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晨一點四十分。十三號公路，距離科隆南站還有五公裡。
吉普車的雨刮器早就在半小時前被凍住了，死死卡在擋風玻璃的右下角。卡爾隻能搖下車窗，把半個腦袋探出窗外，迎著刀子一樣的北風看路。
“咯噔。”
右前輪壓過一塊被凍得梆硬的死狗屍體，車身劇烈搖晃。我坐在副駕駛上，左手死死抓著頭頂的帆布骨架，右腿膝蓋隨著震動發出一陣痠痛。
“老闆，前麵走不動了。”卡爾猛地踩下剎車。輪胎在結了冰的路麵上滑出兩米多，發出一聲刺耳的摩擦聲。
我把大衣領子豎起來，擋住灌進脖子的冷風，眯起眼睛往前看。
吉普車的大燈光柱打在前方一百米的地方。那裡沒有路障，沒有美國憲兵的吉普車，也沒有被炸毀的坦克殘骸。
那裡隻有人。
密密麻麻、黑壓壓的人。
他們穿著打滿補丁的軍大衣、破爛的毛衣、甚至是幾層麻袋拚湊成的罩衫。每個人手裡都推著、拉著或者拖著帶輪子的東西。
有生鏽的農用獨輪車，有缺了半邊擋泥板的自行車，有卸了馬套的雙輪平板車，甚至還有用木板和四個軸承臨時拚湊起來的滑板車。
這些車上，無一例外，全都堆滿了帶著泥土和冰碴的土豆。
“我的老天爺……”卡爾把頭縮回駕駛室，嚥了一口唾沫。他那雙常年在礦井下看慣了生死的眼睛，此刻瞪得溜圓。
沒有人大聲喧嘩。空氣裡隻有極其沉重的喘息聲，鞋底踩在雪地上的“嘎吱”聲，還有無數個缺乏潤滑的劣質車輪軸承發出的“吱呀吱呀”的尖嘯。
這聲音匯聚在一起，像是一頭巨大的、正在痛苦咀嚼的鋼鐵怪獸。
一個穿著灰色舊棉襖的男人拉著一輛兩輪板車，從吉普車的車燈光柱邊緣擦過。板車上堆著至少三百斤土豆，用一根快要磨斷的麻繩捆著。男人的肩膀被拉繩勒出了一道深深的血痕，滲出的血水把棉襖的領口染成了暗紅色。
他根本沒有看我們的吉普車一眼。他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死死盯著正北方的黑暗——那是埃森的方向。
“下車。”我鬆開頭頂的帆布骨架，推開副駕駛的門。
冷風夾雜著雪沫瞬間撲在臉上，像砂紙一樣粗糙。我拄著那截斷拖把棍，右腿僵硬地踩在雪地上。
卡爾拔下車鑰匙，抓起後座上的十字鎬，快步走到我身邊。
我們順著公路邊緣的排水溝，逆著這支詭異的“手推車大軍”往南走。
越靠近科隆南站，空氣裡的土腥味和汗酸味就越濃烈。路邊開始出現散落的土豆，有的已經被踩成了黃黑色的爛泥。偶爾還能看到倒在路邊的人，蜷縮在雪地裡，不知道是睡著了還是凍死了。但沒有人停下來多看一眼。
走了將近二十分鐘，科隆南站巨大的生鏽雨棚終於出現在視線裡。
整個站台已經被火把和廢油桶裡的火光照得通紅。
五千噸土豆，像一座連綿起伏的黃色山脈，堆在三條被切斷電源的鐵軌之間。
人群像螞蟻一樣圍在土豆山周圍。幾百個穿著破舊皮夾克的工頭——全都是老霍斯特從礦區帶出來的兄弟——正站在土豆堆上，手裡拿著鐵鍬，把土豆瘋狂地鏟進下麵平民推來的各種車裡。
“裝滿！下一輛！”一個滿臉橫肉的工頭吼著，一鐵鍬土豆砸進一輛嬰兒車裡。嬰兒車原本的帆布兜早就被拆了，換成了一個破木箱。
推嬰兒車的是個頭髮花白的老婦人。她顫抖著手，把掉在地上的兩個土豆撿起來，塞進懷裡，然後推著沉重的木箱，搖搖晃晃地匯入向北的人流。
我拄著木棍，繞過一輛正在裝車的排子車，走向站台盡頭那個半塌的排程室。
排程室的門板早就沒了。裡麵點著兩盞防風煤油燈。
艾哈德坐在一張缺了一條腿的辦公桌後麵。他連大衣都沒穿，隻穿著一件白襯衫，袖子捲到手肘。
他的右手拿著那枚黃銅私章，左手按著一遝硬卡紙。
“啪！啪！啪！”
蓋章的聲音快得連成了一片。
桌子前麵排著一條長隊。每個裝滿土豆的平民，在離開站台前，都會走到這裡。
“三百斤土豆。埃森第七礦區。三公斤洗煤。”一個工頭站在桌子旁邊，大聲報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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