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地方沒有名字。
邊境線上一個用木板和鐵皮搭起來的聚居點，地圖上找不到。
人們叫它“三不管”。
政府不管，軍隊不管，連毒梟火拚都懶得在這裏浪費子彈。
但子彈還是來了。
我記得那天很熱，空氣裡有腐爛垃圾和排泄物的味道。我蹲在窩棚門口，用一根木棍撥弄地上的螞蟻。
母親在屋裏煮粥，說是粥，其實是一把米加很多水，再加點野菜葉子。父親去隔壁寨子幫工，說晚上會帶半塊玉米餅回來。
然後槍聲就響了。
像爆豆子一樣密集的掃射。
母親衝出來把我拽進屋裏，用身體壓在我身上。
窩棚的薄木板擋不住子彈，碎木屑像雨一樣落下來。我聽見外麪人的慘叫、奔跑的腳步聲、還有車輛引擎的轟鳴。
不知道過了多久，槍聲停了。
母親沒有動。我推她，手摸到一片溫熱粘稠的東西。
是血，從她後背滲出來，浸透了她那件補丁摞補丁的襯衫。
我爬出來，看見窩棚外躺了好幾具屍體。鄰居阿婆，賣水的瘸腿大叔，還有幾個不認識的人。
血把土路染成暗紅色，蒼蠅已經嗡嗡地圍上來了。
黃昏時父親回來了。他看見窩棚外的屍體，看見屋裏的母親，手裏的半塊玉米餅掉在地上。
他跪在母親身邊，肩膀劇烈抖動，但沒有聲音。
那天晚上，父親用草蓆把母親裹了，背到後山埋了。沒有棺材，沒有墓碑，隻有一個小土包。他對著土包說：“等著我，很快。”
三天後，父親不見了。他走前給我留了一袋米和一句話：“你要活著。”
我後來才知道，他去找那夥火拚的人報仇。一個拿著砍刀的男人，去找有槍的毒販。結局可想而知。
我沒見到屍體，但我知道他回不來了。
一個人的日子怎麼過？
先要吃飯。那袋米省著吃能撐一個月，但一個月後呢？
我試著像父親一樣去幫工，但沒人要六歲的孩子。去垃圾堆翻吃的，要和野狗搶。
有一次被一條瘸腿老狗咬傷了小腿，我拖著傷腿爬回窩棚，用母親留下的破布條包紮。傷口發炎，發燒，迷迷糊糊躺了三天，居然沒死。
我開始在邊境的灰色地帶流浪。
睡過橋洞，睡過廢棄車廂，睡過垃圾堆旁能擋風的地方。
吃過發黴的饅頭，吃過餐館後廚扔掉的泔水。
然後我學會了偷東西。最開始是偷水果攤的香蕉，後來偷便利店的麵包，再後來偷遊客的錢包。
被抓住過很多次，挨過打，挨過踹，有一次被打斷了兩根肋骨，躺在巷子裏三天沒動，差點死掉。
但我活下來了。肋骨自己長好了，雖然長得有點歪，現在陰雨天還會疼。
八歲那年，我遇到了老柺子。他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混混，專門收留流浪小孩，教他們偷竊、扒竊、甚至搶劫。
他說管吃管住，但偷來的錢要交七成給他。
“小子，看你眼神夠狠，跟我混吧。”他拍著我的肩膀，手上力氣很大。
我點頭。有地方住有飯吃就行。
老柺子手下有十幾個孩子，最大的十五，最小的七歲。
我們睡在一間廢棄倉庫裡，地上鋪著草蓆，晚上老鼠在頭頂的房樑上跑。每天早晨，老柺子分配任務：你去車站，你去市場，你去旅遊區。晚上回來交錢，交不夠的要捱打。
我學得很快。因為我發現，偷東西不光靠手快，還要靠眼神。你要看出誰有錢，誰警惕性低，誰心軟。也要看出誰不能碰。
有一次，一個比我大的孩子偷了一個毒販的錢包。毒販追到倉庫，當著我們所有人的麵，用刀剁掉了那孩子三根手指。
“這是規矩。”毒販說，血濺到他臉上，他擦都不擦，“下次再偷到我的人，掉的就不是手指了。”
那孩子哭喊著在地上打滾。老柺子點頭哈腰地道歉，還賠了錢。等毒販走了，老柺子把那孩子拖出去，扔在了垃圾堆旁。
“廢了，沒用了。”他說。
那天晚上，我盯著自己完好的雙手，第一次明白：在這個地方，沒用就等於死。
我開始觀察。混亂點裏最有權勢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手下有七八個人，控製著附近的水源和一小塊能種玉米的地。他需要人手，但不要廢物。
我等到男人單獨一個人的時候，走上去。
“我能幹活。”
男人低頭看我，笑了，露出黃牙：“小崽子，你能幹什麼？”
“什麼都能幹。”我說，“給我吃的，我替你賣命。”
“賣命？”男人蹲下來，捏住我的下巴，“命值幾個錢？”
“不值錢。”我盯著他的眼睛，“但我的命，可以換別人的命。”
男人愣了愣，然後大笑。笑完了，他丟給我半塊乾糧：“明天早上來找我。遲到就滾蛋。”
那天晚上我吃了這些年來的第一頓飽飯。
第二天開始，我成了男人手下最小的“馬仔”。工作很雜：放哨、跑腿、盯梢、有時候也參與“收賬”。
我第一次動手是九歲。物件是個偷玉米的老頭，瘦得皮包骨。男人讓我去“教訓一下”。我拿著木棍，看著老頭跪在地上求饒，手在抖。
“不動手就滾。”男人在旁邊說。
我想起母親後背的血，想起父親說“活著”。我揮下了木棍。
老頭慘叫。我閉上眼睛，又揮了一下。等我睜開眼，老頭已經趴在地上不動了。男人拍拍我的肩膀：“不錯。”
那天晚上我吐了，把白天吃的全吐出來。但第二天，我還是去了。
心是一點點變硬的。或者更準確說，是死了。死掉的心不會痛，不會怕，最適合在黑暗裏活著。
我在男人手下待了四年。從八歲到十二歲，從一個瘦小的孩子長成精悍的少年。男人很器重我，因為我話少、手狠、從不問為什麼。他教我用刀，用槍，教我怎麼在叢林裏追蹤和反追蹤。
“你是個好苗子。”有一次他說，“就是可惜生錯了地方。”
我沒說話。生在哪兒不是我能選的。
十二歲那年，機會來了。
一夥新崛起的勢力要和男人談判。對方頭目是個五十歲左右的男人，穿著不合身的西裝，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說話慢條斯理，但眼睛像毒蛇。
後來我知道，他就是“老闆”，那時“蛇刃”剛成立不久。
談判在男人的棚屋裏進行。我被安排在門口放哨，但能聽見裏麵的對話。
“這片地我要了。”老闆說。
“憑什麼？”男人的聲音帶著怒氣。
“憑我的人比你的多，槍比你的好。”老闆語氣平靜，“你可以帶著你的人加入，或者帶著你的人死。”
談判破裂了。男人掀了桌子，外麵他的人衝進來，老闆的人也在外麵。槍戰一觸即發。
但我沒動。
老闆看了我一眼。就一眼，但我感覺到了，他在評估，像看一件工具。
槍響了。男人第一個倒下，額頭中彈。他的人慌了，有的開槍還擊，有的想跑。場麵混亂。
老闆的人訓練有素，很快控製了局麵。男人的手下死的死，降的降。
戰鬥結束，老闆走到我麵前。我手裏還握著男人給我的砍刀，刀尖垂地。
“為什麼不跑？”他問。
“跑了也會被抓回來。”我說，“不如看看你能給我什麼。”
老闆笑了。不是男人那種粗野的笑，是冰冷的、算計的笑。
“你叫什麼？”
“沒名字。”
“以後你就叫‘影’。”老闆說，“跟著我，你能得到他給不了的東西。”
“比如？”
“權力。財富。還有……”他頓了頓，“復仇的機會。我知道你父母怎麼死的。”
我握緊了刀柄。
“跟我走，我會教你真正的本事。”老闆轉身，“或者留下，和他一樣爛在這裏。”
我扔掉了砍刀，跟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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