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還是那間熟悉的會議室。
灰色的牆壁，深色的長桌，桌麵上的水杯和資料夾擺放得整整齊齊。日光燈管在天花板上發出均勻的、慘白的光，把每一個人的臉都照得纖毫畢現。牆上的大螢幕黑著，像一隻閉著的、巨大的、沉默的眼睛。林嶽峰坐在會議桌的最上首，麵前攤著一杯沒動過的茶，茶葉沉在杯底，水麵上沒有一絲熱氣。他旁邊坐著方振國，搓手指的動作比平時快了很多，指節搓得發白，像在計算一道永遠算不完的題。
我和趙遠航坐在長桌的另一側。門在我身後關上的時候，我聽到那聲悶響，和幾個月前第一次走進這間會議室時一模一樣。但今天空氣裏的東西不一樣了。不是緊張，緊張是熱的，會讓人的手心出汗、後背發緊。今天空氣裏的東西是冷的，冷得像天津港十一月的海風，冷得像太平洋中心那片海域深處兩千五百米以下的水。
大螢幕亮了。
紅色的，醒目的，一個巨大的標誌，正在緩緩移動。螢幕上是太平洋的衛星海圖，深藍色的背景上標注著大陸的輪廓、島嶼的位置、國際日期變更線、各國的專屬經濟區邊界。在那個畫麵的正中央，在北緯十度、東經一百四十度附近——落日計劃原來的位置——那個標誌已經不在那裏了。它離開了。它正在向西移動。速度不快，在衛星圖上幾乎看不出它在動，但右下角的資料框裏，經緯度的數字在一點一點地變化。每一秒都變一點，每一分鍾都變一點，每一小時都變一點。從東經一百四十度到一百三十九度，從一百三十九度到一百三十八度。從北緯十度到十一度，從十一度到十二度。它在往西，往北。它在往龍國的方向移動。
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林嶽峰沒有說話。他隻是坐在那裏，麵前那杯茶已經徹底涼了，茶葉沉在杯底，一動不動。方振國的手不搓了，指節僵在那裏，白得沒有血色。趙遠航推了推鼻梁——那裏什麽都沒有，他的眼鏡早就不在了，但他的手指精準地落在了鼻梁上，像落在了一個他摸了無數次的、已經不存在了的開關上。
我盯著螢幕上那個紅色的標誌，看著它一點一點地、不可逆轉地、像一顆被發射出去了就再也收不迴來的炮彈，向龍國的方向移動。我的聲音從喉嚨裏擠出來，幹澀的，沙啞的，像是被十一月的海風吹了一整夜之後發出來的聲音。
“漂亮國想幹嘛？過來不怕送死嗎？”
林嶽峰沒有立刻迴答。他看著螢幕上那個紅色的標誌，看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他不會迴答了。久到方振國的手指又開始搓了起來，搓得比剛才更快，更用力，指節搓得咯咯響。
他開口了。聲音很平靜，平靜得像在念一份天氣預報，像在會議室裏對著衛星照片講解敵我態勢，像在電話裏對五角大樓的羅伯特·凱勒說“龍國不會接受一個由某個國家單方麵控製的全球能源命脈”。但我聽到了那種平靜下麵的東西。那不是平靜，那是被壓住了的、被鎖死了的、被一層又一層的紀律和理性和“大局為重”裹住了的、不讓它翻湧上來的——另一種東西。
“不知道。”
他停了一下。
“但是漂亮國有天幕。天幕一旦啟動，龍國根本沒有辦法打進去。”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沒有變，語調沒有變，臉上的表情也沒有變。但他的眼睛變了。那雙在會議室裏冷得像深海兩千五百米以下的水的眼睛，此刻裏麵有東西在慢慢地、慢慢地結冰。不是那種從外麵凍進去的冰，是從裏麵長出來的，從眼球的深處、從瞳孔的背後、從某一個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的、最冷的、最硬的、最不肯妥協的地方，長出來的冰。
我拍了一下桌子。手掌砸在深色的木質桌麵上，發出一聲沉悶的、厚重的、像炮彈出膛之前的最後一聲悶響。桌麵上的水杯跳了一下，杯蓋碰著杯沿，發出一聲細碎的、清脆的、像冰裂開一樣的聲響。
“喪心病狂。”
這四個字從我牙縫裏擠出來的時候，是熱的。滾燙的。像一百三十六年前“龍鯨”號的魚雷發射管開啟時湧進來的那股海水，像致遠號的主炮在甲午海戰中連續發射了太多次之後、炮管燒得通紅時的那種熱。我的手還按在桌麵上，掌心的麵板被震得發麻，但我沒有收迴來。我就那麽按著，按著那張冰冷的、深色的、映著日光燈慘白光芒的桌麵，像按著一顆還在跳動的、滾燙的、不肯停下來的心髒。
林嶽峰站了起來。他的椅子在地板上滑了一下，發出一聲低沉的、短促的摩擦聲。他走到螢幕前麵，站在那個紅色的、正在移動的標誌旁邊。他的影子投在海圖上，投在太平洋的深藍色背景上，投在那條從東經一百四十度到一百三十八度、從北緯十度到十二度的、正在向西、向北、向龍國方向延伸的路線上。
“我們的時間不多了。”他的聲音從螢幕前麵傳來，背對著我們，我看不到他的表情，隻看到他的背影——筆直的，硬邦邦的，像一棵被種在這間會議室裏的、不會彎的、但也沒有葉子的樹。
“也許他會在天津附近某個地方停下來。那裏處於地震帶，地殼最薄。”他的手抬起來，指在海圖上的一個位置。那個位置離天津港不遠，離我們第一次登上飛艇的碼頭不遠，離致遠號現在停泊的博物館不遠。那片海域的水不深，海底的地形他熟悉，趙遠航熟悉，我也熟悉。一百三十六年前，“龍鯨”號從那裏駛出去，駛向了黃海，駛向了甲午海戰，駛向了一道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什麽、在哪裏、由什麽力量開啟的傳送門。
“這不是落日計劃的問題了。這是侵犯主權。”他的聲音終於有了起伏。不是那種大的、明顯的、可以被稱之為“憤怒”或者“激動”的起伏，而是一種微小的、幾乎察覺不到的、像一根繃得太久的鋼絲終於發出了一個它不該發出的、走調的、顫抖的音符。
“雖然漂亮國的天幕很貴，每一秒都是幾百萬美金。但是隻要天幕不關，我們也束手無策。”他的手從海圖上放下來，垂在身側，手指微微蜷曲著，像剛才還抓著什麽東西，但現在那東西已經不在了。
時間過得很快。
漂亮國人的落日計劃，起初還是地平線上的一個小點。天津港的工人們最先發現的——那天清晨，在東邊的海麵上，在太陽剛剛升起來的地方，在金色的、溫暖的、鋪滿了碎金一樣的陽光的海天線上，有一個小小的、灰色的、像一根針尖一樣的影子。他們以為是船，以為是遠洋貨輪的桅杆，以為是海市蜃樓，以為是自己的眼睛花了。但那不是船，不是桅杆，不是海市蜃樓，不是眼花。那是落日計劃的鑽探塔的塔尖。
它一天比一天大。第一天是一個針尖，第二天是一根火柴棍，第三天是一根鉛筆，第四天是一根旗杆。站在天津港的碼頭上，不用望遠鏡，用肉眼就能看到它。灰色的，金屬的，直直的，從海麵上伸出來，伸向天空，像一根被釘在海底的、不會動的、不會彎的、不會倒的鋼針。它的頂端有紅色的航空警示燈，在夜晚的時候一閃一閃的，像一顆懸在海麵上的、不會落下去的、冰冷的、紅色的星。
現在，站在整個天津港，都能完整地看見那一根直衝幾百米高的塔尖。不需要站在碼頭上，不需要站在防波堤上，不需要站在任何高處。站在街上就能看到。站在居民區的樓下就能看到。站在商場門口、站在學校操場、站在醫院走廊的窗戶前麵——隻要抬頭往東邊看，就能看到它。幾百米高的塔尖，灰黑色的，在天空的背景下像一道被誰用鉛筆狠狠地、用力地、畫在紙上、畫了就不打算擦掉的、粗重的、深深的線。塔身上有燈，白天不亮，到了晚上就亮起來，一排一排的，從塔底一直亮到塔頂，像一棵被放大了幾萬倍的、被種在海裏的、不會結果的、隻有鋼筋和混凝土和金屬的聖誕樹。塔頂的那盞紅燈在有節奏地閃爍，明，滅，明，滅，明，滅——像一顆還在跳動的、從太平洋中心被移植到了龍國家門口的、不肯停下來的心髒。
整個天津港都在看著它。碼頭的工人站在集裝箱堆場旁邊，仰著頭，手搭在額頭上，眯著眼睛看。漁船上的漁民站在船頭，手裏還攥著漁網，忘了撒。致遠號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站在那艘傾斜著的、沉默著的、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鐵甲艦的甲板上，站在那麵還在飄動的龍旗下麵，看著東邊的海麵上那個灰黑色的、幾百米高的、不屬於這個時代的塔尖，沒有說話。鄧世昌站在新型戰艦的艦橋上，那條戰艦停泊在致遠號旁邊的碼頭上，他的新軍裝是深藍色的，合身的，有軍銜標識的，他的左腿不瘸了，走路、跑步、上下樓梯，和二十歲的年輕人沒有任何區別。但此刻他站在那裏，手扶著艦橋的欄杆，手指攥得很緊，指節泛白，他看著東邊的海麵，看著那個灰黑色的、直衝幾百米高的塔尖，看著那盞在晨霧中還在有節奏地閃爍的紅色的燈。他沒有說話。他就那麽站著，站在一條2130年的、深藍色的、有相控陣雷達和垂直發射係統和電磁炮的龍國新型戰艦的艦橋上，看著那個從太平洋中心一路移動過來的、在天津港的東邊停下來的、處於地震帶、地殼最薄的、漂亮國的落日計劃的鑽探塔，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致遠號的艦橋上看著吉野號一樣。
海麵上沒有風。但塔尖上的那盞紅燈在閃。明，滅，明，滅，明，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