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鞋踩在法本大樓走廊的紅地毯上，聲音被厚厚的羊毛完全吞噬。我把雙手插進粗呢大衣的口袋，手指觸碰到粗糙的布料內襯。那杯波本威士忌的酒勁開始在胃裡翻騰，混合著早上那杯劣質代用咖啡的酸澀，頂得我喉嚨發緊。
弗蘭克緊緊跟在我身後，腳步有些踉蹌。他懷裡死死抱著那個邊緣磨損的牛皮紙資料夾，呼吸聲粗重得像個破風箱。
“總理先生……”弗蘭克的聲音在發抖，他快步湊到我側後方，壓低了嗓音，“您剛才對克萊將軍說，法國特使在波恩的秘密安全屋等電話？我們根本沒有聯絡過法國人……”
“閉嘴。”我沒有回頭，冷冷地打斷他。
一樓大廳的暖氣依舊充足，烤咖啡豆的香味濃鬱得讓人反胃。推開沉重的旋轉玻璃門，零下十幾度的冷空氣像一堵冰牆一樣狠狠撞在臉上。我打了個寒顫，肺裡的濁氣被瞬間擠空。
台階下，那輛掉漆的黑色賓士170V還在原地。獨臂司機靠在引擎蓋上抽著半截自己卷的煙捲。看到我們出來，他立刻把煙頭扔進雪地裡，用腳底板用力碾滅，拉開了後座車門。
車門鉸鏈發出一聲刺耳的摩擦音。
我彎腰鑽進車廂。塌陷的座椅彈簧立刻硌住了大腿骨。車廂裡瀰漫著一股陳年的汽油味和發黴的皮革味。
“回波恩。”我對司機說，“開快點。”
司機單手掛擋，踩下油門。排氣管噴出一股濃烈的白煙，伴隨著拖拉機般的“突突”轟鳴聲，汽車駛出美軍總部的鐵柵欄大門，開上了向北的公路。
上午十點一刻。天色依舊灰濛濛的，鉛灰色的雲層壓得很低，彷彿隨時會砸下來。
車廂裡沒有暖氣。我把大衣領子豎起來，擋住從車窗縫隙裡漏進來的寒風。胃裡的灼燒感越來越強烈，我隻能靠在堅硬的椅背上，閉上眼睛強忍著。
突然，前方路麵傳來一陣沉悶的震動。
不是我們的車在顛簸，而是整條柏油公路在發抖。水杯架上的一枚硬幣被震得“嗡嗡”作響。
司機猛地踩下剎車，方向盤往右一打。車子半個車身衝進了路邊的爛泥地裡，發動機劇烈抖動了兩下，熄火了。
“怎麼回事？”弗蘭克驚呼一聲，雙手慌亂地撐在儀錶盤上。
我睜開眼，搖下車窗。刺骨的寒風夾雜著濃烈的柴油廢氣瞬間灌進車廂，嗆得我咳嗽了兩聲。
迎麵開來了一支龐大的車隊。
打頭的是兩輛塗著白色五角星的美軍吉普車，車頭架著勃朗寧重機槍。機槍手戴著厚重的防寒手套，雙手握著握把，警惕地掃視著公路兩側。
緊接著，是六輛M3半履帶裝甲車。沉重的履帶碾壓著柏油路麵，發出令人牙酸的金屬碎裂聲。裝甲車的後廂裡擠滿了全副武裝的美軍士兵，他們戴著M1鋼盔，懷裡抱著加蘭德步槍，嘴裡嚼著口香糖，眼神冷漠地看著我們這輛陷入泥裡的破車。
再往後，是巨大的鋼鐵怪獸。
M4謝爾曼坦克。一輛接著一輛。炮管高高揚起，直指灰暗的天空。寬大的履帶捲起大塊的冰雪和泥巴，狠狠甩在公路兩側。坦克的柴油發動機發出震耳欲聾的咆哮，震得我的耳膜隱隱作痛。
坦克的炮塔上，戴著防風鏡的美軍車長正對著無線電送話器大聲吼叫著什麼，聲音完全被引擎的轟鳴聲掩蓋了。
“是美軍第一步兵師的裝甲營。”司機僅剩的右手死死抓著方向盤，指關節泛白，聲音發緊，“他們全副武裝。這是要打仗了嗎？”
我看著那些坦克從距離車窗不到兩米的地方轟隆隆地開過去。一塊拳頭大小的凍泥巴飛過來，“啪”的一聲砸在擋風玻璃上，留下一片黃褐色的汙漬。
克萊將軍沒有食言。美國人的坦克正在全速開往魯爾區的橋樑。
我搖上車窗，把刺鼻的柴油味隔絕在外。
“沒打仗。他們是去替我們守大門的。”我靠回椅背上，從口袋裡摸出那半截表麵粗糙的鉛筆，“弗蘭克，拿紙。”
弗蘭克愣了一下，手忙腳亂地開啟那個牛皮紙資料夾，抽出一張空白的信箋紙，墊在大腿上。他拔出鋼筆的筆帽，手還在微微發抖。
“記下來。”我盯著車頂棚上破了一塊的絨布，那裡露出了黃色的海綿，“第一，到波恩後，立刻聯絡法國駐西佔區聯絡處。找弗朗索瓦·龐塞先生。就說我有一份關於洛林鐵礦和魯爾煤炭的絕密備忘錄，必須在今天下午兩點前親手交給他。”
弗蘭克的鋼筆在紙上快速劃過，沙沙作響。
“可是總理先生，您剛才對美國人說，法國特使已經在安全屋了……”他抬起頭，眼神裡滿是恐慌。
“美國人現在沒空去核實。”我用鉛筆敲了敲前排座椅的鐵架子，發出“叮叮”的脆響，“等美國人的坦克和英國人的裝甲車在萊茵河的橋頭對峙的時候，華盛頓的電話就會打到巴黎。我們必須在巴黎的外交部接到華盛頓電話之前，把‘煤鋼聯營’的餅塞進龐塞的嘴裡。這叫既成事實。”
弗蘭克嚥了口唾沫，用力點了點頭。
“第二。”我繼續說道，“讓施羅德在辦公室等我。我要知道漢堡和斯圖加特的煤炭分發情況。如果哪裡的警察或者官員敢私吞一車煤，讓他直接派人把那個蠢貨掛在市政廳廣場的電線杆上。”
“是。”
司機重新打火。賓士車在泥地裡掙紮了幾下，輪胎空轉著甩出大片泥漿，終於爬回了公路。
下午一點十分。
車子停在波恩的一座舊師範學院樓前。這裡是臨時政府的駐地。外牆的爬山虎已經枯死，乾癟的藤蔓像黑色的蜘蛛網一樣緊緊貼在紅磚上。大門兩側堆著的防彈沙袋還沒有撤走，上麵落了一層薄薄的積雪。
我推開車門，雙腿因為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有些發麻。皮鞋踩在台階的積雪上，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
走進大樓。走廊裡陰冷潮濕，溫度幾乎和室外一樣低。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煮白菜的酸味，混合著劣質石灰粉塵的刺鼻氣味。頭頂的燈泡忽明忽暗，發出微弱的電流聲。
施羅德已經等在二樓的辦公室門口。他穿著一件領口磨破的舊西裝，眼下掛著兩個巨大的黑眼圈，手裡攥著一疊電報紙。紙張邊緣已經被他的汗水捏得發皺。
“總理先生。”施羅德迎上來，腳步很急，皮鞋底在水磨石地板上敲出急促的噠噠聲。
我推開辦公室的門。房間裡冷得像個冰窖。我沒有脫下那件沉重的大衣，直接走到寬大的紅木辦公桌前，拉開皮椅坐下。
“煤到了嗎？”我看著他。
“到了。”施羅德快步走到桌前，把最上麵的一張電報紙鋪平在桌麵上，“上午十點四十分，第一列煤車駛入漢堡火車站。警察按照您的吩咐，拉起了警戒線，但沒有阻攔工人。工人們自己組織了卡車和手推車，把煤炭運到了各個街區的配給點。”
他停頓了一下，緊繃的臉頰肌肉稍微鬆弛了一點，深深吸了一口氣。
“漢堡警察局長在電話裡說，當第一鏟煤炭落地的時候，廣場上有幾個老工人直接跪在雪地裡哭了。醫院的鍋爐在十一點半重新點火，保育箱的供電恢復了。斯圖加特和慕尼黑的列車也在中午前抵達。危機暫時解除了。”
“這隻是暫時的。”我拿起桌上那個白瓷煙灰缸，把裡麵堆積的煙頭倒進旁邊的鐵皮廢紙簍裡，發出“嘩啦”一聲悶響，“英國人那邊有什麼動靜？”
施羅德的臉色瞬間又白了。他抽出另一張電報紙，手有些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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