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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室裡的空氣凝固了幾秒。
張建國站在窗邊，背對著灰濛濛的天光，白大褂的領口處露出一截深藍色的領帶，係得一絲不苟。他的雙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裡，姿態看起來隨意，但林雪薇注意到他的右手在口袋裡微微攥緊了——白大褂右側的布料有一個不易察覺的牽拉。
“張主任，”顧海龍的聲音不高不低，像是在跟一個普通的案件相關人談話，“冇有人說你做了什麼事。我們隻是在調查一樁失蹤案，需要排除所有可能性。你是李梅失蹤前接觸過的人之一，所以我們來瞭解一下情況，這是例行程式。”
張建國轉過身，推了推鼻梁上的金絲眼鏡。他的動作很慢，像是在刻意控製自已的節奏。“顧隊長，我理解你們的工作。但我再說一次——我不認識這個叫李梅的姑娘。我去歌舞廳，從頭到尾待了不到一個小時，跟幾個外地客戶喝了兩杯酒就走了。我甚至不記得那天晚上有誰在場。”
“那你怎麼解釋，有人看到你多次出現在那家歌舞廳，而且每次都點同一個服務員？”小趙忍不住追問。
張建國看了小趙一眼，目光裡閃過一絲不耐煩，但很快被他壓了下去。“我不知道你們的證人是誰，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去那家歌舞廳一共就一次。三月中旬，具體哪一天我記不清了。我平時的社交活動很少，大部分時間都在醫院。你們可以去查我的排班表，我每週有三天門診、兩天手術日，週末還要查房。我哪有時間去歌舞廳‘經常’出現？”
他說得很篤定，甚至帶著一點被冤枉的委屈感。顧海龍冇有說話，隻是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筆記本，翻到某一頁，看了一眼。
“張主任，三月十三號晚上，你在哪裡？”
張建國的眉頭微微皺了一下。“三月十三號？讓我想想……那天是星期六。我下午在手術室做了一台膽囊切除術，大概六點多結束。晚上……我在家。”
“有人能證明嗎？”
“我妻子。她那天晚上在家。”
“除了你妻子呢？”
張建國沉默了一秒。“顧隊長，我妻子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們是夫妻，住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們冇有出門，也冇有客人來。”
顧海龍合上筆記本，冇有繼續追問。他知道，夫妻之間的證詞在法律上是最容易被推翻的，但在初步調查階段，他也不能直接否定。
這時候，林雪薇開口了。
“張主任，”她的聲音不大，但有一種穿透力，像是在安靜的解剖室裡說話時的那種清晰度，“你手上的傷，是什麼時候弄的？”
張建國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停頓了兩秒。他下意識地把右手從口袋裡抽出來，看了一眼自已的左手無名指——那道粉紅色的新疤痕在日光燈下格外明顯。
“手術室的意外，”他說，“上個月做手術的時候，手術鉗滑了一下，劃到了手套，傷到了手指。外科醫生嘛，手上有點傷是常事。”
“什麼手術？”
“什麼？”
“我是說，你當時在做一台什麼手術，纔會用到那種角度的手術鉗，剛好傷到左手無名指的內側？”林雪薇的語氣平靜得像在問一個學術問題，“左手無名指內側，這個位置在正常握持手術鉗的時候是不會暴露在器械運動軌跡上的。除非你的握姿不規範——但你是外科主任，握姿不規範的可能性很小。或者，你在做一件不是手術的事情。”
診室裡安靜得能聽見牆上的掛鐘在響。秒針一下一下地跳著，每一跳都像一記輕輕的敲擊。
張建國的臉上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僵硬。但很快，他就恢複了那種斯文儒雅的表情。
“林法醫，你很細心。”他笑了笑，笑容裡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意味，“但你可能對臨床外科不太瞭解。有些手術需要非常規的操作姿勢，尤其是腹腔鏡手術，器械通過穿刺器進入體內，操作角度和傳統開腹手術完全不同。左手無名指內側被器械手柄夾傷，在腹腔鏡手術中並不罕見。”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甚至帶有一種授課式的耐心。一個經驗豐富的外科醫生，麵對一個年輕法醫的質疑，用專業術語化解了攻勢，還順便暗示了對方的專業侷限。
但林雪薇冇有被他的氣勢壓倒。她點了點頭，像是在接受這個解釋，然後忽然換了話題。
“張主任，你們醫院的裝置科說，去年十一月有一台報廢的電動骨鋸，是你經手處理的。”
張建國的眼神變了一下。那變化極其細微，像是湖麵上被風吹出的一道漣漪，轉瞬即逝。但林雪薇捕捉到了。
“那台骨鋸，”張建國說，“電機壞了，轉速不穩定，切骨頭的時候會抖動。我讓裝置科填了報廢單，後來裝置科的人說已經處理掉了。具體怎麼處理的，我不清楚。我每天要管的事情很多，不可能每一台報廢裝置都盯著。”
“可裝置科的庫管說，是你親口告訴他，那台骨鋸你已經處理掉了，讓他把賬銷了就行。”小趙說。
張建國攤了攤手。“那可能是我記錯了。也許是裝置科的人跟我提了一句，我讓他們看著辦。這種事情在醫院裡很常見。老舊裝置報廢，有時候廠家會回收，有時候直接當廢鐵賣了。我不可能每一件都過問。”
他的回答始終無懈可擊。每一個問題都有合理的解釋，每一個疑點都能找到一個日常化的出口。一個正常人被警察問話，多少會有些慌亂、有些矛盾、有些前後不一致的地方。但張建國的回答太完美了——完美得像是一麵冇有縫隙的牆。
林雪薇忽然想起陳法醫教過她的一句話：在屍檢台上，最可疑的不是那些有明顯傷痕的屍體，而是那些“太乾淨”的屍體。一具被仔細清理過的屍體，比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更值得懷疑。因為“太乾淨”本身就是一種偽裝，一種刻意的掩蓋。
張建國的回答，就是“太乾淨”了。
“張主任，”林雪薇忽然說，“你有冇有聽說過一個叫羅樹標的人？
這個問題像一塊石頭扔進了平靜的水麵。張建國的瞳孔在聽到“羅樹標”三個字的時候，微微收縮了一下。這個變化隻有一瞬間，但林雪薇的眼睛冇有放過它。
“羅樹標？”張建國重複了一遍這個名字，語氣裡帶著恰到好處的茫然，“冇聽說過。他是誰？”
“廣州的一個殺人犯。”林雪薇說，“一九九零年被捕，四年間殺了十八個女人。他和你一樣，也是個有體麵工作的人——他是個貨車司機，有自已的車，有家庭，有孩子。他在外麵殺了四年人，他的家人和同事一點都冇察覺。”
張建國的臉色沉了下來。“林法醫，你在暗示什麼？”
“我冇有在暗示什麼。”林雪薇的語氣依然平靜，“我隻是在陳述一個事實。有時候，最危險的人，恰恰是那些看起來最正常的人。”
“夠了。”張建國的聲音忽然提高了半度，但很快又壓了下去。他深吸了一口氣，像是在控製自已的情緒。“顧隊長，我不知道你們到底想乾什麼。我是一名醫生，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十幾年，治好了幾千個病人。我冇有任何犯罪記錄，甚至連交通違章都冇有過。你們拿著一個失蹤女孩的照片來問我，又跟我提什麼廣州的殺人犯——你們到底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
他的情緒變化也很“完美”。從耐心解釋到適度憤怒，從被冤枉的委屈到有理有據的反問——每一個反應都符合一個被無端懷疑的體麪人的正常表現。
顧海龍看了林雪薇一眼，然後轉向張建國，笑了笑。“張主任，彆激動。我們真的隻是例行調查。李梅失蹤了，有人在歌舞廳見過你和她在一起，所以我們來覈實一下。這是我們的工作，希望你能理解。”
他站起來，把椅子推回原位。“今天就到這裡。如果你想起什麼關於李梅的事情，或者那天晚上在歌舞廳見過什麼可疑的人，隨時聯絡我們。”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放在張建國的辦公桌上。
張建國看了一眼名片，冇有伸手去拿。“我不會想起什麼，因為我不認識她。顧隊長，我希望你們儘快找到這個失蹤的姑娘，但請不要再來打擾我的工作。我的病人需要我。”
顧海龍點了點頭，轉身往門口走。小趙跟在後麵。林雪薇最後一個離開，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忽然停下來，回過頭。
“張主任，”她說，“你剛纔說，你不記得三月十三號晚上在歌舞廳見過誰。但你之前又說，你去歌舞廳是三月中旬，具體哪一天記不清了。你怎麼知道你去的那天不是三月十三號？”
張建國愣了一下。這個問題很刁鑽——他剛纔的表述確實有一個邏輯縫隙。如果他真的完全不記得日期，他應該無法排除三月十三號的可能性。但他之前回答顧海龍的問題時，明確說了“我在家”，這意味著他潛意識裡認為三月十三號不是他去歌舞廳的那天。
“我……”張建國張了張嘴，“我是根據常理推斷的。我去歌舞廳那天是工作日，應該是週一到週五之間，三月十三號是星期六，所以不可能。”
“但你之前說，你去歌舞廳是為了陪外地客戶。外地客戶週末來訪也很正常，為什麼你覺得不可能？”林雪薇的語氣依然平靜，但每一個字都像是手術刀一樣精準。
張建國沉默了三秒。
這三秒鐘的沉默，比任何激烈的反駁都更能說明問題。
“林法醫，”他終於開口，聲音低了一些，“你很聰明。但聰明有時候會讓人想太多。我是一個簡單的醫生，我的生活很簡單。你們把簡單的事情想複雜了。”
“張主任，”林雪薇說，“法醫的工作就是把簡單的事情看複雜。因為真相往往藏在那些看起來最簡單的地方。”
她說完，轉身走出了診室。
走廊裡，顧海龍和小趙在等她。三個人冇有說話，一直走到醫院的大門口，上了車，關上車門，顧海龍纔開口。
“怎麼樣？”他問。
林雪薇靠在座椅上，閉著眼睛想了一會兒。
“他知道羅樹標。”她說。
“你怎麼確定？”
“他的瞳孔反應。我提到羅樹標這個名字的時候，他的瞳孔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內收縮了大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這不是一個聽到陌生名字時的正常反應。正常的反應是瞳孔不變，或者微微擴張——表示好奇。收縮意味著警覺、恐懼或者識彆。他知道這個名字，而且這個名字對他來說有特殊的意義。”
顧海龍點了一根菸。“就憑這個？”
“不光是這個。”林雪薇睜開眼睛，“他的手。他一開始把雙手插在口袋裡，看起來很放鬆。但在我們提到李梅、提到骨鋸、提到羅樹標的時候，他的右手在口袋裡反覆攥緊和鬆開。這是一種焦慮的自我安撫行為。他的表情控製得很好，但他的身體不會說謊。”
“還有呢？”
“他的辦公桌。”林雪薇說，“我注意到他的辦公桌上有一本醫學雜誌，翻到的那一頁是一篇關於法醫損傷學的論文。一個外科醫生，在看法醫學的文獻。”
小趙驚訝地看著她。“你什麼時候看到的？”
“進門的時候。他站起來走到窗邊，桌上的雜誌正好翻開著。我掃了一眼，文章的標題裡有‘機械性損傷’和‘法醫鑒定’這幾個關鍵詞。”
顧海龍沉默了一會兒，把菸灰彈到車窗外。“這些都不夠抓人。但至少，我們有理由繼續盯著他。”
“還有一件事，”林雪薇說，“他說他三月十三號晚上在家，和他妻子在一起。如果我們能確認他妻子說的是實話——”
“那就先查他妻子。”顧海龍說，“小趙，明天去張建國家的社羣，問問鄰居，三月十三號晚上有冇有看到什麼異常。另外，查一下張建國妻子的背景——她在哪裡工作，平時的社交關係怎麼樣。”
“明白。”小趙發動了車子。
車子駛出醫院大門的時候，林雪薇回頭看了一眼。第三人民醫院的門診大樓在灰濛濛的天色裡顯得格外蒼白，像一具巨大的骨骼。
她想起張建國最後那個眼神——不是憤怒，也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更複雜的東西。像一個棋手，在棋盤上看到了對手冇有看到的幾步棋。
這個人，比她想象的更難對付。
但她也不僅僅是一個法醫。她是林正源的女兒，是那些沉默的屍骨的代言人。她有的是耐心——就像在解剖台前，一毫米一毫米地尋找真相的那種耐心。
“顧隊長，”她說，“我覺得他不會跑。”
“為什麼？”
“因為他太自信了。他相信自已做得天衣無縫，相信我們找不到證據。一個像他這樣的人，不會輕易放棄他經營了十幾年的生活——他的房子、他的地位、他的手術刀。”
她頓了頓，又說：“而且，他想看看，我們到底能查到哪一步。”
車子拐進公安局大院的時候，天已經暗了下來。林雪薇下了車，站在院子裡深深地吸了一口冷空氣。三月的風還是涼的，但已經不像深冬那樣刺骨了。
她拿出筆記本，在最新的一頁上寫下一行字：
“他知道羅樹標。他知道法醫損傷學。他知道怎麼對抗審訊。”
然後她在下麵又加了一行：
“他也知道，我們在看著他。”
她合上筆記本，抬頭看了看天。雲層比前幾天薄了一些，有一小片天空透出了淡淡的藍色。
春天，確實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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