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時代的進步
【晚清·同文館】
同治年間，北京東堂子衚衕。
同文館的總教習丁韙良正在整理西學教材，忽聞天幕異動，推窗仰望，久久不語。
“這女先生講課，”他身旁的中國教習低聲說，“倒比我們館裡的教法還活泛些。”
丁韙良搖了搖頭：“不隻是活泛。你看她課堂上的互動——學生答不上來，她不是直接給答案，而是一步一步引導。
這是蘇格拉底的‘產婆術’，兩千多年前希臘人就用的方法。我在美國讀書時，教授們也是這麼教的。”
中國教習若有所思：“可我們同文館……還是以先生講、學生聽為主。”
“所以我們的學生能背語法，卻不會說洋話；能譯條約，卻不諳洋務。”
丁韙良嘆了口氣，“這女先生的課堂，學生不是在‘聽講’，是在‘學’。這兩個字，天差地別。”
他頓了頓，又道：“還有那簽到打卡——用技術手段管理出勤，而不是靠先生的威嚴。
這是把規矩建立在製度上，而不是人治上。我洋務學堂，若能學得這一二分的精細，何愁人纔不興？”
窗外，幾個同文館的學生正仰頭看著天幕，竊竊私語。
“那個陳明遠答得真好……”一個學生羨慕地說。
“咱們要是也能這樣上課就好了。”另一個學生低聲說，“天天背書，背完了也不知道怎麼用。”
第一個學生嘆了口氣：“別想了，那是後世。咱們啊，能把洋文背熟就不錯了。”
天幕上，呂老師正在黑板上寫“陰陽者，天地之道也”。粉筆字清秀端正，一筆一畫都透著從容。
【清末·京師大學堂】
光緒二十九年，京師大學堂。
管學大臣張百熙正與教務長商議新學製，天幕異動，眾人齊齊抬頭。
“這簽到打卡之法，”張百熙看了一會兒，轉頭對教務長說，“我學堂可否效仿？”
教務長為難道：“大人，我學堂雖有點名冊，但都是先生手記。若要用那‘實時定位’……隻怕沒有那等技術。”
“我不是說技術，”張百熙搖頭，“我是說那背後的思路。
學生到課不到課，不靠先生盯著，而靠製度管著。
這就把先生從‘監工’的角色裡解放出來，專心教書。這個思路，我們可以學。”
他頓了頓，又道：“還有那抽背的方式。不隻要學生背出名字，還要理解主張、聯絡後世、舉例說明。
這考的不是記性，是悟性。我學堂的課試，也該改改了。”
一旁的總教習孫家鼐撫須道：“大人說得是。但這事急不得。科舉尚存，八股未廢，學堂的課試若改得太急，學生如何應對科舉？”
張百熙沉默了片刻，目光複雜：“是啊……科舉未廢，學堂就隻是科舉的附庸。
這女先生的課堂，得等到科舉廢了、新學立了，才能真正實現。”
他抬頭看著天幕上呂老師溫和的笑容，低聲說了一句：“那是一個我們看不到的時代了。”
1905年，科舉廢。
但張百熙沒有等到那一天。他於1907年病逝，終年六十歲。
【民國·北大紅樓】
1918年，北京大學紅樓。
胡適之站在教室門口，手裡夾著一支粉筆，仰頭看著天幕。
“這女先生的課，”他轉頭對身邊的蔣夢麟說，“比我的課講得好。”
蔣夢麟笑了：“難得聽你服軟。”
“不是服軟，是實話。”
胡適之認真地說，“你看她的追問——‘能舉個例子嗎’——這不是考學生，是在幫學生把知識變成能力。
我講中國哲學史，講孔子講墨子，學生記了一堆筆記，但能舉出例子來的，沒幾個。”
他頓了頓，又道：“還有她對趙岩的態度。學生答不上來，她不罵、不罰，隻是溫和地提示。這在我們的課堂裡，也不多見。”
蔣夢麟點頭：“蔡校長提倡‘思想自由、相容並包’，但教學方法的改革，確實還沒跟上。”
“所以我說她講得好。”胡適之把粉筆在手心裡轉了一圈，“教學不是把知識倒進學生腦子裡，是把學生腦子裡的火點燃。這女先生，會點火。”
他推門走進教室，在講台上站定。
“同學們，今天講實驗主義。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覺得，‘知道’和‘懂得’，有什麼區別？”
教室裡安靜了一瞬，然後響起了熱烈的討論聲。
窗外，天幕上呂老師正在講陰陽學說的應用。胡適之講課的聲音和天幕上的聲音，隔著近百年的時光，奇異地交織在一起。
【五十年代·中醫進修學校】
1956年，北京中醫學院籌備處。
一間簡陋的教室裡，坐著三十多位從全國各地選調來的中醫。
他們中有人行醫三十年，有人是祖傳世醫，有人連小學都沒上過，卻能用一味葯治好別人治不好的病。
講台上，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中醫正在講課。他手裡沒有課本，隻有一本翻爛了的《黃帝內經》。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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