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傳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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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恭到任東身邊做事，已經一個多月了。
一個多月裡，他抄了三萬多字的書，跑了四趟魏州，見了十幾個縣令，寫了二十多份報告。他已經習慣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泡一壺茶，坐到任東帳篷裡，攤開紙，蘸好墨，等著任東從書箱裡取出一卷書，翻到需要抄的那幾頁，遞給他。
日子過得很有規律，規律到張文恭覺得自己像是任東帳篷裡的一件傢俱。每天早上他來，任東已經在看書了。茶已經泡好了，書已經翻開了，任東靠在書箱上，半閉著眼睛，手指順著紙頁一行一行地滑下去。張文恭坐下來，攤開紙，任東就把需要抄的書卷遞過來，有時候說一句“從這裡開始”，有時候什麼都不說，隻用手點一下。兩個人就這樣坐一整個上午，誰都不說話。張文恭抄書，任東看書。帳篷裡隻有筆尖在紙上劃過的聲音，沙沙的，像秋天的落葉。
但今天不一樣。
今天是李世民被留在長安的第二十三天。杜如晦一大早就去了洛陽，說是要處理鑄錢作坊的事，晚上才能回來。張文恭、陳三畏、趙明義三個人冇地方去，就聚在任東帳篷裡，喝茶，閒聊，順便把這幾天的報告整理一下。
任東靠在書箱上，手裡拿著一卷《漢書》，看得入神。張文恭他們說話的聲音不大，不影響他看書，他也不管他們聊什麼。
“我昨天去了趟清河。”趙明義端著茶碗，聲音有點啞，“清河的縣令是個好人，但不會做事。分地分了兩個月，連一半都冇分完。我去問他為什麼，他說怕分錯了，以後朝廷追責。我說你分得慢就不追責了？他說慢一點，錯了可以改。快了，錯了就來不及了。”
陳三畏在旁邊笑了一聲：“他這是怕擔責任。”
“誰不怕？”趙明義說，“殿下在的時候，大家不怕。殿下走了，就怕了。怕分錯了被人告，怕分快了被人說，怕分慢了被人罵。怎麼做都怕，那就什麼都不做。”
趙明義說著，端起茶碗灌了一大口。茶是任東早上泡的，已經涼了，但他不在乎。他在清河跑了三天，腳上磨了兩個水泡，嗓子也啞了，但報告還冇寫完。他本來想找任東說說清河的事，但任東一直在看書，他就冇開口。
張文恭冇說話，低著頭整理報告。他把各縣報上來的分地資料彙總在一起，一份一份地覈對。趙明義說的那個清河縣，資料也在裡麵。分地畝數報上來了，但備註欄是空的。冇有分給誰，冇有地在哪裡，冇有四至邊界。張文恭在報告上畫了個圈，寫了一個“查”字。
他把各縣報上來的資料重新算了一遍，發現不止清河有問題。钜鹿的資料也不對——報上來的分地畝數比實際分出去的多了兩千畝。可能是統計的時候算錯了，也可能是有人虛報。張文恭把那份報告單獨抽出來，放在一邊。
“文恭，你跑的地方多，你見過幾個不怕的縣令？”趙明義問他。
張文恭想了想：“一個都冇有。”
“那殿下的人呢？杜先生派下去的那些人呢？”
“他們也不怕。”張文恭說，“但他們不是不怕，是不敢怕。杜先生說了，分地的事必須做完，做不完就彆回來。他們想怕都冇時間怕。”
趙明義搖了搖頭，歎了口氣。
“你說得對。殿下的人在拚命做事，縣令們在怕事。等殿下回來了，分地的事做完了，那些怕事的縣令還是縣令。殿下的人呢？還是殿下的人。做事的和怕事的，最後坐在一起上朝。做事的累死累活，怕事的什麼都冇乾，但誰也不比誰高一頭。”
陳三畏放下茶碗，忽然說了一句：“你們說的這些，讓我想起一件事。”
“什麼事？”張文恭問。
“我在長安當賬房的時候，東家讓我管三個鋪子。三個鋪子，三個掌櫃，三個賬本。東家說，你每個月查一次賬，把三個鋪子的盈虧報給我。我查了三個月，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最賺錢的那個鋪子，掌櫃的最不聽話。我讓他降價，他不降。我讓他多進貨，他不進。我讓他辭退幾個偷懶的夥計，他不辭。但就是賺錢。最不賺錢的那個鋪子，掌櫃的最聽話。我說什麼他做什麼，但就是不賺錢。”
“那後來呢？”趙明義問。
“後來東家把最聽話的那個辭了，把最不聽話的那個升成了大掌櫃。”
張文恭愣了一下：“辭了？為什麼？聽話的反而被辭了？”
“因為東家說，聽話的人隻會做事，不會管事。你讓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做完了就完了。不聽話的人會管事，他知道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你讓他降價，他覺得不該降，就不降。你讓他多進貨，他覺得不該進，就不進。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的想法是對的。這種人，雖然不聽話，但有用。”
趙明義琢磨了一下，點了點頭。
“有道理。但問題是，這種人太少了。大多數人都是聽話的，不聽話的裡麵，十個有九個是瞎不聽話。真正能管事、會管事、管對事的，一百個裡麵挑不出一個。”
“所以殿下才需要你們。”張文恭說，“你們不是聽話的人，是會管事的人。殿下讓你們下去分地，不是讓你們聽縣令的話，是讓你們替殿下把事辦了。縣令怕，你們不怕。縣令不敢，你們敢。這就是你們的價值。”
趙明義和陳三畏對視了一眼，都冇說話。
帳篷裡安靜了一會兒。張文恭低下頭，繼續整理報告。他把那份資料有問題的報告又看了一遍，確認不是自己算錯了，才把它放在任東麵前。
“先生，”張文恭說，“钜鹿縣的資料有問題。報上來的畝數多了兩千畝。”
任東看了一眼，冇接。
“什麼問題？”
“報上來的分地畝數比實際分出去的多了兩千畝。可能是統計的時候算錯了，也可能是有人虛報。”
“那就去查。”任東說，“派個人下去，實地丈量。丈完了回來報。”
“派誰去？”
“你定。”任東說，“你是他們的頭，這種事不用問我。”
張文恭愣了一下。他冇想到任東會這麼說。一個多月了，任東一直是他們七個人的實際領導者。什麼事都是任東定，他們隻管做。現在任東突然說“你定”，張文恭有點不習慣。
“先生，我……”
“你什麼？”任東看了他一眼，“你讀了那麼多書，跑了那麼多地方，見了那麼多人。這點事定不了？”
張文恭沉默了一會兒，點了點頭。
“我定。派趙明義去。他剛跑完清河，順路。”
任東冇說話，低下頭繼續看書。
趙明義在旁邊笑了：“文恭，你現在是頭了。”
“彆胡說。”張文恭瞪了他一眼，“先生纔是頭。”
“先生是先生的頭，你是我們的頭。”趙明義說，“先生說的，你定。你就是頭。”
張文恭想反駁，但想了想，好像確實是這麼回事。他不知道任東為什麼突然把權力交給他，但既然交了，他就得接著。
“明義，你明天一早去钜鹿。帶上兩個人，一個丈量，一個記錄。丈完了回來報，彆在那邊耽擱。”
“行。”趙明義應了。
陳三畏在旁邊看著這一幕，忽然笑了一聲。
“文恭，你現在說話的語氣，跟先生一模一樣。”
張文恭愣了一下：“哪裡像？”
“你剛纔說‘丈完了回來報，彆在那邊耽擱’。先生平時就是這麼說話的。簡短，直接，不帶商量。”
張文恭想了想，好像確實是。他不知不覺在學任東說話的方式。
“先生，”他轉頭看著任東，“我是不是不該學你說話？”
任東放下書，看了他一眼。
“你學我說話，冇問題。但你得知道我在說什麼，不能隻學怎麼說。”
“什麼意思？”
“意思是，我說‘彆在那邊耽擱’，不是因為我想省那幾個字，是因為我知道事情急，耽擱一天，百姓就多等一天。你知道這個道理，你說‘彆在那邊耽擱’，就是對的。你不知道這個道理，隻是學我說話，就是錯的。”
張文恭沉默了一會兒。
“先生，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任東低下頭，繼續看書。
陳三畏在旁邊琢磨了一會兒，忽然問了一句：“先生，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說。”
“你讀了那麼多書，見了那麼多人，經曆了那麼多事。你有冇有總結出什麼規律？就是那種……放到哪裡都能用的規律？”
任東的手頓了一下。
他抬起頭，看著陳三畏。
帳篷外麵，陽光正好。風吹過來，把簾子吹開了一條縫，一道光從縫隙裡鑽進來，照在桌上那堆報告上。張文恭、陳三畏、趙明義三個人坐在那裡，等著任東開口。他們不知道，李世民派來的人正騎馬從長安往這邊趕，更不知道，接下來任東說的那些話，會讓他們記一輩子。
任東把書卷放在膝蓋上，身體往前傾了傾。他看了陳三畏一眼，又看了看張文恭和趙明義。三個人都坐直了身體，像是要聽先生講課的學生。
“你這個問題，問得好。”任東說，“但答案很長。你確定想聽？”
“想聽。”陳三畏說。
“我也想聽。”趙明義說。
張文恭冇說話，但把筆放下了，紙也推到一邊。他端端正正地坐著，兩隻手放在膝蓋上。
任東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是早上泡的，已經涼了。他皺了皺眉，又放下了。
“好。”他說，“我今天就給你們講講。”
帳篷外麵，有個腳步聲輕輕靠近。來人腳步很輕，但踩在地上的聲音很實，像是經常走路的人。他走到帳篷附近，聽見裡麵有說話聲，猶豫了一下，停住了腳步。他冇有掀簾子，就那麼站在外麵，聽著。
帳篷裡，任東的聲音傳出來，不急不慢，像是在說一件很平常的事。
“三畏，你剛纔問的是‘放到哪裡都能用的規律’。這種規律，我讀了這麼多年書，總結了幾條。但有一條是最根本的——所有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人的問題。糧價的問題，不是糧食的問題，是人的問題。分地的問題，不是地的問題，是人的問題。鑄錢的問題，不是銅的問題，是人的問題。你把人搞定了，問題就解決了一半。”
陳三畏愣了一下：“先生，糧價怎麼是人的問題？糧價漲是因為糧食不夠。”
“糧食不夠，是結果。為什麼不夠？是因為冇人種地。為什麼冇人種地？是因為種地不劃算。為什麼不劃算？是因為稅太重、徭役太多、大戶兼併土地。這些事，哪一件不是人乾的？所以我說，糧價的問題，根子在人的行為。你把人的行為改了，糧價自然就穩了。”
帳篷外麵，那個人站著冇動。
張文恭問了一句：“先生，你說所有問題都是人的問題。那怎麼解決人的問題？”
“用利益。”任東說，“人做任何事，都是因為對他有好處。你讓他覺得做這件事有好處，他就會做。你讓他覺得不做事有壞處，他就不會做。就這麼簡單。”
“那仁義道德呢？”趙明義問，“讀書人都講仁義道德。做事不能隻講利益吧？”
任東看了他一眼。
“仁義道德也是利益。”他說，“隻不過不是看得見的利益，是看不見的利益。你做了仁義的事，彆人會誇你，你會覺得心裡舒服。這就是利益。你做了不義的事，彆人會罵你，你會覺得心裡不安。這就是損失。仁義道德，是長在人心裡的利益。它看不見，但它管用。”
趙明義沉默了一會兒。
“先生，你這個說法，我以前從來冇聽過。”
“因為你讀的書還不夠多。”任東說，“《孟子》裡寫，‘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說的就是利益。你愛彆人，彆人就愛你。你敬彆人，彆人就敬你。這不是利益是什麼？”
帳篷裡安靜了一會兒。三個人都在消化任東說的話。
陳三畏又問：“先生，你說所有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可以用利益解決。那有冇有利益解決不了的問題？”
“有。”任東說，“資訊的問題。”
“資訊？”
“對。”任東說，“你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我不知道你知道的事。你知道的和我知道的，不一樣。這就是資訊的問題。利益可以讓人做事，但做對事，需要資訊。你做一件事，覺得對你有利。但因為你不知道另一件事，你覺得有利的事，其實是害你的。這就是資訊不對稱。”
“先生能舉個例子嗎？”陳三畏問。
“分地的例子。”任東說，“百姓分到了地，覺得有利，很高興。但他們不知道，大戶正在朝中活動，想把地收回去。如果他們知道，就不會那麼高興了。這就是資訊不對稱。大戶知道百姓不知道的事，所以大戶能從中獲利。百姓不知道大戶知道的事，所以百姓隻能被動接受。”
“那怎麼解決？”
“讓資訊流動起來。”任東說，“你知道的，我也知道。我知道的，你也知道。大家知道的東西是一樣的，就不存在誰騙誰的問題。魏州的事，為什麼能解決？不是因為我比杜先生聰明，是因為我把資訊公開了。查稅的賬目貼在州衙門口，所有人都看到了。大戶想抵賴，抵賴不了。百姓想維權，有據可查。資訊公開了，問題就解決了一半。”
帳篷外麵，那個人微微點了點頭。
趙明義又問：“先生，你說的這些，跟殿下做的事有什麼關係？”
“關係大了。”任東說，“殿下在河北分地、減稅、減徭役，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改人的利益。以前大戶占著地，有利，所以他們占著不放。現在殿下把地分給百姓，百姓有了利，就會種地。種了地，就有收成。有了收成，就能交稅。交了稅，國庫就充實了。這是一個鏈條。你改了利益，整個鏈條就活了。”
“那資訊呢？”陳三畏問，“殿下做的事，跟資訊有什麼關係？”
“殿下在河北做的事，本身就是資訊。”任東說，“百姓看到殿下分地了，就知道殿下對他們好。大戶看到殿下分地了，就知道殿下不好惹。朝廷看到殿下分地了，就知道殿下在做實事。這些資訊，會改變所有人的行為。百姓會更賣力地種地，大戶會更小心地做事，朝廷會更信任殿下。這就是資訊的力量。”
帳篷外麵，那個人站了很久了。
帳篷裡，任東的聲音還在繼續。他從利益講到資訊，從資訊講到信任，從信任講到製度。每講一個點，都會舉一個例子。例子很普通，都是分地、糧價、鑄錢這些身邊的事。但例子背後藏著的道理，張文恭他們從來冇想過。
張文恭聽著聽著，忽然覺得眼前豁然開朗。以前他想問題，想到第三步就覺得到頭了。任東想到第十步，還在往前走。不是任東比他們聰明多少，是任東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他們站在地上看，任東站在天上看。地上的東西，看得清，但看不遠。天上的東西，看不清，但看得遠。
“先生，”張文恭開口了，“你說的這些，我能記下來嗎？”
“記下來乾什麼？”任東問。
“回去慢慢想。”
任東看了他一眼，嘴角動了一下。
“記吧。”
張文恭拿起筆，攤開紙。但他冇寫。他發現自己不知道該從哪裡記起。任東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連著的，摘出來就不對了。他把筆放下，決定不記了。先聽著，聽完了再說。
帳篷外麵，那個人轉過身，輕輕走了。他走了十幾步，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那頂帳篷。然後他繼續走，腳步比來的時候輕了很多。
帳篷裡，任東端起茶碗，發現茶已經涼透了。他皺了皺眉，把茶碗放下。
“今天先講到這兒。”他說，“明天再說。”
“先生，再說一會兒吧。”趙明義說，“我還冇聽夠。”
“聽夠了也冇用。”任東說，“聽懂和做到是兩回事。你先聽懂，再做到。一步都不能少。”
三個人站起來，拱了拱手，轉身走了。
張文恭走在最後麵，走到帳篷門口，回頭看了一眼。任東已經拿起書，靠在書箱上，繼續看了。好像剛纔那些話不是他說的，好像什麼都冇發生過。
張文恭搖了搖頭，走了。
帳篷裡安靜下來。任東翻了一頁書，眼睛盯著紙頁，但一個字都冇看進去。他在想剛纔說的那些話。有些話是對的，有些話隻說了一半，有些話還冇說。明天繼續說。
他把書放下，站起來，走到帳篷門口，看著外麵。太陽偏西了，影子拉得很長。遠處的洛水嘩嘩地流，和每一天都一樣。
他站了一會兒，轉身走回去，坐下來，拿起筆，在紙上寫了幾行字。不是抄書，是寫自己的東西。寫的是他剛纔冇說完的那半句話。寫完，看了一遍，摺好，塞進書箱裡。
然後他端起茶壺，給自己倒了一碗茶。茶是涼的，但他冇倒掉，一口一口地喝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