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遠山來店裡上班的第一天，是12月16日。
上海還在下雨，連綿不斷的冬雨把南京西路的梧桐樹淋得濕透，光禿禿的枝丫上掛著水珠，在路燈下亮晶晶的。
宋遠山比王濤到得還早——王濤八點到店的時候，他已經站在門口了，撐著一把黑色的長柄傘，穿著一件深藍色的棉質夾克，手裡拎著一個帆布袋。
“宋師傅，你怎麼這麼早？”
“習慣了。以前在茂名南路，我每天七點半到店。”
王濤開了門，兩個人走進去。宋遠山把帆布袋放在工作區旁邊的一張空桌子上——那是王濤昨晚特意加的一張工作台，跟王濤的並排放著，一樣的高度，一樣的寬度，桌麵上鋪著一樣的灰色氈布。
宋遠山從帆布袋裡一樣一樣地往外拿東西。一把裁縫剪，德國產的，跟王濤那把是同款，但用了很多年，刀刃磨得比王濤的還亮。一把打版尺，竹製的，包漿溫潤，摸上去像玉。幾支鉛筆、一塊橡皮、一個針線盒、一本翻得起了毛邊的筆記本。
他把這些東西在工作台上擺好，每一樣都放在固定的位置——裁縫剪在右手邊，打版尺橫放在桌麵上方，鉛筆和橡皮在右上方，針線盒在左上方。筆記本翻開，放在打版尺旁邊。
王濤看了一眼，心裡想：這是一個有規矩的人。
爺爺是九點到店的。他拄著柺杖從後門進來，看到宋遠山坐在新工作台前整理麵料，停下腳步，看了他幾秒。
“宋師傅？”
“老爺子好。”宋遠山站起來，微微欠了欠身。
爺爺擺了擺手，示意他坐下。然後他走到自己的小桌子前——那張桌子在兩位工作台的後麵靠牆的位置，比工作台矮一些，上麵鋪著一塊藍色的棉布，放著老花鏡、麵料檢驗記錄本和一盞檯燈。
“宋師傅，你以前在茂名南路做什麼？”爺爺坐下來，戴上老花鏡。
“什麼都做。男裝、女裝、旗袍、西裝，客人來什麼就做什麼。”
“最擅長什麼？”
“西裝。”
爺爺點了點頭。
“那你以後主做男裝，店裡的男裝訂單越來越多，王濤一個人忙不過來。你做西裝做了這麼多年，比我強。”
宋遠山看了王濤一眼。
王濤點了點頭：“爺爺說得對。宋師傅，以後店裡的西裝和中山裝交給你。旗袍和禮服我來做。如果有客人指定要你做，也可以。”
“好。”
從那天起，店裡的工作節奏變了。
以前隻有王濤一個人做衣服，一個月七件，不帶刺繡。現在多了宋遠山，他一個月能做五件西裝或中山裝，不帶刺繡。兩個人加在一起，一個月十二件——這個數字聽起來不大，但對於定製衣服來說，已經是一個相當可觀的產量了。
但王濤最在意的不是數量，是宋遠山做衣服的方式。
宋遠山做西裝的時候，整個人的狀態都不一樣。他坐在工作台前，先把麵料鋪平，用手掌從布麵上慢慢撫過去，感受麵料的經緯走向。然後他拿起打版尺，在紙樣上畫線——每一根線條都是一筆畫成，中間不停頓，不修改。
他的動作不快，但每一步都很準確。畫線、裁剪、縫合、熨燙，每一個環節都有固定的節奏。
王濤在旁邊看著，覺得像是在看一個老琴師彈一首彈了無數遍的曲子——沒有多餘的動作，也沒有遺漏的動作，每一個音符都在它該在的位置上。
“宋師傅，你做西裝多久了？”
有一天中午吃飯的時候，王濤問他。
“二十年。前八年是在老家跟師傅學的，後十二年在茂名南路自己做。”
“你師傅是誰？”
宋遠山沉默了一會兒。
“我師傅姓陳，寧波人。紅幫裁縫的傳人。他在老家開了一個小鋪子，做了四十年。我是他最後一個徒弟。”
紅幫裁縫。王濤在太爺爺的手稿裡見過這個詞。中國西裝製作的鼻祖，發源於寧波，在上海灘興盛，做中國第一套西裝的就是紅幫裁縫。
“陳師傅還在嗎？”
“不在了。前年走的。走之前我去看他，他說了一句話——‘遠山，你做衣服的手藝比我好，但你的心比我急。’”
宋遠山說到這裡，停了很久。
“我當時不明白他說的‘心急了’是什麼意思。直到看到你做的旗袍，我才明白。我做西裝的時候，想的是把版型做準、把線條做好、讓客人滿意。但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件衣服穿在一個人身上，那個人會有什麼感覺。”
王濤沒有接話。
爺爺在後麵慢悠悠地說了一句：“你師傅是明白人。”
“是。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
“不晚。”爺爺說，“你才四十二，再做二十年沒問題。二十年，能做很多件好衣服。”
宋遠山看著爺爺，點了點頭。
下午的時候，三個人經常坐在一起討論。
有時候是討論一個版型。宋遠山拿出一件西裝的紙樣，說這個肩線的角度他調了三次，總覺得還是差一點。
王濤看了看，建議他試試把肩寬收窄兩毫米，同時把袖籠的深度增加半厘米。宋遠山試了試，果然服帖了很多。
“為什麼是兩毫米？”他問。
“因為你的客人左肩比右肩高一毫米半，但你的紙樣是按標準尺寸打的。收窄兩毫米，剛好能平衡這個落差。”
宋遠山在本子上記下來。
有時候是討論一種麵料。爺爺拿著一塊新到的羊毛麵料，對著光看了看，說這塊料子的緯線織得太鬆，做西裝穿幾個月會變形。宋遠山接過來摸了摸，點了點頭，說退回去換一批。
“老爺子，您這眼睛比驗布機還準。”宋遠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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