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公千尋是個外賣員，每天中午十二點，都會準時給我發一條天氣預報。
“今天晴，18到26度，記得防曬。”
結婚三年，他發了一千零九十五條。
直到那天，我發現每條預報裡的溫度數字，連起來是一串經緯度座標。
座標的終點，是東南沿海一座對外宣稱是“海洋氣象觀測站”的軍事禁地。
我冇有猶豫，拿著手機走進了國家安全域性。
1
“今天陰，23到29度，帶傘。”
手機震動，千尋的訊息準時彈出。螢幕亮起的那一刻，我正在超市的生鮮區挑排骨。冷櫃的白色燈光照在紅白相間的肉上，手指沾著碎冰渣，滑膩膩的，劃了兩次螢幕才解鎖。
時間，中午十二點整。
一秒不差。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兩秒，拇指在螢幕上懸了一瞬，然後習慣性地劃掉通知。把手機揣回兜裡，繼續挑排骨。旁邊一個大姐推著購物車擠過去，車輪碾過地磚發出吱呀的聲響，她的小孩坐在購物車的兒童椅上，手裡攥著一包薯片，大聲喊著“媽媽我要吃這個”。稱重的阿姨喊了兩聲“下一位”，前麵的老太太慢吞吞地把一袋子土豆拖上秤台。
我冇注意這些。
我在想今天早上。
2
早上七點十五分。千尋準時出門。
我還在廚房熱牛奶。電磁爐的嗡嗡聲和窗外麻雀的叫聲混在一起。我聽見玄關傳來窸窸窣窣的換鞋聲——他穿那雙黑色的運動鞋，鞋帶係兩圈，打成死結，每次脫都要摳半天。他說這樣騎車的時候鞋帶不會捲進鏈條裡。
我回頭看了一眼。
他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裝，胸口印著“美團外賣”四個字。那四個字是黃色的，被洗了無數次之後，黃色變成了淡黃，邊緣有點毛。電動車鑰匙掛在他右手食指上，輕輕晃著，金屬鑰匙碰撞發出細碎的叮噹聲。
“走了。”他說。
聲音不大，和每天早上一樣。不是那種充滿活力的“我出門了”，而是一種陳述事實的語氣。走了。就這兩個字。
“嗯。”我應了一聲。
門關上了。鎖舌彈進門框的聲音，很輕，咯嗒一下。
我端著牛奶走到窗邊。這個動作也是習慣。不是刻意的，是搬進來之後不知不覺養成的。廚房的窗戶正對單元門，能看見每一個進出的人。
他的背影走出單元門。那件藍色工裝在晨光裡舊得發白，右肩的位置有一小塊褪色的痕跡——比周圍的藍色更淺，近乎灰白。他說是去年夏天曬的。外賣員嘛，整天在外麵跑，右肩朝著太陽的方向，曬久了就褪色了。我當時信了。
他的步子不快，甚至有點慢。不是疲憊的那種慢，而是一種——怎麼說呢——一種不需要著急的慢。像一個已經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不需要趕時間的人的步伐。
走到電動車旁邊。車停在單元門西側第三個車位，挨著那棵被物業修剪得光禿禿的梧桐樹。他把鑰匙插進去。
然後他站在車旁邊，冇動。
就那樣站了三秒。
不是檢查手機——手機在他左手，螢幕是熄的。不是整理保溫箱——保溫箱在後座，他碰都冇碰。就是站著。臉微微仰起，看向東邊的天空。
那個角度，能看見的隻有小區對麵的寫字樓。灰色的玻璃幕牆，反射著早晨的光。和樓頂上一小片被框住的天。
三秒。
我在心裡數了。一，二，三。
然後他跨上車，擰動把手，電動車無聲地滑出去，拐過單元門的轉角，消失在小區門口。
我站在窗前，牛奶杯的溫度從掌心傳過來。溫的，不燙。
他在看什麼？
那個方向，有什麼？
3
現在，我站在超市裡，手裡拎著一袋排骨，那個問題又回來了。
像一根魚刺，卡在喉嚨裡，吞不下去，吐不出來。
千尋不是那種會站在門口看天空的人。他不是詩人，不是那種會被朝霞感動的人。他務實到近乎無趣。結婚三年，他唯一一次主動停下來“欣賞”什麼，是去年在路邊看見一隻流浪貓。他蹲下來看了兩分鐘，然後站起來，繼續送單。後來那隻貓被我們收養了，他給它取名叫“八塊”——因為那天他超時了一單，被扣了八塊錢。
除此之外，他從不駐足。
從不。
我從超市出來，冇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