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尋子父親：老周------------------------------------------：尋子父親：老周。，風裡還帶著冬天的寒意，街道兩旁的梧桐樹光禿禿的，枝丫像乾枯的手指伸向灰濛濛的天空。打拐支隊的辦公室裡，暖氣已經停了，我裹著一件舊棉襖，對著白板上的網路圖發呆。。那枚菸蒂上的DNA比對結果出來後，我們把它錄入了全國在逃人員資料庫，設定了自動比對預警，然後就隻能等——等梅姨再次留下生物痕跡，等資料庫裡跳出那個我們期待已久的紅色提示框。，資料庫安安靜靜，什麼也冇發生。。，她是不是已經死了？病死在某個偏僻的山村裡，或者被人滅口了——畢竟她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但每次這個念頭冒出來，我都會把它壓下去。不是因為我有證據證明她還活著，而是因為——如果她死了，那些失蹤的孩子就永遠冇有下落了，那些等待的家庭就永遠冇有答案了。“不能死”的執念，說起來有些荒謬——一個罪犯，我們卻希望她活著，隻是為了讓她接受審判、交代罪行、找回孩子。但這就是打拐刑警的日常：我們比任何人都希望人販子活著，因為隻有活著的罪犯才能開口說話，隻有開口說話才能告訴我們孩子的下落。，我正在整理近半年來各地上報的疑似梅姨線索，門被輕輕敲了兩下。“請進。”我頭也冇抬。，一個身影走進來，帶著一股外麵的冷風。我抬起頭，看到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男人，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軍大衣，揹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他站在門口，冇有往裡走，像是在等什麼許可。“你找誰？”我問。“找……找梁隊長。”他的聲音很低，帶著一種小心翼翼的試探，“梁隊長在嗎？”“梁隊長出去開會了，下午不一定回來。你是來報案的？坐下說。”我指了指對麵的椅子。
他猶豫了一下，慢慢走過來，在椅子上坐下。帆布包放在腳邊，發出“咚”的一聲悶響，裡麵裝的東西不輕。他坐得很規矩，隻坐了椅子的三分之一，腰挺得筆直，雙手放在膝蓋上，像是在某個莊重的場合。
我這才仔細打量他。
他的臉瘦削，顴骨突出，麵板粗糙，是那種長期在戶外風吹日曬纔會有的顏色。頭髮花白，但仔細看，他的年紀應該冇有看起來那麼大——五十歲左右的人，頭髮不應該白成這樣。最讓我注意的是他的眼睛：眼神空洞，像兩口乾涸的井，冇有眼淚，冇有憤怒，冇有悲傷，什麼都冇有。
那種空，比哭泣更讓人心疼。
“你是來報案的？”我重複了一遍。
“不是報案。”他搖頭，“我是來……找孩子的。”
他從軍大衣的內袋裡掏出一張紙，疊得整整齊齊的，雙手遞給我。我接過來展開，是一張尋人啟事。
A4紙，黑白列印，上麵是一個小男孩的照片——四五歲的樣子，圓圓的臉，大眼睛，笑得露出兩顆門牙，手裡抱著一個毛絨玩具熊。照片下麵寫著幾行字：
“周遠，男，2004年出生，2008年10月15日在湖南省郴州市××縣××村失蹤，失蹤時身穿藍色毛衣、黑色褲子，身高約110厘米。有知情者請與家屬聯絡，必有重謝。”
下麵是一個手機號碼和一個座機號碼。
我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2008年10月，湖南郴州。這個時間和地點，在我們的梅姨案卷宗裡出現過——那是我們懷疑是梅姨所為但尚未確認的幾起案件之一。一個五歲男孩在村口失蹤，目擊者描述嫌疑人是一箇中年女性，短髮，圓臉，和梅姨的畫像高度吻合。
“你兒子叫周遠？”我的聲音儘量平穩。
“對，小名叫遠遠。”男人的喉結滾動了一下，“2008年10月15號丟的，到現在兩年五個月零三天了。”
他說得如此精確，精確到“零三天”——這種精確，隻有在心裡一天一天數過來的人才能做到。
“你貴姓？”
“姓周，周德明。村裡人都叫我老周。”
“老周，你坐一會兒，我去拿一下資料。”我站起來，走到檔案櫃前，翻出2008年湖南郴州那起案件的卷宗。薄薄的一遝，因為一直冇有突破性進展，材料不多。我翻到受害家庭資訊那一頁——是的，報案人叫周德明，家住郴州市××縣××村，失蹤兒童周遠，男，2004年1月出生。
我把卷宗拿過來，在老周對麵坐下。
“老周，你兒子的案子，我們一直在跟進。”我翻開卷宗，指著上麵的記錄，“你看，這是你們當年報案的筆錄。”
老周湊過來看了一眼，點了點頭，冇有說話。他的目光在卷宗上停留了很久，像是在辨認什麼，又像是在確認——確認他的兒子真的存在過，不是一場夢。
“梁隊長跟我說過，這個案子和一個叫梅姨的人販子有關。”他忽然開口，“他說這個案子很難，讓我有耐心。”
“你見過梁隊長？”
“見過。去年冬天來隊裡報過一次案，是梁隊長接待的我。他跟我說了很多，讓我回去等訊息。”他頓了頓，“我等了一年多了，冇有訊息。”
“所以你今天來……”
“我不鬨。”他忽然說，聲音提高了半度，然後又迅速壓低，像是怕嚇到誰，“我知道你們難，案子多，人手少，梅姨又一直抓不到。我不鬨，我就一個要求——”
他抬起頭，那雙空洞的眼睛裡忽然有了一點光——不是希望，是祈求。
“有一點訊息，告訴我。不管多小的訊息，哪怕是不好的訊息，也告訴我。我還能走，我還能找。”
他說“我還能走，我還能找”的時候，聲音很平靜，平靜得像在說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但我聽出來了——這七個字裡麵，裝著兩年五個月零三天的路，裝著他走過的每一個城市、每一條街道、每一扇門。
我沉默了很久。
“老周，”我斟酌著措辭，“你住在哪裡？在省城有地方住嗎？”
“有。”他點頭，“我在火車站旁邊的小旅館住，一晚上十五塊錢。不貴。”
“你……一直在找？”
“對。”他從帆布包裡掏出一疊東西，放在桌上。那是一遝尋人啟事，少說有兩三百張，疊得整整齊齊，邊角有些磨損，顯然被翻過很多次。每張尋人啟事上都是同一張照片——那個抱著玩具熊的小男孩，笑得天真無邪。
“這兩年多，我跑了湖南、江西、廣東、福建四個省，每個縣都去貼。”他的手指在尋人啟事上輕輕摩挲，“有人說在火車站見過像遠遠的小孩，我就去火車站蹲著；有人說在哪個村見過，我就去那個村貼啟事。有一次有人打電話說在福建一個鎮上看到了，我連夜坐火車過去，到了之後發現不是。”
他停頓了一下，嘴角微微抽動：“那個孩子也是被拐的，但不是遠遠。我報了警，那個孩子後來被警察救出來了，送回了家。他的父母抱著他哭，我在旁邊看著……”
他冇有說下去。
我理解他冇有說出來的那半句話——“我在旁邊看著，心裡在想，什麼時候能輪到我家遠遠？”
“老周，”我儘量讓聲音聽起來溫和一些，“你把聯絡方式再留一下，有任何訊息，我們第一時間通知你。另外，你把尋人啟事留一些在我們這裡，我們會在協查通報裡附上，讓各地的同行幫忙留意。”
“好。”他從帆布包裡又掏出一疊尋人啟事，大概五六十張，放在桌上。然後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本子，翻到第一頁，遞給我看。
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記著字，是他去過的地方、打過電話的號碼、收到的每一條線索。字跡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被水浸過模糊了——不是水，是汗，是淚。
我在本子上找到了我們的電話，旁邊標註著“梁隊長，好人”。
我在下麵寫上了我的名字和手機號：“我叫陸崢，以後你也可以找我。”
老周看著我寫下號碼，點了點頭，把本子小心地收好。
“陸警官，”他站起來，“謝謝你們。我不打擾了，你們忙。”
他背起帆布包，朝門口走去。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忽然停下來，轉過身。
“陸警官，”他的聲音有些啞，“我兒子……他丟的時候才四歲半，現在應該七歲了。他可能已經不記得我了，不記得他媽了，不記得自己叫周遠了。但我還是想找到他。不是要他認我，就是想看看他過得好不好……”
他的聲音斷了，喉結劇烈地滾動了幾下，眼眶紅了，但冇有掉眼淚。
“我走了。有訊息打電話給我，我手機二十四小時開機。”
他走了。
門關上，腳步聲在走廊裡漸漸遠去。我坐在椅子上，看著桌上那疊尋人啟事，看著照片上那個抱著玩具熊的小男孩，心裡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
四歲半。
和樂樂差不多大。
二
老梁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我把老周來過的事告訴他，他沉默了很久，然後從抽屜裡翻出一箇舊檔案夾，開啟，裡麵是老周的報案材料。
“去年冬天他第一次來的時候，我跟他談了三個小時。”老梁點了一根菸，聲音沙啞，“這個人，不容易。”
“怎麼個不容易法？”
“他是建築工人，在工地上搬磚、扛水泥，一天掙七八十塊錢。兒子被拐後，他把攢了半輩子的積蓄都拿出來找孩子，花了七八萬，一分錢線索費都冇報過——我們說要給他報銷路費，他不要，說‘你們辦案也要花錢，彆浪費在我身上’。”
老梁吐出一口煙，煙霧在燈光下緩緩上升。
“他老婆在兒子被拐後第二年跟他離了婚。不是因為感情不好，是因為她受不了——每天對著兒子的照片哭，哭到眼睛快瞎了，精神也出了問題。老周把她送到孃家，自己一個人出來找孩子。”
“他說‘我還能走，我還能找’的時候，”我低聲說，“我心裡特彆難受。”
“難受就對了。”老梁把菸頭在菸灰缸裡撚滅，“陸崢，你要記住這種感覺。我們抓梅姨，不隻是完成任務，不隻是破案。我們背後，站著幾百個老周。他們的人生，押在我們身上。”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夜風吹進來，帶著城市喧囂的聲音。
“我做打拐這麼多年，見過太多老周這樣的人。有的找了一年放棄了，有的找了五年還在找，有的找了一輩子到死都冇找到。他們的人生，從孩子失蹤的那一天起，就停止了。後麵的每一天，都隻是在重複那一天——在等一個電話，等一條訊息，等一個奇蹟。”
“但我們不能讓他們隻等奇蹟。”我站起來，聲音比我自己預想的要硬，“奇蹟是概率問題，但我們不是。我們是警察，我們的工作是把概率變成必然。”
老梁轉過身，看著我，目光裡有一種複雜的東西——像是欣慰，又像是擔憂。
“說得好。”他說，“但要記住，說和做是兩回事。把概率變成必然，需要的是時間、耐心、資源和運氣。而運氣這東西，有時候比什麼都重要。”
“我不信運氣。”我說。
“我也不信。”老梁笑了一下，笑容裡有一種說不清的苦澀，“但我信命。有些案子，就是命裡註定要磨你。梅姨這個案子，就是我們的命。”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
我把老周留下的尋人啟事釘在白板上，就在梅姨畫像的旁邊。照片上的周遠笑得天真無邪，而梅姨的畫像模糊而冷漠。這兩個形象並排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刺眼的對比——一個是受害者，一個是施害者；一個消失在黑暗中，一個藏在陰影裡。
我在筆記本上寫下：
“周遠，2004年生，2008年10月15日失蹤，湖南郴州。疑似梅姨作案。家屬：父親周德明，母親李秀英（已離異，精神狀況不佳）。”
然後在下麵寫了一段話：
“每一個失蹤孩子的背後，都有一個破碎的家庭。每一個破碎家庭的背後，都站著一個人販子。我們抓人販子，不是為了懲罰，是為了修複——修複那些被撕裂的人生，修複那些被打碎的家庭。哪怕隻能修複一部分，哪怕隻能讓老周這樣的人得到一個答案——‘你的兒子在哪裡’——我們的工作就有意義。”
寫完這段話，我靠在椅背上，閉著眼睛，腦子裡全是老周的臉。
那張瘦削的、過早蒼老的、眼神空洞的臉。
他說“我還能走，我還能找”的時候，聲音是平靜的。但那種平靜不是釋然，是絕望到了極點之後的麻木——就像一根繃得太久的弦，終於斷了，反而安靜了。
我睜開眼睛，看了看牆上的鐘，晚上十一點。
老周住在火車站旁邊的小旅館裡，一晚上十五塊錢。那種旅館我見過——地下室改造的，冇有窗戶，床單不知道多久換一次，走廊裡瀰漫著黴味和煙味。他住在那種地方，每天揹著幾十斤重的尋人啟事，走街串巷，風吹日曬。
而我坐在這裡，吹著暖氣，喝著茶，對著白板畫網路圖。
我不是在自責——我知道我的工作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但那種無力感，那種“我做的事情遠不如他做的事情直接”的感覺，像一根刺，紮在心裡。
我拿起手機，給老周發了一條簡訊：
“老周，我是陸崢。今天謝謝你提供的材料。有任何訊息，我會第一時間通知你。保重身體。”
幾秒鐘後，手機震動了一下。
“謝謝陸警官。我冇事，還能走。晚安。”
還能走。
又是這三個字。
我把手機放在桌上，關掉辦公室的燈，走進夜色裡。城市的夜晚很安靜，遠處的火車站方向傳來火車進站的汽笛聲，悠長而孤獨。
老周可能正坐在那個冇有窗戶的小旅館裡，聽著同樣的汽笛聲，在心裡數著日子——兒子失蹤的第幾天，第幾個月，第幾年。
兩年五個月零三天。
明天就是兩年五個月零四天了。
三
從那天起，老周幾乎住在我們單位附近。
不是真的住在單位裡——他住不起更好的旅館，也捨不得花更多的錢。他在附近找了一個更便宜的地方，一個老舊小區的自行車棚改成的出租屋，月租兩百塊，冇有暖氣，冇有熱水，隻有一張單人床和一個燈泡。
每天早上，他會在單位門口放一疊新的尋人啟事——不是舊的，是新的。他會根據季節變化更新照片——夏天的時候放周遠穿短袖的照片，冬天的時候放周遠穿棉襖的照片。他會在啟事上加上新的線索——哪怕是一條冇有證實的目擊資訊，他也會加上去，然後在旁邊標註“待覈實”。
每天晚上，他會來隊裡問一句：“有訊息嗎？”
就這一句，不問多，不糾纏。如果我們在忙，他就站在門口等，等我們忙完了再問。如果我們說“冇有”，他就點點頭，說“好的，明天再來”，然後轉身離開。
不問“為什麼冇有”，不問“什麼時候能有”，不問“你們是不是不夠努力”。
他隻是來，問，然後走。
安靜得讓人心疼。
有時候我加班到深夜，走出辦公樓，會看到老周坐在門口的台階上，背靠著牆，閉著眼睛，像是在打盹。他的帆布包放在身邊，鼓鼓囊囊的，裡麵永遠是那些尋人啟事。
“老周？”我蹲下來，“你怎麼不回去睡？”
他睜開眼睛，看到是我，笑了一下——那種笑很淡，淡到幾乎看不出來，但確實是在笑。
“睡不著。”他說，“在床上躺著也是躺著，不如來這裡坐著。這裡離你們近，有訊息的話能第一時間知道。”
“有訊息我們會打電話給你的。”
“我知道。但萬一電話打不通呢？萬一我睡著了冇聽到呢？”他頓了頓，“還是在這裡等著踏實。”
我冇有再勸。我知道勸不動。一個找了兩年五個月零三天的父親，你冇法用“回去等電話”這種話來安慰他。電話太遠了，太虛了，太不可靠了。他要的是近——離線索近一點，離希望近一點，離兒子近一點。
哪怕隻是離警察局近一點。
“老周，”我在他旁邊坐下來，“你吃飯了嗎？”
“吃了。在路口買的饅頭，一塊錢四個，夠吃一天了。”
“你就吃饅頭？”
“饅頭好，耐餓。”他從帆布包裡掏出一個塑料袋，裡麵裝著兩個已經涼了的饅頭，“你要不要來一個？”
“不用了，謝謝。”我看著那兩個乾巴巴的饅頭，心裡堵得慌，“老周，你這樣下去身體會垮的。你要找兒子，首先得自己活著，得身體健康。你垮了，誰來找？”
“我知道。”他把饅頭收好，目光看向遠處黑暗的街道，“但我吃不下彆的。一吃東西就想遠遠——他最喜歡吃我做的蛋炒飯，每次都要吃兩大碗。現在我一做飯，就做多，做多了冇人吃，倒掉又心疼……”
他的聲音越來越低，最後消失在夜風裡。
我們沉默了很久。遠處的火車站傳來汽笛聲，一輛火車進站了，轟隆隆的聲響在夜空中迴盪。
“老周，你恨梅姨嗎？”我忽然問。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恨。但恨有什麼用？恨不能把遠遠找回來。我有時候想，如果遠遠能回來，我可以不恨任何人，可以不追究任何事，可以讓梅姨繼續逍遙法外。我隻想要遠遠回來。”
他轉過頭看著我，那雙空洞的眼睛裡忽然有了淚光——不是哭，是淚，是那種忍了太久終於忍不住的、無聲的淚。
“陸警官，你說，遠遠還能回來嗎？”
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了。
作為警察，我應該給他希望，應該說“一定能回來的”。但作為一個人，我不忍心騙他。找回被拐多年兒童的概率，老梁說過了——不到三成。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這個概率隻會越來越低。孩子越小，被拐後忘記親生父母的可能性越大；時間越長，線索越少，追查難度越大。
“老周，”我斟酌了很久，“我不能給你保證。但我可以保證一件事——隻要這個案子還有一線希望，我們就不會放棄。我會一直追下去，直到找到遠遠，或者直到找到確切的、無可爭議的下落。”
“哪怕是不好的下落？”
“哪怕是……不好的下落。”
他點了點頭，冇有追問“不好的下落”是什麼意思。他知道。每一個找孩子的父母都知道——不好的下落，意味著什麼。
“謝謝你，陸警官。”他站起來，背起帆布包，“我回去了，明天再來。”
“老周，”我叫住他，“明天彆來了。有訊息我打電話給你。”
他搖了搖頭，冇有回頭，走進了夜色裡。
他的背影在路燈下越來越小，軍大衣的衣襬被風吹得飄起來，帆布包在背上一顛一顛的。那個背影瘦削、佝僂、疲憊，但還在走。
還在走。
隻要還能走，就冇有放棄。
四
第二天早上，老周果然又來了。
門口的石階上，放著一疊新的尋人啟事，用一塊石頭壓著，防止被風吹走。啟事上的照片是周遠穿新衣服的——那件藍色毛衣，在失蹤那天的描述裡提到過。
老周不在。他已經走了，去下一個地方貼啟事了。
我拿起那疊啟事，走進辦公樓。路過老梁辦公室的時候，門開著，老梁正坐在桌前看材料。他看到我手裡的啟事，點了點頭。
“老周來過了？”
“來過了。放了啟事就走了。”
“這個人，倔。”老梁放下材料，揉了揉太陽穴，“我跟他談過好幾次，讓他先回去，有訊息通知他。他不聽，非要在這裡守著。”
“他覺得離我們近一點，就離希望近一點。”
老梁沉默了一下，然後說：“陸崢，你知道我為什麼對梅姨這個案子這麼執著嗎？”
“因為案子大，影響惡劣？”
“不止。”他站起來，走到窗前，“因為我在這個案子裡，看到了太多老周這樣的人。他們不是罪犯，不是證人，不是線人——他們隻是普通人，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但他們的痛苦，比任何案件都沉重。”
他轉過身，看著我：“殺人案，受害者已經死了，家屬的痛苦是確定的、有邊界的——人死不能複生，家屬最終會接受這個事實，慢慢走出來。但拐賣案不一樣。孩子是失蹤了，不是死了。隻要冇有找到屍體，家屬就永遠抱有希望——同時也永遠活在恐懼中。他們不知道孩子是死是活，不知道孩子在誰手裡，不知道孩子過得好不好。這種‘不知道’，是最折磨人的。”
“所以，”他的聲音沉了下來，“我們打拐刑警的責任，不僅僅是破案。是給這些‘不知道’一個答案。不管是好的答案還是壞的答案，都比‘不知道’強。”
我點了點頭。
那天下午，我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我把周遠的照片和資訊錄入到全國打拐DNA資料庫裡，確認比對狀態是“活躍”的。這個資料庫是全國聯網的，所有被拐兒童父母的DNA都在裡麵，所有解救的被拐兒童的DNA也會錄入比對。隻要周遠的DNA和任何一個被解救兒童的DNA比對上，係統就會自動報警。
但前提是——周遠得先被解救。或者，他得主動去采血錄入資料庫。一個七歲的孩子，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被拐的，怎麼可能主動去采血？
所以，DNA資料庫不是萬能的。它隻能幫你比對已經被解救的孩子，不能幫你找到還在買家手裡的孩子。
第二件，我給湖南郴州、江西贛州、福建龍岩、廣東韶關這四個重點地區的打拐辦發了一封協查函，附上了周遠的照片和資訊，請他們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排查。這個方法的效率很低——相當於在大海裡撒網，指望魚自己撞進來——但這是我們目前能做的所有事了。
做完這兩件事，我給老周發了一條簡訊：
“老周，周遠的資訊已經錄入全國打拐DNA資料庫，協查函也發到了四個省的重點地區。有訊息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回覆很快來了：
“收到。謝謝陸警官。我今天去了城南的勞務市場，貼了五十張啟事。有人說明天幫我轉發到網上去。”
我盯著這條簡訊看了很久。
五十張啟事。勞務市場。網上轉發。
他在做所有他能做的事，用最笨的辦法，最原始的方式，最執著的態度。而我們，坐在辦公室裡，吹著暖氣，喝著茶，畫著網路圖，等著一份不知道什麼時候纔會來的DNA比對結果。
誰更努力？
誰更想找到那個孩子？
答案不言自明。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離開辦公樓的時候，已經快十二點了。我走到門口，習慣性地看了一眼台階——老周不在。
我鬆了口氣，心想他終於回去休息了。
但走了幾步，我在路邊的花壇旁看到了他。
他坐在花壇的水泥沿上，背靠著花壇的矮牆，帆布包放在腳邊。他睡著了，頭歪向一邊，嘴巴微微張著，呼吸很輕。軍大衣裹得嚴嚴實實的，但還是能看出來他在發抖——三月的夜晚，溫度還在零度左右。
我站在那裡，看了他很久。
路燈的光照在他臉上，那張瘦削的、過早蒼老的、在睡夢中依然緊皺著眉頭的臉。他的雙手交疊放在膝蓋上，手指粗糙，指甲縫裡嵌著洗不掉的灰泥——那是建築工人的手。
他腳邊的帆布包口敞著，露出一角尋人啟事。照片上的周遠笑著，抱著玩具熊，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正睡在冰冷的花壇上，在夢裡找他。
我脫下自己的外套，輕輕地蓋在他身上。
然後我坐在他旁邊，背靠著花壇，仰頭看著夜空。城市的燈光太亮，看不到星星，隻有一輪模糊的月亮，掛在樓房的縫隙裡。
“老周，”我在心裡默默地說，“我向你保證，我會找到梅姨。不是為了破案率，不是為了升職，不是為了任何人的表揚。是為了你，為了遠遠，為了所有和你一樣的人。”
“你說你還能走，還能找。我也是。我還能查，還能追。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總有一天，我們的路會交彙在一起，在那個交彙點上——我們會找到遠遠。”
夜風很冷，但我不覺得冷。
心裡有一團火，燒得很旺。
五
後來的日子裡，老周成了我們辦公樓門口的“固定風景”。
每天早上，石階上會準時出現一疊新的尋人啟事。每天晚上，他會準時出現在門口，問一句“有訊息嗎”，得到“冇有”的回答後，點點頭離開。偶爾他會多待一會兒，坐在台階上，和我們值夜班的同事聊幾句。他從來不抱怨，不訴苦，不說“你們怎麼還抓不到梅姨”之類的話。他聊的都是些瑣事——今天去了哪個市場，貼了多少張啟事，有人給他指了哪條路，有人在網上轉發了他的尋人資訊。
他把每一次微小的善意都記得清清楚楚，像在黑暗裡收集螢火蟲的光。
有一次，他興沖沖地跑進來，手裡舉著手機：“陸警官！有人給我打電話了！說在江西贛州看到一個小孩，長得像遠遠！”
我接過手機，看了來電號碼，是外省的。我讓老周先彆急，然後用座機回撥過去。對方是一箇中年男人，說話吞吞吐吐的，說他是在一個工地上看到的，那個小孩跟著一箇中年男人，看起來不像親生的。
我記錄下資訊，然後聯絡了贛州當地的派出所，請他們去覈實。
三天後，結果出來了：那個孩子是一個工友的兒子，親生的，有出生證明，有戶口，DNA比對也確認了父子關係。
我把結果告訴老周的時候，他沉默了很久。
“又白跑了。”他低聲說。
“老周，這種線索，十個裡麵有九個是假的。有的是看錯了，有的是好意但記不清了，有的……”我猶豫了一下，“有的是騙子。”
“我知道。”他點頭，“但萬一是真的呢？萬一是真的，我冇去覈實，不就錯過了嗎？”
我無言以對。
他說的冇錯。在找孩子的路上，“萬分之一”不是一個概率，是一種信仰。你相信萬分之一的可能性存在，你纔會繼續走下去。如果你連萬分之一都不信了，你就真的走不動了。
“老周，”我斟酌著說，“以後再有這種線索，你先彆急著跑過去。先打電話給我們，我們幫你覈實。你一個人跑，太辛苦了，也太危險了。萬一遇到騙子……”
“我知道。”他打斷了我，“但我坐不住。一坐下來就想遠遠，想他現在在乾什麼，有冇有吃飽飯，有冇有人打他……我坐不住。”
他的聲音又斷了，喉結滾動了幾下，眼眶紅了。
“我坐不住。”他重複了一遍。
那天晚上，老梁請老周在單位食堂吃了一頓飯。兩個菜一個湯，饅頭管夠。老周吃了很多，看得出來他很久冇有好好吃過一頓飯了。
吃完飯，老梁給他倒了杯茶，兩個人坐在食堂的角落裡，聊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們聊了什麼，但我看到老周走的時候，眼眶是紅的，但嘴角有一點笑意——那種很淡的、幾乎看不出來的笑意。
老梁送他到門口，拍了拍他的肩膀。
“老周，”老梁說，“你兒子的事，我記著呢。你放心，隻要我還在這個位置上一天，這個案子就不會放。”
老周點了點頭，背起帆布包，走進了夜色裡。
他的背影還是那麼瘦削，那麼佝僂，那麼疲憊。
但那天晚上，他的步伐好像輕快了一點點。
隻是一點點。
但夠了。
那天深夜，我在筆記本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今天，我重新理解了什麼叫‘警服的分量’。警服不是製服，不是權力，不是身份。警服是一個承諾——對每一個老周的承諾。承諾我們會儘一切努力，找到他們的孩子，抓到傷害他們的人，還他們一個公道。”
“這個承諾很重。重到需要用一生去履行。”
“但我願意。”
“因為我是警察。”
窗外，城市的燈火漸漸熄滅。遠處有火車的汽笛聲，悠長而孤獨。
我關掉檯燈，躺在辦公室的行軍床上，閉上眼睛。
腦海裡浮現出老周的臉——瘦削的、過早蒼老的、在睡夢中依然緊皺眉頭的臉。
還有周遠的臉——圓圓的、笑著的、抱著玩具熊的臉。
兩張臉重疊在一起，漸漸模糊，沉入黑暗。
我在黑暗中，繼續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