15萬華工，協助協約國修築工事等等。不管北洋政府名聲怎樣，段祺瑞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站對了隊伍，最終成為勝利國，還是有功勞的。\\n\\n邵飄萍得了這個機密，辭彆段祺瑞，坐著汽車直接去電報局。他把這個訊息用密碼拍到上海報館。上海報館接到這項重大新聞後，當即就印行了幾十萬份“號外”在上海灘叫賣。當時津浦路還冇有通車，報紙由上海到北京必須由輪船運，要走四天路。當上海的號外運到北京時，已經超過“三天內北京城裡不得走漏訊息”的約期了。雖然段祺瑞很快從上海打來的電話中知道了這一情況，但是北京城內的老百姓還矇在鼓裏，邵飄萍並冇有違約。由此可以看出，邵飄萍對於被采訪物件的心理是把握得非常準的。\\n\\n但是，邵飄萍認為這種采訪方式的使用是需要有限製的，對此他提出過兩條記者所應當遵循的原則：一是要有正當的理由，即在道德行為或目的上應是高尚的；二是事後一定要給當事人解釋清楚原委。否則的話，將會授人以話柄，有作偽、說謊、假扮之嫌。由此可見，邵飄萍在使用這種方法的時候是非常小心謹慎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邵飄萍本人正直的品德。這隻是一種迂迴的技巧，而不是欺騙的手段。這也讓我們聯想到當今的一些記者，冇有職業道德，為了搶占市場，不惜造假新聞誤導輿論，有時還對當事人采用欺騙的手法炮製新聞背景，令人不齒。\\n\\n邵飄萍被聘為《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期間，他每日發電二三千字，隔一天還要寫“北京特彆通訊”。由於這些報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與醜聞，他的名字“邵飄萍”一時風靡全國。\\n\\n1918年，邵飄萍與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教授徐寶璜一起創立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由此揭開了我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為新聞學會的導師，帶出了一批優秀的學生，包括**、鄧中夏。在北京的兩年中，邵飄萍看到，北京的報紙幾乎都被各個政治集團操縱。報紙不尊重事實，而是以一黨一派的私利和津貼為宗旨，朝秦慕楚、捕風捉影的現象並不少見。這樣的狀況讓邵飄萍深感要有自己獨立的報紙，不依附於任何權勢集團，獨立地發言、獨立地報道，把真實情況告訴民眾的重要性，於是決定自己出資辦一份報紙。同年10月5日，邵飄萍辭去《申報》的職務，創辦了《京報》。《京報》創刊時，邵飄萍特意寫了四個大字“鐵肩辣手”掛在編輯室正麵的牆上，以自勉和激勵同事。“鐵肩辣手”取自著名詩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飄萍胸懷真理、不畏強暴的倔強性格和辦報宗旨。《京報》以“探求事實不欺閱者”為第一信條，凡事必力求實際真相。無黨無派，不受軍閥操縱，主張言論自由，成為民眾發表意見的媒介，很快就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n\\n“五四”的前夜是個準備直接行動的不眠之夜，作為新聞學研究會的導師、邵飄萍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他大聲疾呼“北大是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他的報紙更是熱情地支援“五四”運動。因為邵飄萍發動和宣傳“五四”運動，《京報》誕生不久就被查封，邵飄萍再次流亡日本。\\n\\n時隔一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飄萍返回北京複活《京報》。複刊後的《京報》不改初衷，尤其是對北洋政府喪權辱國，大小官員貪殘橫暴的揭露更是不遺餘力。對於被他經常痛罵的政界要人，邵飄萍私下裡卻非常重視和他們的交情。邵飄萍就是憑著廣泛的社會關係、憑著自己與各層人士多年的交情，挖到自己想要的新聞的。邵飄萍出手大方，又講排場，經常宴請一些官僚政客。邊吃飯、邊喝酒、邊高談闊論，往往酒意正酣的時候，機密也就不經意地吐露出來了。一次，邵飄萍在北京飯店宴請全體內閣成員、府院秘書長。就在他們興致勃勃、海闊天空的時候，邵飄萍卻在隔壁房間安排了人，準備好電報紙，又讓兩輛自行車在門外等候，訊息隨寫隨發，宴會還冇有終止，訊息就已經到達上海。在那個年代就能這樣做，邵飄萍的確頭腦靈活，這種即時傳發的訊息，和我們現在中央電視台與前線記者連線頗有相通之處。\\n\\n邵飄萍認為，在采訪中要既無敵友概念，也不以道德為交際標準，隻看對方是否與新聞有關。但是，這樣一種冇有是非的交友標準很容易使人隨波逐流。我們從小學到的交友標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邵飄萍卻既近朱、又近墨，而且做到了九麵玲瓏，會不會讓我們覺得他這個人太圓滑了呢？實際上，邵飄萍有自己的一套原則，雖然與各階層的人都來往，但是他認為應該保持思想、品德的獨立，使人人視為可親，而又視為不可侵犯，他很懂得把握分寸。\\n\\n1925年底，邵飄萍利用《京報》的一個特刊，曆數了張作霖的惡跡。張作霖隨即拿出30萬元，賄賂邵飄萍，希望《京報》能夠替他美言幾句。冇想到邵飄萍立即將款退回，他對家人說：“張作霖出30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這種軟硬不吃、義無反顧的勇氣讓張作霖十分惱火。\\n\\n1926年3月18日，為抗議帝國列強的外交壓力，北京學生總會、北京總工會等140餘個團體和北大、清華等80餘所大中小學校，包括邵飄萍創辦的務本女子大學的學生共數萬人在**前舉行示威大會。當隊伍遊行至段祺瑞執政府門前廣場時，遭到北洋軍閥政府軍警的射殺，當場死46人，重傷155人，輕傷不計其數，時稱“三·一八”慘案。《京報》連續兩天以兩個整版的篇幅報道了此次慘案，並持續報道了將近一個多月。邵飄萍本人又急赴各地采記，還寫下大量揭露、駁斥、抗議和警告北洋軍閥政府的文字，他嚴正提出組織“特彆法庭”，指名緝拿“執政總理”為首的“政府凶犯”，使犯罪者伏法。\\n\\n邵飄萍的正義行為激怒了北洋當局，他們通過一切手段查封了他的報紙，抓住了他。為了避免有人說情、營救，為了永絕後患，簡單審訊後，就將邵飄萍押赴刑場。正如邵飄萍臨死前的一篇文章中寫的，他的一生既不是國民黨，也不是**，他是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是作為記者所應該堅持的最高貴的品格。\\n\\n與邵飄萍結為摯友的馮玉祥將軍，在邵飄萍遇難後，寫下了這樣的文字：邵飄萍主持《京報》，握一枝毛錐，與擁有幾十萬槍支之軍閥搏鬥，卓絕奮勇，隻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於最兇殘的軍閥之刀劍槍炮，其大無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會人士敬服！於是“飄萍一枝筆，抵過十萬軍”的美名就由此而傳出。\\n\\n邵飄萍在新聞采訪的工作中開創了許多先河，成為後來的新聞工作者沿用和借鑒的物件。我們都知道工作方法並不完全決定成敗，但冇有好的工作方法，往往會導致失敗，或者工作的成果不引人注目。幾乎冇有什麼因素能夠像工作方法直接而廣泛地影響一個人的職業前途，並決定他的工作結果和成敗。有的人在工作中采用深思熟慮、巧妙的工作方法，其工作成效顯著；而有的人用最笨、最冇有效率的工作方法，雖然也完成了工作，但效果卻不佳。當把二者的工作績效進行比較時，這個話題就變得吸引人了。顯然，這兩種工作方法所產生的結果差距巨大，而工作方法對人們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職業成就上，也影響到個人生活。我們經常討論工作的負麵作用，比如說，它帶來了過重的負擔，它使我們的生活節奏趨於瘋狂，它損害了我們的健康等等。而我們有理由堅信，這些問題以及類似的抱怨，很多都是與工作方法不當有關。大量的艱钜工作並不會使人們輕易病倒，它僅僅會使人感到疲倦罷了。人們在工作崗位上堅持不下去，是因為他們從事的工作冇有效率、冇有意義並且無法走向成功。雖然良好的職業訓練、足夠的智慧和經驗以及其他素質、能力、才乾都很重要，但如果冇有適當的工作方法，這些都將失去價值，它們頂多隻是一些尚待開發的潛能。\\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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