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漸消失在咖啡廳門口。
我獨自坐在那裡，手背上的咖啡漬已經乾了，留下一塊黏膩的汙跡。窗外是城市的黃昏，車流如織，霓虹初上。一切都和半小時前一樣，又好像全都不一樣了。那座承載了我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的老房子，院子裡父親親手種下的石榴樹，閣樓上我偷偷藏起來的畫冊……百分之二十？
還有母親。她知道。她選擇了預設，甚至可能是促成。
手機震動起來，是畫室的合夥人兼好友蘇曉打來的。“晚晚，在哪兒呢？晚上‘泥點’有個小聚會，來不來？有幾個可能的藏家會到。”
我看著螢幕上跳動的名字，深吸了一口氣，儘量讓聲音聽起來正常。“曉曉，我……家裡有點事，今晚去不了了。”
“怎麼了？聲音不對啊。”
“冇事，就是有點累。回頭跟你說。”我掛了電話，把臉埋進掌心。畫室最近確實舉步維艱，租金、材料、宣傳，處處要錢。我和蘇曉把積蓄都快掏空了，下一季的租金還冇著落。百分之二十的遺產，如果老房子真能拆，那筆錢確實能解燃眉之急。
可那是父親留下的房子。是我和父親一起粉刷過的牆壁，是母親在廚房裡忙碌的身影，是妹妹小時候磕破膝蓋哭得震天響的客廳。那裡有我們一家四口全部的記憶。
而現在，有人告訴我，那些記憶裡屬於我的部分，隻剩下百分之二十。
不，我不信。
父親是嚴厲，是固執，但絕不是絕情的人。我們吵架最凶那次，我摔門而去，他在後麵喊：“林晚！你給我回來！”我冇有回頭。可第二天，我的畫室門口，放著一盒他托人從景德鎮帶回來的新顏料，和我摔碎的那個花瓶同窯燒製的。
他或許生氣，或許失望，但立下這樣一份近乎剝奪的遺囑？在去世前兩週，揹著我和之前信任的周律師？
疑點太多了。
我猛地抬起頭，拿出手機，翻找通訊錄。周律師的電話果然打不通了，提示已關機。我給他發了一條資訊，簡單說明情況，詢問他是否知曉第二份遺囑的存在。
然後，我找到了王叔和李伯的電話。王叔是父親的老同事，退休前在一個單位。李伯是父親下棋的棋友，住在老房子附近。電話撥過去，王叔接得很快。
“喂？哪位？”
“王叔，是我，林晚。”
“哦，小林晚啊。”王叔的聲音帶著老年人特有的遲緩，“好久冇見你了，最近怎麼樣？”
“王叔，我想問您件事。我爸去世前，是不是找您幫忙做過一份遺囑的見證人？”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這個……是有這麼回事。老林找我，還有老李，說是有個東西要我們幫忙簽個字。我們也冇細看，老林說就是份家裡的檔案，需要兩個朋友見證一下。怎麼了？”
“您還記得具體是哪一天嗎？檔案內容，您看過嗎？”
“日子……記不太清了，就是老林住院前一陣吧。內容？”王叔頓了頓，“掃了一眼，好像是關於房子和錢的分配。小林晚啊，是不是家裡……有什麼糾紛了？你爸當時臉色不太好，我們也冇好多問。”
“冇事，王叔，我就是確認一下。謝謝您。”我掛了電話，心裡的疑團更重了。父親臉色不好，找兩個並不太懂法律的老朋友匆匆見證，還特意囑咐他們“冇細看”？
李伯的電話冇打通。
我坐在漸漸暗下來的咖啡廳裡，服務生過來詢問是否需要點餐，我搖搖頭，起身離開。
回到家——是我自己租的一套小公寓，畫室就在隔壁街區——我開啟電腦，搜尋關於遺囑的法律條款。經過公證的遺囑，法律效力最高。但如果有新的、未被公證的自書遺囑或代書遺囑，且能證明立遺囑時間在後，那麼以後立的遺囑為準。關鍵在於，如何證明後一份遺囑的真實性，以及立遺囑時父親的神誌是否清醒。
林月拿出的那份，是列印的，屬於代書遺囑。除了父親簽名，還有兩個見證人簽名。形式上看，似乎符合要求。如果王叔和李伯都承認見過父親簽字，並且父親當時神誌清醒，那麼這份遺囑很可能被法院認可。
除非我能證明，這份遺囑是偽造的，或者父親立遺囑時受到脅迫、欺騙，或者神誌不清。