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起現場:空蕩的巷口------------------------------------------：第一起現場：空蕩的巷口，距離我入職打拐支隊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我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撲在了梅姨案的卷宗梳理上。三十多起疑似案件的卷宗被我翻來覆去地看了不知多少遍，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記滿了分析筆記。老梁說我已經成了全支隊對梅姨案最熟悉的人，連他有時候都要問我某個細節在卷宗的哪一頁。，熟悉卷宗和抓到真人是兩回事。卷宗裡的梅姨是一個由文字和照片拚湊出來的影子，模糊、殘缺、不可捉摸。我需要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會留下痕跡的梅姨。。，下午三點多，我正在辦公室裡比對兩起案件的作案路線圖，老梁的手機突然響了。他接起來，聽了不到三十秒，臉色就變了。“什麼時候的事？”他的聲音壓得很低，但我能聽出裡麵有一股繃緊的弦。，老梁“嗯”了兩聲，然後掛掉電話，站起來就開始穿外套。“走，出現場。”“什麼案子？”“鄰市郊區，一個五歲男孩在村口失蹤。二十分鐘前接到的報警。”他一邊說一邊往門外走，“目擊者描述嫌疑人——中年女性，短髮，花襯衫，先給孩子糖，再帶走。特征，完全對上梅姨。”。，不是線索覈查，是正在發生的案件。梅姨可能剛剛在幾十公裡外帶走了一個孩子，如果我們動作夠快，也許能在她轉移之前截住她。。
老梁的車是一輛老款桑塔納，車齡比我的歲數都大，發動機的聲音像哮喘病人。他從車庫裡把車開出來的時候，排氣管噴出一股黑煙，我拉開車門坐進去，安全帶還冇繫好，車就躥了出去。
“坐穩了。”老梁麵無表情地說，一腳油門踩到底。
桑塔納發出痛苦的嘶吼，衝出了刑偵總隊的大門。
車窗外飛速倒退的城市景象像一條冇有儘頭的光軌。老梁開車的風格和他的性格一樣——不花哨，不廢話，但狠。他超車的時候從不猶豫，紅燈隻要確認安全就闖，方向盤在他手裡像是長在身上的器官。
我抓緊了車門上方的把手，心跳得很快。不隻是因為車速，更多的是因為腎上腺素。
第一次出現場。
第一次麵對真正的梅姨。
“第一次出現場，怕不怕？”老梁忽然問，眼睛依然盯著前方的路。
“不怕。”我聲音有點緊。
老梁斜了我一眼，嘴角微微動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歎氣。“嘴硬。你手心全是汗，當我冇看見？”
我下意識地在褲子上擦了擦手。
“怕就對了。”他收回目光，繼續開車，“我乾了十一年，每次出現場之前都怕。不是怕危險，是怕——怕來不及。”
“來不及什麼？”
“來不及救那個孩子。”他頓了頓，“還有，怕到了現場之後，什麼都做不了。”
我冇說話。車窗外是初冬灰濛濛的天，路邊的楊樹光禿禿的，像一排排伸向天空的手指。
從省城到鄰市郊區，正常車程要一個半小時。老梁用了不到一個小時。
我們到達現場的時候，當地派出所已經把巷口封鎖了。
那是一個典型的城鄉結合部——村口有一條水泥路，兩邊是自建房，高高低低，外牆貼著不同顏色的瓷磚。巷子深處是密密麻麻的老房子，有的已經冇人住了，窗戶黑洞洞的，像空洞的眼眶。
巷口拉起了警戒線，幾個派出所的民警在維持秩序。圍觀的人群不多，大多是附近的村民，臉上帶著驚恐和好奇交織的表情。
老梁把車停在路邊，下車後徑直走向警戒線。我跟在後麵，儘量讓自己的步伐顯得沉穩。
一個穿著警服的年輕人迎上來，是當地派出所的副所長，姓劉，三十出頭，臉色發白，顯然壓力很大。
“梁隊，辛苦了。”他和老梁握了握手，聲音有些發抖，“現場我們已經保護起來了，但……您也知道，這種地方，監控幾乎冇有，目擊者也隻有一個，還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
“孩子父母呢？”老梁打斷了他。
“在村委會。孩子的母親……情緒很不穩定。”
“先帶我去現場。”
劉副所長帶我們走進巷子。巷子很窄，隻能容兩個人並排走，地麵是粗糙的水泥，有些地方裂開了縫，長著枯黃的野草。兩邊的牆壁斑駁陸離，貼著各種小廣告——辦證的、搬家的、治性病的。頭頂是密密麻麻的電線，像一張黑色的網。
走了大概兩百米，劉副所長停下來，指著一個岔路口。
“就是這兒。下午兩點四十分左右，孩子一個人在巷口玩，他母親在巷子口的小賣部裡買東西。據目擊者說，一箇中年女人從巷子裡走出來，蹲下來跟孩子說了幾句話，給了孩子一顆糖，然後牽著孩子的手往巷子深處走了。孩子冇哭冇鬨，像是認識那個女人。”
“目擊者在哪？”
“在那邊。”劉副所長指了指巷口的一個板凳，“是個老太太，七十多了，耳朵不好使，眼睛也花。她說她當時在門口曬太陽，看到一個女人牽著孩子走過去，冇太在意。後來聽到孩子母親在喊，才知道出事了。”
老梁蹲下來，仔細看著地麵。我也蹲下來，順著他的目光看去。
地麵很粗糙，腳印、車轍、垃圾混雜在一起，幾乎不可能提取到有價值的痕跡。而且已經過去了將近兩個小時，圍觀的人、出警的人、村民，已經把現場踩得麵目全非。
“監控呢？”老梁問。
“有一個。”劉副所長指了指巷口上方的一個攝像頭，“是村裡自己裝的，畫質很差，而且角度隻能拍到巷口的一部分。我們已經把錄影調出來了，技術人員在分析。”
“帶我去看。”
我們跟著劉副所長到了村委會。村委會是一棟兩層的舊樓，一樓大廳裡擠滿了人——民警、村乾部、聞訊趕來的村民。最角落裡，一個女人癱坐在地上，哭聲已經沙啞了，像一隻被掐住喉嚨的鳥。
那是孩子的母親。
她三十出頭的樣子，穿著一件褪色的紅色棉襖，頭髮淩亂，臉上全是淚痕。她身邊蹲著兩個女人，應該是她的鄰居或親戚，在低聲安慰她，但冇有任何作用。她的眼睛直直地看著地麵，嘴裡不停地重複著一句話：
“我就轉身拿個錢的工夫……就轉身拿個錢的工夫……”
一個男人站在她旁邊，紅著眼，雙手握拳，指甲嵌進掌心的肉裡。那是孩子的父親，一個瘦高的莊稼漢，麵板黝黑，手上全是老繭。他冇有哭，但他的沉默比任何哭泣都讓人心碎。
老梁走過去，在女人麵前蹲下來。他的動作很慢，很輕，像是在靠近一隻受傷的動物。
“大姐，我是市刑偵總隊的，我叫梁海東。”他的聲音很平和，“我向你保證，我們會儘一切努力找到你的孩子。”
女人抬起頭，用紅腫的眼睛看著老梁。那一瞬間，我在她眼睛裡看到的不是感激，不是希望，而是一種近乎瘋狂的祈求——那種把所有希望都押在你身上、如果你失敗了她就活不下去的祈求。
“警察同誌，求你們……”她的聲音像碎玻璃，“我就這一個孩子……他還那麼小……他才五歲……”
老梁握住她的手，冇有說話。他的手很大，很粗糙，煙燻得發黃的手指緊緊地包住女人冰涼的手。那個畫麵持續了大概十秒鐘，然後老梁站起來，走到男人麵前。
“你是孩子的父親？”
“是。”男人的聲音低沉，像是從胸腔裡擠出來的。
“孩子叫什麼？”
“李浩宇。小名叫樂樂。”
“什麼時候發現孩子不見的？”
“兩點四十五左右。”男人的喉結滾動了一下，“我老婆在小賣部裡買東西，樂樂在門口玩。她轉身拿錢包，大概就十幾秒的工夫，回頭人就不見了。她以為孩子跑遠了，在附近找了十幾分鐘冇找到，纔給我打電話。我從工地上趕回來，又找了半個小時，然後報了警。”
“孩子在巷口玩，你們放心？”
男人沉默了一下，嘴角抽動了一下：“那條巷子我們住了三年了，樂樂從小就在那兒玩。街坊鄰居都認識，從來冇出過事。”
老梁點了點頭，轉身對劉副所長說：“把監控錄影給我看。”
村委會的辦公室裡，一台老舊的電腦螢幕上播放著巷口監控的錄影。畫麵是黑白的，畫素極低，像是隔著一層毛玻璃在看世界。畫麵的左上角顯示著時間，右下角是一棵歪脖子樹，在風中微微搖晃。
技術人員把時間調到下午兩點三十五分。
畫麵裡，巷口空蕩蕩的，偶爾有一兩個行人經過，都是模糊的影子。兩點三十八分，一個穿著紅色棉襖的女人出現在畫麵邊緣——那是孩子的母親，她走進了巷口的小賣部。
兩點四十分，一個穿藍色棉襖的小男孩出現在畫麵裡。他蹲在巷口的地上，好像在撿什麼東西。從畫麵的角度看不到他的臉，隻能看到一個小小的身影。
兩點四十一分，一個身影從巷子深處走出來。
那是一個成年女性，中等身材，短髮，穿著一件花襯衫。她走到小男孩身邊，蹲下來。從監控的角度隻能看到她的背影，看不到臉。
她和小男孩說了幾句話——從畫麵上看不出說了什麼，但小男孩站了起來，仰頭看著她。
然後，她從口袋裡掏出什麼東西，遞給孩子。孩子接過來，放進了嘴裡。
糖。
這個細節讓我心裡一緊。
她站起來，伸出手。小男孩猶豫了一下——從畫麵上看，他確實猶豫了一下，小小的身體微微向後傾了一下——但最終，他把手伸了出去。
那個女人牽著他的手，轉身走向巷子深處。
小男孩跟著她走了。冇有回頭。
兩點四十二分，兩個身影消失在巷子的儘頭。
整個過程，不到兩分鐘。
老梁反覆看了這段錄影十幾遍。每一遍都停頓在不同的幀上，試圖從模糊的畫麵中提取更多資訊。但錄影的畫質實在太差了，除了能看出嫌疑人是個短髮女人、穿著花襯衫之外，冇有任何可識彆的特征。
“把這段錄影拷下來，帶回總隊做影象增強。”老梁對技術人員說，然後轉頭看我，“你怎麼看？”
我盯著螢幕上定格的畫麵——那個女人牽著小男孩消失在巷子儘頭的背影——沉默了幾秒，說：“她很熟練。從接近到帶走，不到兩分鐘。她冇有在監控範圍內停留，全程背對鏡頭，顯然是刻意規避。”
“還有呢？”
“還有……”我想了想，“她冇有使用交通工具。她是步行把孩子帶走的，說明她的落腳點可能就在附近。或者，她有人在巷子另一頭接應。”
老梁點了點頭，冇有說話，但他的眼神告訴我，我的分析及格了。
二
接下來的三天三夜，我們幾乎冇合過眼。
老梁把全隊的人都調過來了。我們分成三組：一組負責走訪排查，一組負責追蹤監控，一組負責技術分析。我被分在走訪排查組，和兩個老民警一起，對巷子周邊方圓兩公裡內的所有住戶、商鋪、攤販進行地毯式排查。
這個活聽起來簡單，做起來能把人逼瘋。
你要敲開每一扇門，麵對每一張臉，重複同樣的問題：“今天下午兩點到三點之間，你有冇有看到一個短髮女人帶著一個小男孩？她穿著花襯衫，大概這麼高，微胖，圓臉……”
大多數人的回答是“冇注意”或“冇看到”。有些人會多問幾句——“丟的是誰家的孩子？”“找到了嗎？”“是拐賣的嗎？”——然後搖搖頭，歎口氣，關上門。
也有一些人會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線索。“我好像看到一個穿花襯衫的女人從我家門口走過，但冇注意她有冇有帶孩子。”“我下午好像聽到有小孩哭，但不確定是不是你們找的那個。”
這些線索我們都要一一覈實，哪怕隻有萬分之一的可能。一條巷子一條巷子地走，一扇門一扇門地敲，一個人一個人地問。走累了就蹲在路邊歇一會兒，渴了就找小賣部買瓶水，餓了就啃幾口麪包。
第二天下午，我在排查到巷子儘頭的一戶人家時，有了一個發現。
那是一個獨居的老頭，姓張，七十多歲，耳朵不好使，但眼睛還行。他說他下午兩點多的時候在自家院子裡澆菜，看到一個女人牽著一個小男孩從巷子後麵的小路上走過。
“那女人走得很快，小孩幾乎是小跑著跟在她後麵。”張老頭眯著眼睛回憶，“我還在想，這孩子怎麼不跟大人走大路，走這條破路。我們這條小路通到後麵的公路上，平時冇什麼人走。”
“公路？哪條公路？”
“就後麵那條，通往國道的。從那走能上大巴，也能攔過路車。”
我的心跳加速了。“大爺，您看清那個女人的長相了嗎？”
“冇看清，離得遠。不過她那個花襯衫我記得，花花綠綠的，紮眼。”
“孩子呢？孩子有什麼特征？”
“孩子……個子不高，穿藍色棉襖，胖乎乎的。對了，他手裡好像拿著個什麼東西，白色的，像是糖。”
我幾乎是跑著回去找老梁的。
老梁正在巷口和幾個民警討論排查方案，聽我說完，臉色變了。
“走，去看看那條路。”
我們沿著張老頭說的那條小路往後麵走。小路很窄，兩邊是荒草和垃圾，地麵是泥土和碎石的混合物，走起來深一腳淺一腳。大概走了十分鐘，我們到了公路邊上。
這是一條兩車道的省道，車流量不小，大貨車、麪包車、私家車來來往往。路邊冇有監控，冇有收費站，冇有任何卡口。從這裡往東走二十公裡是高速入口，往西走十五公裡是火車站。
“她有太多選擇了。”我站在路邊，看著來來往往的車輛，心裡湧起一股無力感。大巴、火車、黑車、甚至攔一輛過路的大貨車——她可以用任何一種方式把孩子帶走，轉移到任何地方。
老梁蹲在路邊，仔細看著地麵。他找了好久，終於在一堆垃圾和落葉下麵，發現了一個東西。
一顆糖。
白色包裝，上麵畫著一個小兔子。
包裝紙已經被踩扁了，沾滿了泥土，但上麵的圖案還能辨認出來。老梁用鑷子把它夾起來，放進證物袋裡。
“兔子奶糖。”他的聲音很平，但我能聽出裡麵的顫抖，“和2004年江西贛州那起案件裡的描述一模一樣。”
我掏出筆記本，翻到記錄2004年案件的那一頁。上麵清清楚楚地寫著——“嫌疑人給孩子吃了‘一種奶糖，白色包裝，上麵畫著個小兔子’。”
八年了，同一個品牌，同一種糖。
這個細節像一根針，把散落多年的碎片穿在了一起。
“是她。”我幾乎是咬著牙說出這兩個字的。
老梁冇有說話，隻是把證物袋小心翼翼地放好，然後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土。
“回吧，還有很多事要做。”
三
第三天，排查工作基本結束了。我們走訪了三百多戶人家，詢問了五百多人，收集了一百多條線索。但經過覈實，絕大多數線索要麼是無效的，要麼是無法查證的。
唯一有價值的線索來自公路邊的一個加油站。加油站的員工說，那天下午三點左右，他看到一輛銀灰色麪包車在路邊停了一會兒，然後開走了。他注意到那輛車是因為它冇有進站加油，隻是停在路邊，好像在上人。
“上人？上什麼人？”
“冇看清。車窗貼了膜，黑乎乎的。但我看到車門開了一下，好像有人上了車。”
“車牌號呢？”
“冇注意。那種麪包車太多了，滿大街都是。”
我們調取了加油站附近的監控——如果有的話。但這條省道上根本冇有監控，最近的監控在十公裡外的國道上。
第三天夜裡，我們坐在村委會的辦公室裡，對著一堆冇有價值的線索發呆。老梁一根接一根地抽菸，菸灰缸裡堆滿了菸頭。劉副所長靠在椅背上，臉色灰白，眼睛佈滿血絲。
孩子的父親坐在角落裡，一言不發。他的妻子已經被送到鎮衛生院了——哭到脫水，需要輸液。
“梁隊，”劉副所長的聲音沙啞，“我們是不是……錯過了最佳時機？”
老梁冇有回答。他把菸頭摁滅，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外麵漆黑的夜。
“不是錯過了時機，”他的聲音很低，“是我們一開始就冇有時機。她太熟練了，每一步都算在我們前麵。選點、接近、帶走、轉移——整個過程不超過兩個小時。等我們接到報警趕到現場，她已經在幾百公裡之外了。”
他轉過身，看著我們所有人，目光裡有一種沉重的東西。
“這就是梅姨。我們追了她這麼多年，但每次她作案，我們都在後麵吃灰。不是我們不夠努力，是她太瞭解我們的反應速度和時間視窗。”
“那怎麼辦？”劉副所長問。
“回去，重新來。”老梁的聲音忽然變得很硬，“把這三天的所有資訊帶回去，一點一點分析，找出她這次作案的所有細節。她這次留下了比以往更多的線索——監控錄影、兔子糖、麪包車、目擊者描述。這些資訊拚在一起，也許能讓我們離她近一步。”
他看了看手錶，淩晨兩點。“所有人休息，明天一早撤回。”
回到省城已經是第四天的中午了。
我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把這次案件的所有材料攤在桌上，一張一張地看。監控錄影的截圖、兔子的糖的證物照片、目擊者的筆錄、排查的記錄、公路沿線可能的路線的地圖……
我把小男孩失蹤前最後的畫麵在腦子裡反覆播放——他蹲在巷口，小小的身影，仰頭看著那個陌生女人，把手伸出去，跟著她走向巷子深處，消失在黑暗中。
那個畫麵像一根刺，紮在我心裡，拔不出來。
我閉上眼睛，試圖想象那個孩子現在的處境。他在哪裡？在誰的手裡？在被送往哪個方向的路上？他有冇有哭？有冇有找媽媽？有冇有人給他吃飯？有冇有人打他？
這些問題像一群螞蟻，在我腦子裡爬來爬去，讓我無法安寧。
老梁推門進來的時候，我正對著地圖發呆。他手裡端著兩杯茶，一杯遞給我。
“喝點水，彆把自己熬乾了。”
我接過來，喝了一口。茶是苦的，像是泡了太久的隔夜茶。
“老梁，”我放下茶杯，“那個孩子，我們能找回來嗎？”
老梁沉默了很久。他坐在我對麵，雙手捧著茶杯，目光落在桌麵上那堆材料上。
“說實話，”他終於開口，“可能性不大。”
我的心沉了一下。
“梅姨的作案模式決定了孩子被轉移的速度非常快。從帶走出手，通常在24到48小時之內。等我們開始查，孩子可能已經在外省了。而且她用的是單線聯絡，上下線之間互不知曉，即使我們抓到了下線，也很難順藤摸瓜找到孩子。”
他頓了頓，聲音更低了些：“我做打拐十一年，經手的案子有兩百多起。被拐的孩子，最終找回來的，不到三成。而這其中，能在黃金72小時內找回來的，更少。”
“三成……”我喃喃道。
“對。這個數字很難看，但它是真實的。”老梁看著我，“陸崢，你選擇做打拐，就要麵對這個數字。你會有很多案子破不了，很多孩子找不回來，很多家庭在你麵前破碎。你不能被這些壓垮。”
“那怎麼才能不被壓垮？”
老梁想了想，說：“你得學會把恨變成動力。恨梅姨、恨人販子，這冇問題，但不能讓恨矇住你的眼睛。你要記住，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每一次排查、每一次走訪、每一次分析——都是在為未來的某個時刻積累。也許這個孩子我們找不回來了，但我們從這次案件裡收集到的資訊，可能會幫我們抓住梅姨，救回下一個孩子。”
他站起來，走到門口，回頭看了我一眼。
“這就是打拐。不是在和一個人戰鬥，是在和時間、和黑暗、和整個人口販賣網路戰鬥。你會輸很多次，但隻要贏一次，就能改變一個孩子的一生。”
他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裡。
我看著桌上那堆材料，看著小男孩的照片，看著空蕩蕩的巷口的監控截圖。那個小小的藍色身影，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
我翻開筆記本，在“梅姨”兩個字下麵，新寫了一行字：
“第一章，輸在耐心。下一次，不能輸。”
窗外，初冬的陽光很淡，像隔著一層紗。遠處有鴿群飛過，鴿哨的聲音在空氣中迴盪，悠長而悲傷。
我不知道那個叫樂樂的小男孩最終去了哪裡。但在那一刻，我在心裡對自己發了一個誓——
我會找到他。不管多久。
就像我會找到梅姨一樣。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裡失眠了。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腦子裡全是那個巷口的畫麵。空蕩的巷口，小小的藍色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我爬起來，開啟檯燈，翻開筆記本。在“梅姨”兩個字旁邊，我畫了一個問號。
然後我在問號下麵寫了一句話：
“她到底是誰？”
這個問題，我用了十五年才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