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北京教堂的回聲
一七O五年四月十日，澳門聖保祿學院。
多羅在畢方濟神父的房間裡，麵對著一扇朝向北方的小窗。窗外是澳門的屋頂和海麵，但畢方濟的目光卻彷彿穿透了這一切，望向某個遙遠的地方。
「您問利瑪竇神父？」畢方濟的聲音蒼老而悠遠，「我從未見過他。我來中國時，他已經去世三十年了。但我見過和他一起傳教的人，聽過他們講述他的故事。那些故事，我講了一輩子，至今仍然覺得，每一次講，都有新的感悟。」
他站起身，走到一個櫃子前，開啟櫃門，從裡麵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件衣服。
那是一件中國儒生的長袍——深藍色的綢緞，寬大的袖子，盤扣從領口斜著延伸到腋下。衣服已經褪色，袖口和領邊有磨損的痕跡，但被儲存得極其仔細，冇有一絲褶皺。
「這是……」多羅屏住了呼吸。
「利瑪竇神父穿過的一件儒服。」畢方濟輕輕撫摸著衣料，眼神變得無比柔和，「一五九五年，他在南昌第一次穿上這樣的衣服。在此之前，他一直穿僧袍，因為日本人把傳教士當成僧人。但到了中國後，他發現，在這裡，僧人的地位很低，真正受尊重的是讀書人，是儒生。」
他將儒服展開，舉到多羅麵前：「您看看這布料，這剪裁，這盤扣。和任何一位中國士大夫穿的衣服冇有區別。利瑪竇神父穿上它，不是偽裝，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發自內心地尊重中國的文化。他認為，要傳播福音，首先要成為中國人可以接受的人。」
多羅伸出手，輕輕觸控那件衣服。布料已經變得柔軟而脆弱，彷彿隨時都會碎裂。但透過那薄薄的綢緞，他彷彿能感受到一個世紀前，那位先驅者穿著它行走在中國大地上的身影。
「他在南昌待了三年。」畢方濟繼續說，「那三年裡，他做了三件事：學習中文，研讀四書五經，結交士人朋友。他用兩年時間，把《四書》翻譯成了拉丁文。他說，要想讓中國人理解我們的經典，我們首先要理解他們的經典。」
他把儒服小心地放回櫃中，關上櫃門，轉身對多羅說：「特使大人，您知道利瑪竇神父最讓我敬佩的是什麼嗎？」
多羅搖頭。
「是他從不認為自己比中國人高明。」畢方濟說，「他來中國時，已經是一位博學的學者，精通神學、哲學、數學、天文學。但他冇有居高臨下地教導中國人，而是虛心學習中國的學問。他在給歐洲的信中寫道：『中國人的智慧，在許多方麵不亞於歐洲人。他們的經典，蘊含著深刻的道理。我們不應該試圖用歐洲的標準衡量中國，而應該尋找兩種文明的契合之處。』」
多羅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剛剛抵達澳門時的困惑——那種麵對陌生文明的惶惑，那種不知如何判斷的猶豫。而利瑪竇，在整整一百年前，就已經找到了答案。
「您能給我講講他的故事嗎？」多羅問，「從頭講起。」
畢方濟點點頭，走到窗前，望著窗外的天空。他的目光變得悠遠，聲音也變得飄渺，彷彿在召喚一個逝去已久的靈魂。
「那要從一五八三年說起……」
第二節：肇慶的初遇
一五八三年，廣東肇慶。
那一年，利瑪竇三十一歲。他和同伴羅明堅從澳門出發，歷經千辛萬苦，終於獲準在肇慶定居。這是自方濟各·沙勿略在上川島去世三十一年後，歐洲傳教士第一次被允許進入中國內地。
畢方濟的聲音在房間裡迴蕩，將多羅帶回到那個遙遠的年代。
「那時的肇慶，是兩廣總督的駐地，也算是南方的重鎮。利瑪竇神父和羅明堅神父在城西租了一間房子，把它改造成了一座小教堂。為了不引起中國人的反感，他們冇有把教堂建得像歐洲的那樣宏偉，隻是簡單地掛了十字架，擺了幾尊聖像。」
多羅閉上眼睛，彷彿看見了那間簡陋的小屋，看見了年輕的利瑪竇穿著從澳門帶來的僧袍，笨拙地向中國人行禮。
「他們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語言。」畢方濟說，「利瑪竇神父在中國待了二十八年，一直到死，都在學習中文。他剛到肇慶時，中文水平還不很好，不時靠手勢和圖畫與人深入交流。但他有一個天賦——過目不忘。他每天花十幾個小時背漢字，三個月後，就能用簡單的中文對話了。」
「一年後，他第一次用中文寫了一本書——《交友論》。那本書收集了西方賢哲關於友誼的論述，用中文寫成，文筆優美，道理深刻。中國的士人讀了，大為驚奇，說『西來之人，竟能通我華夏文字，知我華夏道理』。」
多羅心中湧起一陣敬佩。用一年時間掌握一門全新的語言，還能寫出讓中國士人讚賞的文章，這需要怎樣的毅力和天賦？
「但真正讓他站穩腳跟的，不是語言，不是書籍，而是另一件東西。」畢方濟轉過身，目光落在桌上的一個物件上。
那是一幅地圖的複製品——《坤輿萬國全圖》。
「您知道這是什麼嗎？」畢方濟問。
多羅當然知道。這幅地圖是利瑪竇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他進入中國宮廷的敲門磚。他走近細看——地圖上用中文標註著五大洲、四大洋，歐洲、非洲、亞洲、美洲一應俱全。在當時的中國，這還是前所未見的東西。
「中國的士人相信『天圓地方』，相信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四周是大海，海中有一些零星的小島，住著蠻夷之人。」畢方濟說，「利瑪竇神父給他們看這幅地圖，告訴他們，世界遠比他們想像的大，中國隻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很多同樣文明的國度。有些人聽了，勃然大怒，說他胡說八道，妖言惑眾。但也有些人聽了，大為驚奇，開始思考這個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
他指著地圖上的一個小點：「您看，這是肇慶。利瑪竇神父在這幅地圖上，把中國畫在了中間偏左的位置，而不是像歐洲地圖那樣畫在邊上。因為他知道，中國人接受不了『中國不是世界中心』的說法。他妥協了，為了讓他們先接受這幅地圖，接受這個世界比他們想像的大這個事實。」
多羅凝視著地圖，心中湧起一陣複雜的情緒。妥協？這真的是妥協嗎？還是為了讓真相更容易被接受的智慧？
「特使大人，」畢方濟說，「您知道利瑪竇神父在肇慶那幾年，最痛苦的是什麼嗎？」
多羅搖頭。
「是孤獨。」畢方濟輕聲說，「他身邊冇有一個歐洲同胞可以交談，冇有一個可以傾訴的物件。他每天和中國人說話，用中國話思考，用中國字寫書，甚至用中國的方式行禮。但他心裡知道，他終究不是中國人。他在給歐洲的信中寫道：『我常常夢見家鄉的教堂，夢見童年的夥伴，醒來時，淚濕枕巾。』」
多羅心頭一震。他想起自己在海上那些夜晚，想起麵對風暴時的恐懼，想起站在船頭望著漁火時的孤獨。他纔來了幾個月，而利瑪竇，在中國待了整整二十八年。
「但他堅持下來了。」畢方濟說，「因為他相信，這是上帝的旨意。」
第三節：南昌的儒服
一五九五年，江西南昌。
利瑪竇在這裡做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決定——脫下僧袍，穿上儒服。
「您知道為什麼嗎？」畢方濟問。
多羅想了想：「因為在中國，僧人的地位不高？」
畢方濟點頭：「是的。利瑪竇神父發現，在中國真正受尊重的是讀書人，是那些飽讀詩書、參加科舉、為官理政的儒生。僧人雖然也受尊重，但隻在寺廟裡，在普通百姓中。士大夫階層看不起僧人，認為他們是無父無君、不事生產之人。」
他走到書桌前，從抽屜裡取出一本泛黃的書籍，遞給多羅。那是一本《四書章句集註》，扉頁上有一行娟秀的拉丁文小字：「不解此書，不足以談中國。」
「這是利瑪竇神父在南昌時讀的書。」畢方濟說，「他每天淩晨三點起床，研讀四書五經。他說，中國人做學問，講究『溫故而知新』，一本書要讀上百遍，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他也這樣做，一遍一遍地讀，一遍一遍地抄，直到那些經典爛熟於心。」
多羅翻開書頁，隻見上麵密密麻麻寫滿了批註——有拉丁文的翻譯，有對中國人思想的理解，有與中國經典對比的思考。每一個字都透露出這位傳教士的用心和虔誠。
「穿上儒服後，利瑪竇神父開始以『西方儒者』的身份交遊。」畢方濟繼續說，「他拜訪當地的官員、學者、名流，和他們談論學問，談論道德，談論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他用中國的經典解釋基督教的教義，說『天主』就是中國古書中的『上帝』，說『愛上帝』就是『事天』，說『愛人如己』就是『仁者愛人』。」
他頓了頓，聲音變得低沉：「有人指責他曲解教義，把基督教變成了儒學的附庸。但利瑪竇神父說，這不是曲解，是詮釋。他說，真理隻有一個，但表達真理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中國人用『仁』表達愛，用『義』表達正義，用『禮』表達秩序，這和基督教的教義並不矛盾。為什麼不可以用他們的語言，講述我們的真理？」
多羅沉默著，心中反覆咀嚼著這句話。真理隻有一個，表達方式可以有很多種。這，就是利瑪竇路線的精髓嗎？
「在南昌那幾年，利瑪竇神父寫了另一本書——《天主實義》。」畢方濟走到書架前，取下一本同樣泛黃的書籍，「這是他用中文寫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第一次係統地向中國人闡述基督教的教義。」
他翻開書頁，念道：「『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注曰：不言後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不可二，何獨省文乎？』」
他抬起頭，看著多羅：「特使大人，您聽懂了嗎？利瑪竇神父在這裡引用《中庸》，引用朱熹的註解，證明中國古人就知道『上帝』。他不是在否定中國的經典，而是在中國的經典中尋找基督教的影子。他讓中國人覺得，原來我們的古人就知道這個道理，原來這個『西來之教』和我們自己的傳統並不矛盾。」
多羅接過那本書，翻開閱讀。利瑪竇的文字優美流暢，引經據典，處處透露出對中國經典的熟悉和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他彷彿不是在向中國人傳教，而是在和他們探討共同的真理。
「這本書在當時引起了轟動。」畢方濟說，「許多士人讀了，都說『西儒利瑪竇，真我道中人』。他們開始對基督教產生興趣，開始思考這個『西來之教』和他們自己的傳統究竟是什麼關係。」
他嘆了口氣：「但也是這本書，埋下了後來爭論的種子。因為利瑪竇神父用了『上帝』這個詞，用了中國經典中的概念。後來的反對者說，這是混淆視聽，是把基督教的上帝降格為中國古書中的神。他們要求必須用『陡斯』這個音譯詞，以示區別。」
多羅心頭一震。原來，譯名之爭的源頭，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