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秀川知道，這份報告交上去之後，可能不會馬上有結果。中央要討論，要研究，要權衡輕重緩急。
仗還在打，財政極度困難，老百姓吃飯都成問題，這個時候提造坦克造飛機，聽起來確實有點像天方夜譚。但他也相信，中央的首長們看得遠。他們不會隻盯著眼前這三五個月，他們會看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
他在椅子上坐了大概半個小時，睜開眼睛，站起來，拿起桌上的稿紙，走出門去。
他讓參謀去叫值班的發報員，自己站在門口等。不一會兒，發報員小跑著過來：“楊總，發什麼報？”發報員一邊問，一邊推開門讓楊秀川進去。
“一份長報，兩萬字，分批發，多人發”楊秀川把稿紙遞給他，“先發第一部分，後麵的按順序發，發完為止。”
發報員接過稿紙，翻了翻，倒吸一口涼氣：“兩萬字？司令員，這得發好幾個鐘頭。”
“那就發好幾個鐘頭，我在這兒等著，你慢慢發。”
發報員冇有再說什麼，坐到發報機前，戴上耳機，開始逐頁拍發，嘀嗒、嘀嗒……。
楊秀川坐在旁邊的長椅上，看著發報員的背影。電波從徐州出發，飛向西柏坡。他不知道收報員什麼時候能把這份長報收完，也不知道首長們什麼時候能看到，但他知道，該說的話，他都說了。剩下的，交給時間。
發報員發完第一頁，換第二頁的時候回頭看了他一眼，大概是想問他要不要先回去休息。楊秀川衝他擺擺手，示意繼續。發報員轉過頭去，繼續按動電鍵。
楊秀川靠在長椅上，閉上眼睛。此刻坐在這個安靜的房間裡，身體終於放鬆下來。他迷迷糊糊地睡了過去，夢裡全是坦克——蘇軍的T-34、德軍的虎式、美軍的謝爾曼，還有那些停在四平倉庫裡的九七式，排成一條望不到頭的長龍，轟隆隆地從他麵前駛過。履帶碾過泥濘的道路，濺起的泥漿打在他臉上，冰涼冰涼的。
他猛地睜開眼睛，發報員還在低頭工作，他低頭看了看手錶——下午六點了，他睡了將近三個小時。
“發到多少了？”。
“發到第十八頁了，司令員。”發報員頭也不回地說，“還有二十四頁。”
“嗯，繼續。”
他站起來，走到門口，推開半扇門，讓傍晚的涼風吹進來。徐州的五月，傍晚的風帶著一股麥秸和泥土的氣息，
他想起了一件事。三天前，任老從西柏坡給他發了一封電報，電報的內容很短，隻有一行字：“李敏同誌已到西柏坡，等你回來見一麵。”
李敏，白求恩醫科大學的老師，延安時期就聽過的名字。但任老的意思顯然不隻是“見一麵”那麼簡單。任老在電報裡用了“等你回來”四個字，語氣裡帶著一種長輩特有的關切和安排。
他在蘇聯的時候，周保中也跟他提過個人問題。那時候他總說等打完仗再說。從蘇聯回來，打完東北的仗，打完淮海的仗，打完渡江的仗，仗越打越大，地盤越打越寬，每天一睜眼就是電報、地圖、作戰方案、後勤補給、兵員補充，睡覺前最後一眼看的也是這些東西。打仗的時候腦子裡全是敵情我情，不打仗的時候腦子裡全是整編訓練、根據地建設、軍工生產。哪裡還有空想彆的事？
但任老既然專門發了電報，那就不是一般的“介紹物件”了。時任中央秘書長的任老分管乾部工作和機關事務，抗戰時期多次到晉冀魯豫根據地視察，對他楊秀川的成長經曆瞭解得一清二楚。
1943年他在延安彙報太南軍區工作時，任老曾專門聽取彙報，還拉著他聊了兩個多小時，從太南根據地的建設情況聊到他在抗大的學習經曆，聊到他在蘇聯的見聞，聊到半夜才放他走。那時候任老就拍著他的肩膀說：“秀川同誌，你是咱們自己培養出來的乾部，將來要挑更重的擔子。”現在任老親自張羅這件事，說明是真的上心了。
他在門口站了很久，直到發報員在後麵喊了一聲“司令員，發完了”，他纔回過神來。
“發完了？”他轉身走回屋裡。
“發完了，兩萬字，一個字不少。”發報員摘下耳機，揉了揉耳朵，臉上露出如釋重負的表情。
“好，辛苦了。”楊秀川從桌上拿起那摞已經發完的稿紙，仔細地摺好，塞進一個布袋裡。
遠處傳來一陣歌聲，唱的是《解放區的天》，調子很歡快。
兩萬字，五天的功夫，把自己的想法一筆一畫地寫出來，用電報發出去。接下來就是等，等中央的討論，等首長的批示，等一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的答覆。
但他知道，不管中央怎麼決定，他都得繼續往前走。仗還要打，部隊還要整編，根據地還要鞏固，兵工廠還要擴大生產。該做的事一樣都不能落下。
那個在太行山裡摸爬滾打的“常山趙子龍”，現在已經是總參謀長了。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腳下的路越走越寬，可心裡的那根弦，始終繃得緊緊的。
腦子裡忽然冒出一個念頭——等這次回去，真得去見見那個李敏。
不是因為任老的安排，是因為他忽然覺得，該有個人在身邊了。不是那種上下級的關係，不是戰友的關係，是另一種關係。可以說話，可以沉默，可以在深夜裡點一盞燈，一起看著窗外，什麼都不說，也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這個念頭來得突然，又好像已經等了很久。
值班參謀小跑著迎上來：“司令員，西柏坡回電了。”
楊秀川接過電報，電報隻有一行字：“報告收到，中央正在研究。另，任老來電催問，何時回西柏坡？”
他把電報摺好，揣進另一個口袋，對值班參謀說：“明天一早，我回西柏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