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1月19日。肯辛頓寓所。晨。
塞繆爾醒來時，窗外天還冇亮。
他躺著，看著天花板。右手伸進背心口袋——懷錶還在。鉛筆還在。
那支兩便士的鉛筆，光光的，還冇用過。
他坐起來。走到書桌前。翻開筆記本。
昨天寫給托馬斯·奧布萊恩的信，還在窗台上。和貝殼並排。
他拿起信，讀了一遍。第二頁末尾那段——
“那些離開愛爾蘭的人——他們離開的時候，知道自己正在被套利嗎？”
他把信放下。
重新拿起筆。在那段下麵加了一行：
“如果他們知道，會多要兩便士的船票價嗎？”
寫完了。他看著這行字。
然後劃掉。劃了三道，看不清了。
上午九點，他去寄信。
郵局在肯辛頓高街，步行十二分鐘。他走得很慢。路上有馬車駛過，有報童在喊“愛爾蘭饑荒最新訊息”，有穿黑大衣的先生們匆匆走過。
他站在郵局門口，看著手裡的信封。
托馬斯·奧布萊恩先生，都柏林港務局統計處，都柏林，愛爾蘭。
他把信遞進視窗。
職員接過，稱重，貼郵票，扔進待發信袋。
塞繆爾站在視窗，看著那封信躺在袋子裡，和幾十封彆的信混在一起。
職員問：先生，還有事嗎？
塞繆爾：冇有。
他轉身走了。
那封信會到都柏林。三週後會有回信。這是郵局告訴他的時間。
他需要等三週。
1880年1月20日—1月31日。等待的第一週。
塞繆爾每天早晨八點起床。早餐。翻看布思調查的舊記錄。計算利物浦碼頭週薪與愛爾蘭收成的理論滯後區間。
他算出三個版本：三週、四周、五週。
哪個是對的，要等資料到了才知道。
他每天下午三點去巴林銀行，查閱貼現市場利率的日度資料。職員把數字抄給他，他覈對，簽字，離開。
冇有人問他這些數字用來做什麼。
巴林不在倫敦。去了巴黎。
1月25日，塞繆爾收到莫蘭的信。信封無姓名，字跡稚拙，郵戳東區。
信寫在一張包裝紙背麵：
“博士：
碼頭新來一批愛爾蘭人。週薪降了2便士。工頭說下週還要降。
這是您說的‘資訊’嗎？
——T.M.”
塞繆爾讀完，放在桌上。
他冇有回信。
但他把信疊好，放進公文包夾層。
那天晚上，他坐在書桌前，把莫蘭的信拿出來，又讀了一遍。
“這是您說的‘資訊’嗎？”
他在信紙邊緣寫：
“是資訊。但不是全部資訊。”
寫完了。他看著這行字。
然後劃掉。
把信放回公文包。
1月28日，他去白教堂。
不是調查。是走。
他從肯辛頓坐馬車到金融城，然後步行向東。過了倫敦橋，街道開始變窄，空氣開始變重，煤灰開始落在衣領上。
他走到1879年他第一次遇見莫蘭的那個碼頭。
倉庫還在。吊車還在。跳板還在。
工人還在裝卸貨物。有人扛麻袋，有人推車，有人站在邊上等活。
他站在倉庫門口，那個他站過七分鐘的位置。
泰晤士河灰濛濛的。對岸的倉庫灰濛濛的。天灰濛濛的。
他站了十二分鐘。
莫蘭今天不在。
他走了。
回程路上，他路過白教堂聖保羅教堂。門口坐著一個男孩，七八歲，穿改小的粗布院服，在數地上的碎玻璃。
男孩抬頭看了他一眼。
他停下腳步，看了三秒。
男孩低頭繼續數。
他繼續走。
五年後他會知道這個男孩的名字。現在他隻是看見——這孩子數數的時候，嘴唇在動，像在念什麼。
2月1日—2月8日。等待的第二週。
塞繆爾開始失眠。
不是睡不著。是睡著之後，總是在三點四十七分醒來。
他試過調整茶的時間。試過睡前散步。試過不算賬。
三點四十七分，準時醒。
醒了就躺著，看天花板。或者坐起來，走到窗邊，看外麵的黑暗。
煤氣燈一盞一盞，很遠。
2月3日，他收到巴林的短箋。從巴黎寄來的。
“博士：
都柏林的資料還冇到？
巴黎的貼現率比倫敦低0.3%。這有用嗎？
——E.B.”
塞繆爾回信：
“巴林先生：
貼現率差異有用。但需要知道為什麼低。是資金過剩，還是需求萎縮？
資料冇有上下文，隻是數字。
——S.W.”
他把信寄出去。然後想起，巴林問的是“都柏林的資料還冇到”。
他回的是貼現率。
2月5日，他去皇家統計學會圖書館，查閱愛爾蘭農業部的舊報告。
1879年馬鈴薯收成預估——比前五年均值下降41%。這是他知道的。
但他想找更早的資料。1878年。1877年。看看歉收之前，愛爾蘭人在做什麼。
圖書館員幫他找出1878年的報告。1877年的。1876年的。
他坐在閱覽室，一頁一頁翻。
1876年：收成正常。1877年：收成正常。1878年：收成正常。
1879年：下降41%。
他合上報告。
愛爾蘭人冇有預警。他們冇有提前知道。他們隻有歉收之後的反應。
他想起自己那封信裡的話——有一個劍橋的人在寫信給都柏林，計算他們到達的日期。
先知和禿鷲的區彆是什麼。
他合上報告。放回書架。離開。
2月7日，他又收到莫蘭的信。
“博士：
週薪又降了1先令。工頭說還要降。
弟兄們問：是誰讓愛爾蘭人來的？
——T.M.”
塞繆爾讀了三遍。
他把信放下。走到窗邊。窗外是肯辛頓的夜晚。煤氣燈，馬車，穿大衣的行人。
冇有人問“是誰讓愛爾蘭人來的”。
冇有人知道碼頭工人的週薪在降。
他回到書桌前。拿起那支兩便士的鉛筆。
在莫蘭的信紙邊緣寫：
“不是誰讓的。是土豆冇長出來。”
寫完了。他看著這行字。
這不是答案。但這是他唯一能給的。
他冇有劃掉。
他把信疊好，放回公文包。和第一封一起。
1880年2月9日。等待的第三週。
下午三點，塞繆爾從巴林銀行回到寓所。
門房遞給他一個包裹。都柏林郵戳。托馬斯·奧布萊恩寄的。
他站在門廳，拿著包裹。
重量不重。不像是厚厚的資料冊。
他上樓。進門。把包裹放在桌上。
他冇有立刻開啟。
他走到窗邊，站了一會兒。窗外，天快黑了。
他回到桌前。拆開包裹。
裡麵是一封信，和一本薄薄的手抄冊。
信是奧布萊恩寫的，兩頁。
“韋斯特萊克博士：
您要的資料附後。過去三年愛爾蘭主要港口出港人數月度統計，按目的地分類（利物浦、格拉斯哥、波士頓、紐約）。
這些資料從未公開出版。是我手下職員從船票登記冊上一行一行抄出來的。
您說您會用這些資料做兩件事：套利，和記住。
我懂記住。
所以附上另一份東西：1878-1879年，愛爾蘭移民兒童的識字率統計。
也是手抄的。也是從未公開。
也許有人需要知道，這些孩子離開之前是什麼樣子。
——托馬斯·奧布萊恩
又及：您問‘該不該告訴他們’。
我妻子說：您問了彆人不問的問題，這就是答案的一半。
另一半在您自己手裡。”
塞繆爾讀完信。
他把信放下。開啟那本手抄冊。
第一頁：1878年1月，都柏林港出港人數——利物浦，847人；格拉斯哥，312人；波士頓，229人；紐約，417人。
第二頁：1878年2月——利物浦，793人；格拉斯哥，287人……
他翻到最後一頁。1879年12月，都柏林港出港人數——利物浦，1723人；格拉斯哥，584人；波士頓，633人；紐約，1108人。
他翻到附冊。移民兒童識字率統計。
7-12歲，能讀寫的比例：1878年，31%；1879年，27%。
冇有解釋為什麼下降。
冇有解釋下降意味著什麼。
隻有數字。
他把兩本冊子放在桌上。並排。
窗外，天完全黑了。煤氣燈亮了。
他站起來，走到窗邊。從口袋裡掏出懷錶。七點三十三分。
他把懷錶放回去。走回書桌前。坐下。
拿起那支兩便士的鉛筆。翻開筆記本。寫：
1880年2月9日。都柏林資料抵達。
驗證階段開始。
預期滯後時間：3-6周。
需要交叉驗證的資料：
利物浦碼頭週薪周度記錄（莫蘭可提供）
倫敦貼現市場利率日度資料（巴林銀行可提供）
預計完成時間：兩至三週。
他寫完了。把鉛筆放下。
然後拿起奧布萊恩的信，又讀了一遍。
“另一半在您自己手裡。”
他合上信。開啟左邊第三個抽屜。放進去。和母親的遺信並排。
關上了。
他拿起那本識字率統計，翻開第一頁。
1878年，7-12歲，能讀寫的比例——31%。
1879年，27%。
四十七個孩子裡，少了一個能讀寫的。
是男孩還是女孩？去了利物浦還是波士頓還是紐約？後來用上這個能力了嗎？
冊子上冇寫。
他把冊子放在窗台上。和貝殼並排。
貝殼是母親去世前一年在多佛爾海邊撿的。她一輩子冇見過海，那是唯一一次。
這冊子上的孩子，要跨過海。
他站在窗邊，看著這兩樣東西。
貝殼。識字率統計。
一個從海邊來。一個要去海邊。
這些孩子裡，有冇有人會像他一樣，在成年後的某個夜晚，對著窗台上的某樣東西，想起離開之前的事？
冇有記錄。
但他記著了。1878年，31%能讀寫。1879年，27%。
這是他能為他們做的事。
十一點整。他從口袋裡掏出懷錶，上弦。一圈，兩圈，三圈。
錶盤裂紋在煤氣燈下，像三條河。
他把懷錶放回去。
窗台上的識字率統計，封皮暗灰色。貝殼泛著暗白色的光。
他坐了一會兒。
然後拿起那支兩便士的鉛筆，在筆記本最後一頁寫：
1880年2月9日。資料到了。
明天可以開始算了。
他寫完，把鉛筆放回口袋。
窗外，黑暗裡，什麼都冇有。
他在等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